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施主，请留步
作者：方清平
内容简介
 活了四分之三生了，没经验有教训，给年轻人当个反面教材也好。我年轻时候就是因为没有教材，生了好多不该生的气，着了好多不该着的急，也享了好多不该享的福。 我年轻时候要是有这么本书儿该多好呀！不过话说回来了，那时候真有这书我也看不进去，俗人都是事后诸葛亮。当然了，也有一辈子糊涂的。 编辑推荐：★★★★★ 1.敬告读者：《施主，请留步》适合50后、60后、70后、80后和90后！ 2.《施主，请留步》，愿书中故事陪你笑过最难忘岁月！ 3.唯名山能留仙住，是真传只说家常。红尘万丈，光怪陆离，一本歪经，献给所有花钱买书的人！方清平 4.如果你正经历着幸福或者煎熬，荣誉或者羞辱，都别当回事儿。那就是个梦，早晚有醒的时候。如果还没醒，快看《施主，请留步》吧！ 媒体评论： ★方清平，另类单口相声演员。一袭长衫，不苟言笑，蔫头蔫脑，絮絮叨叨。他的相声，既区别于以叙述故事见长的传统单口相声，又区别于夸张说唱的新派脱口秀。木然地站在桌子后面，既无过多表情，也无太大身段，似与您家常聊天，但是句句幽默至极，段段切中时弊。 中国广播网 ★方清平是笑星中的冷面杀手，因表演单口相声《童年往事》，被称为马三立再世。很多观众在心中对方清平的第一印象是这个人光头锃亮、长得有点憨、有点傻的形象。 新浪娱乐 

自序　我有病


小时候写作文，头一句总爱说“光阴似箭，日月如梭”。其实那时候总是抱怨日子过得太慢，望眼欲穿总也到不了春节。


我今年虚度四十五岁，不是谦虚，真是虚度。现在终于感受到光阴真的似箭，日月真的如梭。回首往昔，感慨颇多！


而立之年，我写剧本挣了几万块钱。朋友前呼后拥，每天吃晚饭至少一桌，都是我请客！后来买了辆两厢夏利，还雇了个司机，在我心目中那车相当于现在的顶级路虎。那时候我很快乐。但是如果我是个节俭的人，把那几万块留到现在花，还能买着当年的快乐吗？


现在我一次挣几十万也没那么快乐，一套别墅上千万，这刚哪儿到哪儿呀？


以前天天挤公交的时候，最大的享受就是上车有个座儿，一直睡到下车。现在出门儿坐着商务车，车上几个座儿，想坐哪个坐哪个，享受吗？还没当年挤公交抢个座位快活呢。


人的欲望跟时间的脚步一样，永不停歇。现在我脑子里想的是，什么时候能买辆房车，想方便就方便，省得憋着伤肾。


兴许有一天我真买了房车，随时在车上撒尿，那时候我肯定还不满足，脑子里指不定又胡琢磨什么呢！


以我的经验，您有了钱别乱花，也别不花，要快快乐乐地花。甭管买什么，只要您喜欢——当然了，手枪跟冰毒除外。


我仿佛有点儿顿悟了。


“人生如梦”这话太准确了。回忆起过去的喜怒哀乐、悲欢离合，仿佛是另一个自己经历过似的，都变成了过眼烟云，随着时间的消失蒸发了，没在生命里留下一点儿痕迹。真正留下的就是自己的身体，没病你就舒心，有病你就难受。


我现在终于可以拍拍老腔儿奉劝一下年轻人，如果你正经历着幸福或者煎熬，荣誉或者羞辱，都别当回事儿。那就是个梦，早晚有醒的时候。你只要把这一觉睡舒服就行了，保养好身体，等梦醒了的时候，还能出去活动活动。


我还悟明白四个字——“人生如戏”，这话在追悼会上体验得最深刻。以前参加追悼会，是刻骨铭心地难受，痛哭失声。现在呢，感觉跟演了一场戏差不多，恍恍惚惚就过去了，和演戏唯一的区别就是没地方领劳务费。


现在演起电视剧来倒跟真的似的。去年演杨亚洲导演的《生活有点儿甜》，在戏里我母亲去世，演完戏回家我难受了好几天，这就叫“戏如人生”。


假作真时真亦假，无为有处有还无。是人生还是演戏，从人的内心感受来讲没什么区别，都是一次经历而已。


我十几岁时的理想是，跟马三立先生似的，每场演出都那么火爆，一出场满堂掌声，我冲观众频频作揖。


二十岁时，我的目标是，挣好多好多钱，天天吃卤煮火烧，隔一天来一顿爆肚，一个星期一次涮肉，一个月去一回全聚德。


三十多岁我希望的是，出去跟哥们儿喝酒的时候，有个漂漂亮亮的女星跟着我。我轻描淡写地向哥们儿介绍：“这是我马子。”马子羞涩地冲我一笑，“讨厌！”


现在四十多岁了，我的人生目标就是，身体健康，多活几年。


怎么突然不着边际地发了这么多感慨呢？因为我有病。


活四十五年了，身体从来没这么不舒服过。上医院看看吧，医生给我开了一摞检查单，我把所有的项目全检查完，已经是十几天之后的事儿了。


这十几天我把医院复杂的地形全摸清楚了，估计当个医导都没问题。


我把化验单交给医生——他是我的哥们儿，看了我的化验单，他跟我说：“方哥，你太不注意啦！你知道你现在什么情况吗？七八十岁的老年病的指标，都该进ICU啦！”


其实我知道自己的情况很糟，但是我没想到糟糕到这种程度，化验室的哥们儿还说，我的情况真的离死不远了。


我托朋友安排了个单间，高干的待遇，一天交一百多块钱，比如家还便宜。


我躺在医院的病床上，怎么也睡不着。突然感觉病房有点儿像寺庙，让我可以把尘世的欲望和烦恼都抛在脑后。眼前一片雪白，脑子里也一片空白。


外面传来凄惨的哭声，我突然冒出个念头，感觉死的人是我，哭的人是妻子……后来哭声变成了骂声，再后来我知道了——原来是个病人喝多了，在撒酒疯。


隔壁一个怪老头儿又在骂人了。估计给他输液的不是年轻护士，而是上了岁数的护士长。怪老头儿已经病危了，连儿女都不认识了，但是他能分出年轻护士和老护士。年轻护士给他输液，他就笑；老护士给他输液，他就骂街。


这不值得大惊小怪。每个人都好色，只不过有人隐藏得深，有人暴露得明显。怪老头儿以前可能过于压抑，在生命的最后一段时光，终于爆发了。


护士长又在数落对门病房的那个护工。女护工是农村中年女性，照顾一个单身老头儿。俩人私定了终身，女护工到了晚上总是跑到病床上睡，让老头儿睡她的折叠椅。


白天老头儿的儿女还把女护工骂了一顿，说她想霸占老头那两室一厅，没门儿。


医院是个神奇的地方，外面很乱，我的心却出奇的宁静。以前脑子里想的是前途、事业、金钱，现在脑子里考虑的是健康、活着、死亡。出大名、出作品、挣大钱、买别墅、上栏目……这些事情彻底抛在脑后了，跟我一点儿关系都没有。


因为我的时间不多了。


我假想着妻子听到医生说“我已经尽力了”之后，痛哭失声的情景。


我假想着亲友们听到噩耗，惊讶的表情。


我假想着自己的追悼会——


追悼会一定要在八宝山举办，老字号讲信誉，保证骨灰是自己的！估计进不了一号厅，我的级别不够，团里不给报销。不进也好，一号厅太大，万一去的人少，显得太冷清。


二号厅就可以，大小适中，显着温馨。二号厅有四个，梅兰竹菊，就在梅厅吧，离洗手间近，亲友们上厕所方便。


致悼词的是谁呢？理想的人选应该是冯巩，他是我们单位领导，我又是他调进团的，这事儿他应该帮忙。他会不会说那句“我想死你啦？”这回是真给我想死了。


要说死了也挺好！平常我见着他点头哈腰，这回他得给我鞠躬。我连礼都不用还，一还礼能把他吓死！


亲友们还要转着圈瞻仰遗容。不知道给我化妆的师傅手艺如何，我不希望化得面无表情，最好有点儿笑容。活着的时候说我是“冷面笑匠”，死了的时候总该笑着跟大伙告别。


我估计没几个真哭的，好多都是来看热闹的！追悼会结束还得请大家吃饭，在中国生孩子、死人、结婚……干什么事儿都离不开请客吃饭。


这帮人吃饱喝足，拿着打包的剩菜回家了。家里人还问哪——


“今天干吗去了？”


“参加追悼会去了。”


“谁去世了？”


“就那谁……哎，今天烧的是谁来的？哦，想起来啦，方清平。”


“方清平死啦？”


“啊！”


“……你带回什么菜啦？”


这事儿就算永远过去了。


第十天，大夫的话打断了我的遐想，“告诉你一个好消息，你的指标大部分都恢复了，看来就是喝酒造成的。”


突然间，买别墅、出大名、挣大钱这些事情又一起涌上了我的心头……


但我还产生了一个强烈的念头，写一本书。


以前写过不少剧本，那都是为了挣钱瞎编的。现在我得写写自己的真实感受，万一哪天有什么不测，也得给世人留点儿东西吧！


我的同龄人总说，“我活了半辈子了”。我的长辈们则说，“我活了大半辈子了”。这两种话我都没资格说，我只能说“我活了四分之三生了”。


我如果是能活到九十岁，现在有资格说“我活了半辈子”。我如果能活到八十岁，有资格说“我活了大半辈子”。问题是这两种假设，我估计都没戏。我估计我只能活到六十岁，所以说自己是“我这四分之三生”。


我摸着黑打开电脑，开始写书。


我应该总结一下儿了，活了四分之三生，没经验有教训，给年轻人当个反面教材也好。我年轻时候就是因为没有教材，生了好多不该生的气，着了好多不该着的急，也享了好多不该享的福。


不过话说回来了，那时候真有这书我也看不进去。俗人都是事后诸葛亮。当然了，也有一辈子糊涂的。在庐山里头就能看清楚庐山长什么样儿的人，那才是真诸葛亮呢！


方清平


北京·2015

第一章　江湖奇谈


最近总有人给我打电话，“听说老毕那事儿了吧？你留神吧。”因为他们知道我口无遮拦，为了抖响包袱儿，不该说的有时候也说……


1.舞台异闻录


最近总有人给我打电话，“听说老毕那事儿了吧？你留神吧。”因为他们知道我口无遮拦，为了抖响包袱儿，不该说的有时候也说。这对我真是个提醒，现在大小也算半个著名演员了，说话真得注意影响。


我相信老毕本意也不是反党反社会，只不过他那个身份不应该传播那种东西，而且是在那样的场合，更不应该。


最可恨的是把视频放到网上的那个人，他也许只是为了好玩儿，可是他把老毕给毁了。所以现在我们这帮演员凑一块儿吃饭，都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，“不许拍视频啊！”万一觉悟不到，说了某句不该说的话，让人传到网上，那就麻烦了。


听说后来又出了个事儿。几个人在包房刚要吃饭，进来个保安，“为了保证大伙儿的隐私，请把手机交给我们保管，吃完饭再还给大家。”几个人一听，餐厅想得太周到了，都把手机交给了他。吃完饭想领手机，一问服务员，人家说了，“我们餐厅根本没这规定，也没这么个保安。”


闲话少说，下面和大家说说我在演出中所见闻的一些新鲜事儿！


枪口下说相声


十七八岁的时候，我跟随草台班子到北京郊区的苏家坨演出。演出地点是个露天体育场，我跟付强还有老相声演员李荣林老师表演化妆相声《金钱与孝子》。演到一半儿，我的头发根儿突然立起来了（那时候我还有头发呢）。在观众席里，有一个中年男子，拿着一杆气枪向我瞄准呢。


郊区演出很乱，根本没人维持秩序，他拿枪对着我也没人制止。那时候允许打鸟，拿气枪也不犯法。可我害怕呀，虽说是气枪吧，要是打眼睛上也得瞎呀！要搁现在说单口相声，赶紧结束就下台了。那时候没有舞台经验，而且也不能把那俩人搁在台上，还得硬着头皮往下演。


我心里还安慰自己呢，“也许他只是对着舞台，并没真瞄准自己。”趁着自己没词儿的时候，往台侧溜达溜达。不对，他的枪口跟着我动。我顿时出了一身冷汗，说那词儿也前言不搭后语。


戏比天大。就算台上出了天大的事儿，也不能演到一半，扔下全场观众，自己跑回后台，那就算重大事故啦。


台下观众什么也不知道，笑得前仰后合，您哪儿知道台上的演员是冒着生命危险逗您笑呢。


好不容易把这个节目演完，我鞠躬下台，再侧目往台下一看，那个人把枪也放下了。就是冲着我来的！我那么点儿岁数，怎么可能有仇人呢？父母的仇人，来暗杀我？他怎么可能追到苏家坨来呢。我演的是个不孝顺的儿子，他觉着我可恨？他事先也不知道我们这个节目，怎么准备气枪的呢？再说了，付强演的那个儿子，比我还可恶呢，他怎么不瞄准他呢？苏家坨体育场对面是精神病院，会不会是里面的病人跑出来了？


究竟怎么回事儿，到今天我也没想明白。

马屁拍错了


央视导演王晓，曾经执导过几届相声大赛。2010年我参加大赛，表演相声《幸福童年》受到关注，也是王导鼓励我参赛的，可以说是我的贵人。


大赛结束之后，王导组织历届大赛获奖选手到几个城市巡演。我的老搭档付强之前跟别人参赛，也得过奖，所以王导让我们俩一起说对口相声。


第一站到的是涿州，我们俩好几年没一起合作了，自认为艺高人胆大，又没认真排练，上台显得很不默契。对口相声要想受到观众的欢迎，最基本的条件就是配合默契。结果我们俩的演出效果很差，说到中间起了倒掌，只得草草收场。


演员演出效果不好，比丢一万块钱心里都难受。我跟付强连夜宵都没吃，郁闷了一晚上。第二天早晨八点多，就起来对词儿，下决心一定在下一场把面子找回来。


第二天晚上在固安演出。付强按照往常的套路，上台先跟观众套近乎，“我们演出走遍了大江南北，我发现就属咱们固安的观众欣赏水平高。”台下掌声四起。


付强听到掌声，跟猪看见泔水似的，马上来了精神。他想起涿州失利的事情，突然产生了一个念头，“那场不是我们没演好，是观众欣赏水平不行。”于是顺嘴又说了一句，“固安的观众比涿州的强多啦！”按理说这时候台下应该有掌声，但是那天挺奇怪，台下死一般沉静。付强接着说，“我就爱到固安演出，观众比涿州的观众都漂亮。”台下的人都板起了脸。结果这场演出就第一个包袱儿有效果，后面一直没人笑，我们俩又灰溜溜地下了台。


负责接待我们的干部，对我们也不像原来那么热情了，板着脸不理我们俩。王导告诉我们原因：“观众都是涿州某单位的，在固安租的剧场。”


我们哪儿知道！您说我们冤不冤？从那儿之后长经验了，每次上台之前，一定找当地组织者把观众情况问清楚了，省得说错了话。

往下轰


年轻的时候说相声，上台没人认识，说得又不好，不受欢迎是常有的事儿。有一回在北京某礼堂演出，从我上来说头一句话开始，第一排有一位大哥，就高举右臂，往侧幕那儿比划。开始还以为他喜欢听呢，后来觉着不对，听歌挥动胳膊打节奏，听相声打什么节奏呀？相声也没法儿打节奏呀。后来明白了，他比划的意思是让我下去。不过人家挺文明，没张嘴喊，而是用手势示意。


我不能下去呀，一下去彻底演砸啦！这观众挺执着，我说相声这十几分钟，一直比划，也不怕胳膊酸。我们硬着头皮说完了这段儿，报幕员看不出眉眼高低，还让我们返场。那人真忍不住了，无可奈何地叹口气，“不要脸。”


要想当演员，第一关就得突破自尊心这道防线。我师父李金斗先生教导我们，“要脸就是不要脸，不要脸就是要脸。”个中含义，估计只有演员心里最清楚。


某曲艺团到内蒙古演出，演员往台上一站，观众齐声高喊“共逮”，演员琢磨，估计是用蒙语叫好儿呢，表演得挺卖力气，就是没人乐，也没人鼓掌。下台问当地人，“‘共逮’是什么意思呀？”人家说了，“就是滚蛋。”


观众为什么这么气愤呢？因为那个小县城的群众大部分说蒙语，听不懂普通话。花钱买票是想听唱歌，花钱听俩大老爷们说天书，他们能不生气吗？


某歌手唱歌爱互动，唱到一半高声问观众：“朋友们，喜欢听吗？”观众高喊：“不喜欢。”如果演员自尊心很强，一扭头下去了，节目就演砸了。那个歌手很老到，理直气壮地说：“但是我喜欢！”多新鲜呀，你再不喜欢还唱它干吗！


我跟付强到江浙演出，由于语言障碍，当地人不爱听相声。但是人家不像北方观众那样，高喊“下去吧”，人家是无可奈何地跟我们商量，“不要讲了好不好？没有意思啦！”


到上海演出更干脆，连商量都不商量，全场观众面无表情，瞪着大眼睛看着我们。全场一点儿杂音都没有，不知道的以为我们俩静场录音哪。


舞台演员还好点儿，歌厅、夜总会的演员更辛苦。观众里面老实人少，都是些混社会的，还有不少喝多了的。不累得四脖子汗流，他们根本不买账。搞笑的演员就更难了，必须无底线地出卖自尊，才能博得客人的喝彩声。


很多著名演员都是夜场出来的，比如说喜剧演员白凯南。他给我讲过一个故事，某歌手演唱《酒干倘卖无》，是升降台，摆好造型，前奏声中，从地平线缓缓升起。台下的观众以为是女歌手，一瞧升上来的是个男的，大喊“下去吧”。


后台演员都紧张地看着台上，不知道演员如何应付。这时候前奏结束，该唱第一句了。台上演员没办法，只得起唱，“多么熟悉的声音。”


他说得倒是实话，干夜场让人往下轰是常事儿。

冲突


我有个部队演出队的战友，演小品的，复员后到夜场唱歌。他不会唱呀，就知道扯着脖子嚷嚷。下面有个客人正跟美女缠绵着，俩人刚要碰杯，他一嗓子吼出来，吓得美女手一哆嗦，泼那男的一脸红酒。


那男的也是混社会的，当时就不干啦！上台抢过对方的话筒，“你他妈唱的这是什么歌呀？我把麦克给你摔啦！”说完真给摔台上了。我战友只能捡起来接着唱，如果一还嘴，肯定打起来了。


有一位已故的老相声艺术家，年轻的时候就在北京天桥走红，晚年出去走穴演出。岁数大了，比不上年轻演员那么光鲜亮丽。往台上一走，第一排有位观众说，“瞧他那德行！”老先生幽默地随口回了句，“你爸爸年轻时候还不如我呢！”结果，俩人打起来了。


要说跟观众打架我也有过一回。十几岁的时候在文化宫的游园会上露天演出，有个小师妹在下边看。我们刚说到一半儿，小师妹和其他观众发生点儿小口角，对方挺厉害，小师妹练杂技出身，也不示弱，双方动起手来。我跟搭档付强不能袖手旁观呀，只好放下相声不说了，加入战群，最后一起被观众扭送到派出所。幸亏是那个年代，要是现在，观众把视频放到网上，我们俩不是走红网络，就是遭到封杀。

经典的出错儿


跟付强刚开始参加演出的时候，表演相声《彬彬有礼》。这是很火爆的一个段子，那年头很多年轻演员都演。我们俩在北京刘家窑影剧院演出，有个包袱儿是付强模仿日本人鞠躬，“先生，您好，我的名字，车五进二。”


前两天刚有对相声演员在这儿演完这段儿，观众知道词儿，付强刚说“我的名字”，中间有个小停顿，我们叫包袱口儿。观众大喊“车五进二”。付强没词儿了，笑场啦！接着怎么也控制不住，他下台了，把我一个人留在了台上。我没办法呀，说单口儿吧。根本没练过，把听来的《结巴论》说了一遍，效果还挺好。这时候付强又溜达上来了，接着说《彬彬有礼》。


要不说因果报应呢，后来我也把付强搁在台上一回。二十多岁的时候，我们俩上济南干夜总会。演出前师弟韩冰请我吃饭，我没出息，喝了一瓶白酒。上台之后一句词儿说不出来，就站那儿发愣，付强一个人说了三十多分钟。还好，演出结束我还知道鞠个躬下场，要不然就彻底砸锅了。


在部队宣传队的时候，我们队长谢顶，上台演出戴假发。他是个曲艺迷，特别愿意跟我演双簧。有个包袱儿是拿扇子打脑袋，我本不敢打领导，他说了，“这是演戏，只要效果好，该怎么打怎么打。”这回我放开了，在台上这一扇子下去，劲儿大了点儿，把他假发给打掉了。观众吓一跳——“给这人头盖骨打下来啦！”


在南京待了半年，也有乐子。有个男中音演员，演唱《达坂城的姑娘》。报幕员把这首歌跟《吐鲁番的葡萄熟了》给弄混了，一报幕，“请欣赏《达坂城的姑娘熟了》。”观众吓一跳，这报幕的太残忍了，要吃人肉啊。


男演员心里净琢磨报幕员的事儿，他也出错了。第一句应该是“达坂城的石路硬又平”，他一张嘴，“达坂城的姑娘硬又平啊……”观众又都惊呆了。


这位男中音还出过一回错儿。他每次演出都要清唱一首《三大纪律八项注意》，让战士们给他打节奏。有一回上基层慰问，战士很少看演出，特别热情，节奏越打越快，他这嘴实在跟不上了，也用了那招儿——“大家一起来。”


这是越唱越快的，还有一位歌手越唱越慢。那是到了燕山石化之后，有一回我们到施工现场慰问，没有电源，唱歌用装电池的录音机伴奏。轮到一位山西歌手演唱《说句心里话》的时候，电池快没电了，伴奏越来越慢。这哥们太有功夫了，愣演唱了一回太极版的《说句心里话》。


后来到全总文工团，有位著名通俗女歌手，每回上台的时候，都要跟楼上的观众打招呼，“楼上的朋友，你们好吗？”有一回她又问，“楼上的朋友，你们好吗？”观众全愣了，那剧场没有二楼。灯光晃着，她根本看不清台下，出了个大笑话。


还是这位女歌手，有一回在露天演出，舞台是拿木板儿搭的。她穿那高跟鞋儿鞋跟儿跟锥子似的，扎到木板缝儿里去了。演完想下台，鞋却拔不出来了。蹲下来拔鞋吧，几千观众呢，太不雅观。把脚从鞋里抽出来下台吧，留下只鞋，太诡异了。她很机智，“我再给大家清唱一首《谁说女子不如男》。”亮相的时候身子一绷，腿一使劲儿，鞋跟拔出来了。


全总文工团有位老艺术家孙宝贵先生，已经去世了。他跟我们一起演出的时候，喜欢演唱一首《大烟袋》，是抗日歌曲。他的学生赵玉章是我们团长，跟老师说，“您在台上别太死板，也跟年轻歌手学学，唱之前跟观众交流交流。”


孙老师挺听学生的话，唱之前跟观众聊上了，“朋友们好，我给朋友们演唱一首《大烟袋》，希望朋友们喜欢。”一句一个朋友们，为了套近乎呀。该唱歌了，头一句“那一天狗日的来扫荡”，老头儿唱错了，“那一天朋友们来扫荡”。后台都快乐趴下了，孙老师下台，大伙都指着他喊，“汉奸！”


孙老师台下还出过一个错儿，后来被编成了笑话，在网上流传。不知道是巧合，还是认识孙老师的人给传播出去的。他骑自行车送女儿去幼儿园，把女儿放到自行车后座儿上，跟女儿说：“坐好了，别乱动，乱动就掉下来了。”刚要上车，有个熟人叫他。俩人聊了会儿天，握手告别。孙老师忘了后座上有人，片腿上车，把女儿给踹下去了。


孙老师艺术好人也好，就是没有通过艺术改善好生活。闺女跟姑爷都下岗，退休之后为了生计，到官园花鸟虫鱼市场卖热带鱼，天天跟小商贩混在一起，想起来有点儿心酸。


老艺术家出错儿，用现在的话说，很呆萌。现在我所在的中国广播艺术团，已故演员郭全宝先生，生前出过一回错挺经典。他每次上台第一句话总爱说“刚才那个节目演得不错”。那天上台还是那样儿，“刚才那个节目……”说到这儿想起来了，他是第一个节目，刚才没节目。幸亏老先生舞台经验丰富，“刚才那个节目……是报幕员报幕，不错，口齿清楚。”他还真有的说。


天津有位老相声演员，穿好演出服在后台等着接场。正喝茶呢，有人过来喊，“该您上了！”老先生一听，要误场，三步并作两步冲到台边，满面笑容地登台上场。到场上一看，傻眼了，前场的演员刚说到一半儿。


观众觉着奇怪，怎么说到半截儿突然蹿上来一个呀？老先生想回去，又觉着不合适，鼓着掌奔下场口了，从下场口下场。观众明白了：“老演员扶持年轻人，领掌来啦！”


舞台上不但说相声的、唱歌的出错儿，有时候舞蹈演员也出错。全总文工团一位男舞蹈演员，跳独舞《猪八戒背媳妇儿》，戴个大肚子，大摇大摆地往前走。都走到台边了，前边就是乐池。肚子挡着他的视线，他看不见，还往前走呢，结果掉乐池里了。幸亏乐池不深，没摔坏。


按理说遇到这种情况，完全可以终止演出，去医院检查了。但是这演员挺有艺德，爬上来接着跳。观众以为这是事先排练好的，还说呢，“这段儿不错，真实。”能不真实嘛！


有个女演员跳群舞，穿长裙。怕走光呀，长裙里面加了一条平角的短裤。跳着跳着短裤松紧带儿坏了，掉下来了，在两只脚那儿跘着。演员急了，一抬腿把短裤甩后台去了。团长正在后台看节目呢，短裤从天而降，正套他脑袋上。


我们在济南演出饭市，就是歌舞伴宴。中间是梯形台，两边就是客人的餐桌。跳草裙舞的时候，有个演员鞋带儿没系好，鞋甩出去，掉客人火锅里啦！这回味道可足啦！


我说这些事儿，现在听起来可笑，当时演员得多尴尬呀？现在的年轻人觉着演员这碗饭好吃，都想当明星，挣大钱。很多人只看到了演员风光的一面，其实这背后有多少尴尬和心酸哪。

2.文艺民工闯广东


我现在居住的小区前面盖写字楼，聚集了大批民工。每天傍晚，工地门口成了自由市场，卖盒饭的，卖旧衣服的，都是为民工服务的。很多小区居民对民工很反感，因为他们干扰了居民的正常生活。


我真心觉着民工挺不容易的，虽说他们让拥挤的北京城变得更加拥挤，可要是没了他们，咱们这帮北京大爷也不可能自己给自己盖楼呀。说句冠冕堂皇的话，他们为北京的建设出了一份力。


我对民工有感情，因为河北老家的几个舅舅，也在北京当建筑工，我深知他们的辛苦。另外呢，我也曾经背井离乡，两下广东，当过文艺民工。


“卖猪仔”


20世纪八九十年代，广东改革开放的步伐迈得快一些，所以大批“北方佬”涌入广东，打工谋生。1994年，我跟付强也加入了南下的队伍，到广东的夜场说相声。


上广州城说相声是没人听的，广州人都说粤语，听相声就跟听大悲咒似的。所以我们第一站选择了深圳，那儿是移民城市，东北的、河南的、湖南的、江西的，哪儿的人都有。我们坐着火车来到广州站，夹杂在民工当中……不对，应该说我们这些民工一起，走出广州火车站。从当地人的眼神当中，我们已经看出来了，广州人不欢迎我们这帮“北方佬”，因为我们跑人家门口儿跟人家抢饭吃来了。


从广州到深圳有大巴车，一张票一百多块钱。旁边有私人的小面包车，四十块钱一位。我们图便宜，就上了这四十块钱的车，没想到是上了贼船。上高速走了没一会儿，车子靠边停下了。司机说了，车子坏了，又给我们联系了一辆车。


不一会儿又来了一辆面包车，我们这帮人稀里哗啦地上了车。车子刚上路，车主说了，“买票啦，每人四十啦。”这下儿我们急了，刚才都买过票啦！车主说了，“刚才那票跟我们没关系，上我们这车就得买我们的票。”


我们这帮人明白了，这是被骗啦！广东人管这叫“卖猪仔”，我们让人当猪仔给卖啦！我当时就不干了，一把拽住他，“你大爷的，找抽呢？”旁边四个乘客把我按那儿了，“吊累！”这是句粤语，很难听的骂人话。我明白了，车上有一半人都是打手。乖乖掏钱吧！


又交了四十块！走了一会儿车又“坏”了，又把我们卸下来啦！过一会儿又来一辆面包车，我明白呀，这是又让人卖一回。有心不上车吧，高速路上，前不着村后不着店，人生地不熟，再遇上土匪。上车吧，接着掏钱买票。


这一路给我们卖了好几回，花了一百多块钱，好不容易到了个镇子。把我们赶下来，面包车开走了。他们骗钱有够，要真是没完没了地卖，怕把我们逼急了，跟他们玩儿命。我们下车的镇子去年（2014年）大火了一把，就是东莞。


我们去的时候，东莞还没什么高楼大厦。后来我又去了几回，真不认识了，变成现代化城市了。提供特殊服务那宾馆我也住过一次，不过我可什么都没干啊！


马路边又有小面包司机跟那儿喊，“深圳啦，深圳啦，四十块钱啦！”我心说，不要钱我都不坐啦！找到了长途汽车站，买票上了大巴，心总算踏实下来。

陪酒妹


到了南头关卡，又遇到麻烦了。那时候深圳是小平同志划的圈儿，属于特区，要想进去得办特区证。我们不知道呀，来的时候没办。我们演出的那家歌厅老板还挺有门路，开车给我们接了进去。人家跟我们说了，“你们出门儿的时候留点神，如果被查到你们没有特区证，要被抓去筛沙子，挣够了罚款才能放出来呢。”我一听，这不是对付民工的办法吗？又一想，我就是民工呀！


歌厅的楼顶搭了一排木板房，顶头一间就是我跟付强下榻的地方。我一瞧，其他的木板房门口，晾晒的都是花花绿绿的女士内衣，一打听才知道，那些房间里住的都是陪酒妹。闹了半天我们跟民工还不一样，我们跟陪酒妹差不多，属于陪笑哥。


甭管法律和道德上怎么看待陪酒妹，反正我没有歧视她们的意思。我觉着她们总比在家吃父母的那帮啃老族强，至少是靠自己吃饭的。


那家歌厅的陪酒妹大多来自江西、湖南、湖北等地的农村……请这些地方的朋友千万不要误会，哪个省都有当陪酒妹的，只不过深圳的陪酒妹来自这些省份的居多。


她们不想脸朝黄土背朝天，想过城里人的生活。但是家里兄弟姊妹多，父母无力供养她们读书。于是只好只身到大城市闯荡，举目无亲，找不到好的工作。又觉着打工太累，挣钱太少，听说陪人喝酒，搂搂抱抱就能挣钱，陪就陪呗，反正老家人也不知道。过年的时候拎着大包小包衣锦还乡，就跟乡亲们说是开店挣的，让那帮小姐妹们羡慕死。


慢慢地跟她们混熟了，她们知道我爱喝酒，有那儿客人喝不完的洋酒，想存在吧台，她们就说：“让小妹带回去喝吧。”然后带回来送给我喝，还告诉我：“这叫芝华士，你知道多少钱吗？四百八！”


有一天夜里，我发现她们好几个人都是哭着下班。一问才知道，有个过去在这家歌厅唱过歌的小帅哥，在别处搭乘摩托车赶场的时候，出车祸去世了，还不到二十岁。孩子的父母来处理后事，哭得死去活来。姐妹们纷纷解囊，凑了钱送给老人。


陪酒妹钱来得也不容易。客人来这种地方就是放松、发泄的，所以让你喝酒你就得玩儿命地喝，让你唱歌你就得没完没了地唱。必须得让客人满意，下次来才能再点你陪酒。而且每个陪酒妹都有任务，每星期必须有两次客人通过你订房，否则罚款。


她们生活很节俭，后半夜下班之后，有的回家吃碗泡面，有的到大排档吃碗酸辣粉，就把自己打发了。赶上哪位客人高兴，请客吃饭，她们会低头往死里吃，这顿饭要能坚持到第二天上班，而且要解一个礼拜的馋。


她们最大的花销是化妆品和烟，都是工作必需的。没有化妆品上不了班，没有烟解不了乏。隔三岔五她们也会聚餐吃顿火锅，都是AA制。


她们最大的任务就是攒钱。有的要供弟弟上学，有的父亲动手术欠了债。还有个四川大姐，那时候就比我岁数大。老家有老公有孩子，老公什么都不做，她一个人要养活三个人。


大部分陪酒妹没有这么重的负担，她们攒钱的目的，要么是将来能开个店，买点儿首饰之类的小物件。要么是给自己准备嫁妆，将来找个好人家。


后来有一个陪酒妹来北京发展，辗转联系到了我。她这时候已经成为了一种保健品在北京的代理商，还在北京买了一套两居室。


过段时间她请我喝酒，向我哭诉：她没有北京户口，那时候没有北京户口是不能买房的，所以她是用她舅舅的户口买的房，她舅舅霸占了那套房，不给她了。你说她这个舅舅心有多黑！


后来有一回看电视，有个演丫鬟的演员挺眼熟，再仔细一看，也是深圳的一个陪酒妹。


她们的段子比我多得多，只不过她们没有机会出书而已。

歌厅说相声


还是聊我自己的事儿吧。


在深圳的演出还挺火爆，因为特区那时候还没相声，我们算是开荒人。深圳不少北方过去的，能够在这四季如春的南国，听到北方的相声，感觉还挺亲切。演了一段儿时间不行了，就会那几个段子，人家听腻了。


换地方吧，又到了深圳附近的几个小城市，状况可就不同了。首先是演出的歌厅环境太差，黑咕隆咚，我们往台上一站，人家根本看不清我们的脸。跟老板说把灯打亮点儿吧，老板说了：“客人不希望太亮！”


我明白了，客人就不是看节目来的，都有其他的目的。我们的段子也没什么人乐，人家是来找小妹的，谁听俩大老爷们儿白活呀？有时候下面一位客人没有，我们演的是陪酒妹专场。这些妹妹们倒是挺捧场，玩儿命地鼓掌，玩儿命地乐。同病相怜，互相帮衬。


就这样打一枪换一个地方，演两天就下课。找人家结账的时候都臊眉搭眼的，演砸了还拿人家钱，感觉特别不好意思。节目总监那脸色也不好看，说出那话更难听，“演得太差啦，真不应该给你们钱，你们也不容易，算啦算啦。”按我那脾气，真想扭头就走。但是转念一想，出来就是为挣钱，拿到钱就是胜利，就甭顾脸面啦。


有时候节目总监更损，在大排档吃饭哪，让我们过去结账。人家坐那儿吃着喝着，我们站后头等着拿钱，真跟要饭似的。


就这样又坚持了一个月，没有场子让我们演了。没有地方演，就得自己花钱找旅馆住。光花钱不挣钱哪儿受得了呀？马上要过年了，我们决定，打道回府，不在这儿当孙子啦，回家当大爷去。

战春运


到了广州火车站，正赶上春运，广场上跟人粥似的，甭说买票了，连靠近售票厅的可能都没有。这时候票贩子过来了，说有到北京的高价票。归心似箭，再也不想在这儿待啦，多贵都买！


不过这回我们学聪明了，这边处处是陷阱，好不容易挣来的钱，别再让他们骗走。我们跟他说好，必须送我们过检票口，才给他钱。票贩子满口答应：“就是真票啦，送你上车都不怕啦！”等到了检票口，票贩子说：“到地方了，给钱吧。”我们已经被骗怕了，“不行，你拿着票让检票员检完了，咱一手交钱一手交货。”说完这话一抬头，票贩子跑了。吓出一身冷汗来，差点儿又上当。


用假票混进站，上了车。买假票的旅客还真挺多，六个人拿着同一张卧铺的票，就一张是真的，我们那五张都是假的。这票贩子图省事儿，假票印的都是同一个铺。列车长说了，我们购买假票是违法的，必须写检查。我把一肚子火都撒在他身上了，“要是能买着真票，我们干吗买假票呀？”列车长把乘警叫来了，不写检查不给补票，下站下车。


写吧！在列车过道儿，把纸铺在车厢壁上，站着写检查。列车晃里晃荡，废了挺大劲儿才写好了，交给列车长。列车长阅读了一遍检查，审核通过，给我们俩补了两张站票。


火车过道、凳子下边都是人，连厕所马桶上都坐着人。有人上厕所，他出来给你腾地儿，等你解完手出厕所，他马上回去坐着，也不嫌有味儿。想席地而坐根本不可能，地方太小。于是我就挤到厕所门口儿，假装上厕所，坐在马桶上休息。休息了二十分钟，响起了急促的敲门声，开门一看，三四个人捂着肚子怒视着我。


我挺佩服火车上卖盒饭的，甭管多挤，她都能把小车子从车头推到车尾。肉汤儿泡米饭，加两片土豆一片菠菜叶，二十元一盒。20世纪90年代初，普通饭店一套烤鸭才二十八块钱。


是他们黑心吗？不是，火车车皮、铁轨、山洞、铁路桥……这些钱从哪儿来呀？就靠着卖盒饭往回赚哪。


我常坐火车有经验，盒饭是推过去吆喝二十，等再推回来的时候就十五了。等她来回推几趟，就变成十块钱一盒了，我准备等十块钱一盒的时候再买。


结果我的经验失灵了，推一趟就卖完了。现在是春运，不卖一百块钱一盒就算有良心。过一会儿卖方便面的小车来了，花十块钱买了一盒价值二块五毛钱的方便面，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挤到电炉子跟前儿，拧开水管儿接完水又给倒了，金鱼放里都烫不死。再挤到下一节车厢，没水！


这时候喇叭广播上了：“餐车推出音乐茶座，四十元一位。”我跟付强仿佛听到了亲人的召唤，拿着行李，举着那盒方便面，直接挤向音乐茶座。交了四十块钱，跟服务员要开水泡面，服务员说了，“自带的食品不能在这儿吃。”这明明是刚才她推车卖给我的，愣说我自带的，气得我把方便面扔了！


点了吃的东西，拿出自备的白酒，偷着倒在杯子里，又赶紧把酒藏回包儿里，怕服务员又说：“自带的酒不能喝。”举起酒杯刚要喝，乘警押着个小偷进了餐车，掏出手铐就把小偷铐在了我那张桌子的下面。


“警察大哥，您能不能给他换个地方呀？”


“就你这张桌子最靠边。放心吧，他不会伤害你的。”


“我怕我伤害他。”


“您随便伤害，别打死他就行。”


这回好了，喝酒不闷得慌了，有聊天的了。


在餐车待到十二点，人家清场了，又被轰回车厢里。这回更惨了，连原来的地盘都被别人抢占了，只能靠着车门儿站着。白天靠车门是个好地方，停车就能下去活动活动。晚上就不行了，靠着车门刚想眯一会儿，列车员过来了，“靠边靠边，到站了。”您就得给人家腾地儿。


就这样一站一站地熬，一站一站地盼。中途曾经有几次丧失了信心，想下车找个旅馆睡一宿再说。但是不行，家中白发母亲盼着儿子回去过年，更主要的，那么多哥们儿盼着我回去跟他们喝酒，于是我以顽强的毅力，度过了那个不眠的夜晚。


清晨，火车到了北京西站，缓缓停下那一刻，我倦意全消，浑身一震，终于熬过来啦！双脚踏上站台，我由衷地说了一句：“还是家好。”

头回坐飞机


事隔两年，到了1996年，我跟付强又一次南下广州。这次可不是跑场子的民工，是到一家香港跟内地合资的影视公司做演员。也不是坐火车去的，坐飞机去的。


那时候不像现在，整天飞来飞去的，看见机场就烦。那阵子八年也坐不了一次飞机，所以把坐飞机当成一次享受，也当成长见识的机会。将来跟哥们儿聊天的时候，飞机里头什么样儿，给的什么吃的，喝的什么饮料，这些都是谈资。


买飞机票的时候就挑选了半天，要坐空中客车，一样的机票钱，坐大飞机合算。还得挑选中午或者晚上那班，能赶上顿饭，不吃白不吃。提前两个小时就到了机场，对机场的环境还不熟，怕转悠晕了，耽误了飞机。另外想提前换个靠窗的座位，能看看下面火柴盒似的楼房。


等候过安检的时候，眼睛紧盯着前面人的一举一动，生怕自己一会儿露怯。那时候的人对安检这类事情很陌生，曾经有某曲艺团领导，带领着演员去人民大会堂演出。来到安检通道，直接趴到了放包包的传送带上，他以为那是过人的地方那。


上了飞机，学着别人的样子扣好安全带。趁别人不注意的时候，把座位上的各种按钮，全都试着按一按，下回再坐飞机就是老手了。想想马上就要在天上飞了，心中既激动又紧张。


说实话，飞机起飞的那一刻，确实有点儿手心发凉。中途有两次颠簸，更是让我心慌得不行。点饮料、打开小桌板、点餐，全都小心翼翼，生怕让人知道这是我人生第一次坐飞机。


三个多小时的时光，在紧张、兴奋、好奇、满足中，飞快地度过了。


出了广州机场，人家有车来接。我也不像头一回来时候那样，怯生生的了。俨然感觉自己就是个港台大牌明星。汽车把我们拉到了广州东站附近的临河村口儿，下了车让我们拉着行李箱往村子里走，越走越傻眼。

香港导演


临河村是外来人口聚集地，类似北京的唐家岭。里面都是私人盖的楼房，两座楼中间的小道根本进不来汽车，顶多能进辆三轮。到了地方，顺着黑咕隆咚的楼道摸上楼，有个两室一厅的单元房，就是我跟付强的宿舍。


房子倒是挺大，里面空荡荡的。就有两张床一个桌子，一看就是从二手家具市场买来的。睡了一觉，早晨起来发现浑身都是黑沫子。给我们买的棉被是黑心棉，里头全是渣子。洗脸刷牙吧，到了水池子一看，吓了一跳。我的牙刷上趴着一只蟑螂。用手一轰，感情这蟑螂会飞，又吃一惊。


上趟洗手间吧，从马桶后头钻出只老鼠来，跟小兔子那么大个儿。南方人长得小巧玲珑，南方的耗子倒挺彪悍。听说广州有吃耗子的，还琢磨那，“吃得饱吗？”这下儿甭担心了，一只耗子就能喝顿酒。


我们的工作是拍休闲喜剧，跟“憨豆”差不多，一个一个的小片段。坐着面包车在广州城里转悠，正赶上三伏天，四十多度，热得不行。编剧那创意也缺德，让我脱得就剩条裤衩儿，身上刷满了金粉，在马路边装雕塑。要是有行人过来，突然一动弹，吓唬行人。


这一天，都快晒成腊肉了。那金粉还特别难洗，回去洗了两个小时还没看见本色儿呢！晚上说出去转悠转悠吧，遇上村里的治安队啦，查暂住证。我没有呀，被抓到治安办公室关到半夜，公司的人拿着钱来，才给我赎出来。


老板告诉我，晚上少出去转悠。临河村治安不好，有打闷棍的。这下儿可给我吓坏了，以后每天晚上收工回家，我走在两座楼的夹道都是提心吊胆，两步一回头，生怕后头有人给我一棍子。


我们的导演是香港人，对我们倒是挺客气，每回见着我都冲我鞠躬，“吊清平”。我还琢磨那，“吊清平”是什么意思？估计是“尊敬的清平”的意思。过几天闹明白了，“吊清平”是句很难听的骂人话。这里也许是误会，他只是口头语，没什么恶意。但是我年轻气盛，也不能吃亏呀，我每回跟他打招呼，也是“×导演”，用北京骂人的话回敬他，他也听不懂，还点头哈腰地答应呢。


跟我们一起拍戏的也有香港过来的演员。慢慢地知道了，活儿比我们少的香港演员，挣的钱比我们多出好几倍。远来的和尚会念经，影视公司看不起内地人。这下儿心理不平衡了，经常跟香港导演发脾气。香港人的心态挺好，你怎么骂我都不生气，只要完成我布置的拍摄任务就行。看来人家挣钱多也有道理，最起码比我们敬业。我们要是挨了骂，一生气不拍啦。

世界变小了


一同拍戏的，还有几个北方去的演员。晚上没事儿，就在租住屋里喝酒。楼下小卖店里，白酒、火腿肠、方便面，全都是假的。二锅头是北京天桥区产的，北京哪儿有天桥区呀？明知道是假酒也得喝，附近就买不着真酒。


两座楼之间也就一米多距离，从我这窗户，抬腿就能迈对面儿那家去。后来天气太热了，影视公司逼着房东给我们安了空调。晚上我这空调会自动关闭，总给我热醒了。后来终于找着原因了，我对门儿的空调跟我这空调是一个牌子，他嫌我这室外机吵，用他那遥控器把我的空调给关了。


跟他们吵了一架，对门儿再也不给我关空调了。不打不相识，我们倒成了朋友。每天晚上我坐在窗户前头，喝着小酒，看他们家的电视。有时候还跟他说，“这电视剧多没劲呀，换个台！”


就这样在广州待了几个月。回北京的时候是坐火车，这次买的是卧铺，跟上次相比，简直是天堂。坐在卧铺上，喝着酒吃着烧鸡，由衷地高兴，“自己真是越混越好呀，什么时候能混上软卧就好了。”那时候做梦也想不到，现在出门儿，坐的都是飞机头等舱。


在广州挣了几万块钱。我们家住的是我爸爸他们单位的公房，要卖给私人，我们就用那几万块钱买了房子。


如今也经常去广东，上午坐飞机过去，当天晚上演出，第二天一早飞回北京，回家吃午饭。时代进步了，世界变小了。


如今广东跟北京也没什么差别了。一样的高楼，一样的商场，一样的星级酒店，一样的川鲁粤菜。北京也到处能听到广东话，广东也经常能听着北京话。时代进步了，城市变得差不多了。


如今的我呢？偶尔也会去一个没去过的国内城市，但是当初去广东那种新鲜、好奇没有了，那种深刻的印象也留不下了，只是出了趟差而已。

3.人在江湖


我这人不怎么贪财，这不是吹，是真的。


我追求的种种快乐，花不了多少钱就能达到。比如哥几个找个大排档一坐，喝着二锅头聊天；再比如找个国内小城市的宾馆一住，四下溜达溜达，体会一下儿当地的生活气息；还比如看看书、练练大字（只能叫练大字，跟书法没关系）、买俩手串儿，这都挺省钱的。


但是我也尽可能地多挣点儿钱，因为腰包里的钞票多，快乐就相对多点儿。


为了挣钱，我南下广州拍戏。后来没戏啦，我到湖南、山东演夜场，演饭市（伴宴演出），甚至到洗浴中心里演出。那种演出确实挺难受的，可花钱的时候享受呀。后来夜场也干不下去了，因为光会说笑话，不会唱不会跳。


接着想办法。那时候，各地电视台都办起了周末的娱乐节目，山东台有《快乐直通车》，河北台有《大家来欢乐》，江西台有……想不起来叫什么啦，就是现在北京文艺频道主持人秦天主持的那档节目。我就跟各节目的导演拉关系、套近乎，人家来北京请人家吃饭、喝酒、当三陪，为的就是每周都有节目录。


这是在90年代中后期，一个月小一万块钱的额外收入，那时过着神仙一般的生活。


好景不长，几年之后，这些节目也停了。我又想了个挣钱的道儿——当编剧。


干晚会


先是给电视台的晚会写小品、串联词。那时候我跟相声作家廉春明老师、词作家白云海老师是一个团伙，基本上能承包一台晚会的所有语言类节目。廉老师负责外出接活儿、想点子，我负责写小品，白云海老师负责写串联词。


那时候的编剧不但负责文字，还得张罗。写完本子谁演？我们得负责联系演员、找小品导演。演一个节目给多少钱呀？我们得帮着演员跟制片方协调。那时候还不兴电子邮件那，我们还得租个车，四处送稿子。


等演员到了剧组排练，我们负责沏茶倒水，安排吃饭。真正录像那天，我们还有个重要的任务，就是跟制片人结账。很多节目跟电视台无关，都是文化公司搞的，结账挺费劲，得追着他屁股后头要。我们的稿费晚两天就晚两天，演员都是我们找来的，录完像拿不着钱，人家能饶得了我们吗？


记得有一回录像，明明跟文化公司老总说好了演出之前把一切劳务结清，录像马上就开始了，找不着他们老总啦。这下儿我们可慌了，十几个演员等着要钱哪！我们三个人一商量，干脆来个鱼死网破，他不给钱咱就不录像。


观众都已经在棚里坐好了。我们跟演员说，就在休息室待着，谁也别进棚。这下儿老板冒头儿啦，把钱一分不少地交给我们。廉老师负责给演员发劳务，我负责给演员报出租车票。那时候录晚会管报销出租票，所以每个人都搜集几百块钱的，不报白不报。


都弄利落了，问演员一句，“谁的钱也不差了吧？”大伙说，“不差啦！”“录像！”这事儿想起来都后怕，要是人家跟电视台领导一汇报，“廉春明等人号召演员罢演。”那还不把我们给封杀啦？财路就断啦！


但是不罢演没辙呀。我们的钱可以不要，演员的钱谁给？我们自己掏钱给人家？不少明星大腕儿那，价格不菲，我们哪儿有那么多钱呀！


还有一回在湖南某地录像，录完像都快要回北京了，还没结账呢。在外地不敢罢演呀，罢演连回去的机票都拿不到，这帮人就困这儿啦。


上飞机之前有个欢送晚宴，市领导都到场。直接跟领导反应，人家该说了，“还艺术家那，就知道钱！”考虑再三，我们想出个办法来——苦肉计。


酒过三巡，菜过“无味”。大伙聊得热火朝天，白云海突然抹起了眼泪。廉春明老师配合说台词儿——


“这儿吃饭那，你哭什么呀？”


白云海：“这些演员都是我请的，现在还没拿着劳务那，我怎么做人呀！”


廉春明：“你别瞎说，咱们某某地的人最讲信用了，说什么时候给钱，就什么时候给钱。”


白云海：“他们说录像之前结账，可是没结！”


廉春明：“人家是工作太忙，没顾上！这顿酒没喝完，人家就能把账给咱们结喽！”


领导实在听不下去了，拍案而起，“快给北京的艺术家结账！”


至于我们的稿费，拖欠个仨月俩月的，那是常事儿，还有的拖着拖着就黄啦。有一回我跟廉老师上饭馆，碰见个制片人在包房里请客。廉老师一瞧，这是个要账的好时机，进屋就跟人家说，“那稿费……”


那位一把将廉老师推到包房外边，“小点儿声儿，那都是大老板！”一边说一边点钱，赶紧把廉老师打发走。


还有一回，有笔稿费都过半年了，也没要到。我跟廉老师一商量，再不要钱兴许他们公司都黄啦！到他们公司，人家挺客气，“财务不在，您等会儿吧。”从上午等到中午也没人搭理我们。


我跟廉老师下定了决心，采取民工讨薪的办法，不给钱我们不回家。出去找个小饭馆儿吃了顿饭，喝两口酒，回来接着等。


他们公司租的宾馆，带洗澡间的。实在没事儿干了，我跟廉老师每人洗了个澡，一人找了张床，睡上啦！


人家一瞧，“坏啦，要住这儿。赶紧给他们结账吧！”


其实就算某个晚会最终也没结下账来，那我们也觉着值得，因为能住宾馆，能吃吃喝喝。在90年代，能找个免费管吃管住的地方不容易，对一般人都很有吸引力。


所以每次有晚会找我们，还没谈需要创作什么节目呢，我们先提出几点要求，“给我们开宾馆，吃饭、打车报销。”


一般情况下住的都是招待所，条件一般。这倒无所谓，最麻烦的是晚上锁门。写东西写到半夜饿了，要是不出去喝顿酒、吃点儿东西，自杀的心都有。


有一次我们住在北京玉泉路的一家招待所，每天晚上我跟廉老师都从铁栅栏门跳出去喝酒。这时候保安已经睡觉了，也没人管我们。有一天夜里，我跟廉老师刚爬上铁门，保安出来大喊，“下来！”


廉老师急了，“我们不是偷东西的，就在这里头住，出去吃点儿东西。”


“我知道！”


“知道你还拦我们？”


“门没锁！”


有时候赶上晚会主办方厉害，也会住五星级酒店，像昆仑饭店、亮马饭店、香格里拉酒店之类的，那可就累了。那时候这种酒店还不对外开放那，一般人不让进去。我跟廉老师、白老师穿得比一般人还一般人，每次进门儿都要遭到保安的盘查。


白老师是个自尊心很强的人，花几千块钱到燕莎商场买了一件风衣穿上了。那个风衣披上之后有点儿像超人的斗篷，上面还有四个兜儿，说不上是什么兵种。白老师个头儿不高，还挺胖，从后面看跟《蝙蝠侠》里的企鹅人似的。


住高档宾馆还有个不方便的地方，里面饭太贵，剧组不给报。出去吃吧，星级酒店周边又没什么小饭馆儿。所以每次入住高档宾馆，白老师要做的第一件事儿，就是在附近找个小卖部，买一箱啤酒搬回房间。


穿个大斗篷，抱着一箱啤酒，您琢磨这是什么形象吧！

做栏目


2004年左右，接到个好活儿，在电视台的一个栏目做策划、撰稿。那年代电视台就相当于文艺界的衙门，掌控着艺人的命脉。现在艺人成名可以通过网络，通过口碑，通过剧场。那年头十亿人民的基本娱乐方式就是广播、电视，再有本事的人不上电视，你也成不了角儿。没什么本事的人，天天跟在导演屁股后头混，帮着沏茶倒水，点烟捶背，你也能在有本事的艺人面前指手画脚。


甭说电视台的艺术工作者了，就连电视台看大门儿的、看车的，跟一般看大门儿的、看车的都不是一个派头儿。有一回我在电视台门口儿等人来接，离着门岗近了点儿，门岗厉声问道，“干什么的？”说相声的开玩笑习惯了，随口说了句，“上访的。”这下儿可惹祸了，要不是导演拦着，就给我送收容所去了。


我们给晚会写小品的时候，能够隔三岔五地进趟电视台，就感觉很风光了。有时候跟其他演员一块儿进来，还能给他们当向导，让那些演员一看，“我的妈呀！方清平连电视台厕所在哪儿都知道。”那就感到无上的光荣了。


要是中途再遇到一两个电视台里边的人跟你打了个招呼，甭管这人是导演还是司机，制片人还是送盒饭的，只要让其他演员看见你在电视台有熟人，晚上睡觉都能乐醒了。


平常跟其他演员、编剧聊天，张嘴闭嘴就是电视台这点儿事儿。什么电视台的盒饭难吃啦，电视台的开水不到一百度啦，电视台哪个导演脾气大啦，哪个制片人爱收藏啦……为的就是炫耀自己跟电视台走得近。


如今正式成了电视台固定栏目的策划兼撰稿，胸前也挂着电视台的出入证。虽说上面有“临时”俩字儿，不细看谁知道呀。以前上电视台录像得在大门口儿等人接，赶上人家忙的时候，大冬天站上半个小时是常有的事儿。现在呢？我一天进六十八回都没人拦着！这叫什么呀？多年的媳妇儿熬成婆。


以前进电视台的心情是忐忑，现在的心情是自豪。走到大街上，熟人问我去哪儿，很随意地说那么一句，“去台里。”您听听，跟去我大爷家那么平常，俨然就是电视台的人啦！


我们那个节目是访谈节目，请的嘉宾主要是相声演员。几乎相声界所有的大腕儿都请到了，这其中包括几位现在已经去世的。他们留下的最后的宝贵的采访资料，就是在我们那个栏目。我们那个栏目的收视率也不错，一直保持地面频道第一。所以说我不光嘚瑟，也办了点儿实事儿。


要说我那活儿也不轻省。从确定嘉宾、前期采访、商定录制时间到写稿子，都是我的事儿。但是我干得挺带劲儿，因为有动力。一个月能挣一万多块钱，而且保证每个月都有，在十年前找这么个差事不容易啊。


录像那天更是我的节日。按说我们只要把稿子交给主持人，就可以洗洗睡了。但是我睡不着呀，我得上电视台显魂儿去。到了之后就在公共休息大厅坐着，边吃边等人。等谁呢？没谱儿，赶上谁是谁。只要有我认识的，就起身打招呼。要是有认识我的，主动过来跟我聊两句，那就算钓着大鱼啦！这么做为什么呢？那种微妙的享受，只能意会，难以言传。


节目做了整整一年，电视台不用我啦。我觉得不是我做错了什么，而是人家找着更便宜的人啦！此处不养爷，自有养爷处。台里不给钱，我到剧组住！

混入影视圈


最开始我是写情景喜剧。郭德纲演的第一部电视剧《小房东》就是我写的，在北京卫视播出，收视率不错。


写情景喜剧是个挺挣钱的活儿，十年前我就买了辆两厢夏利，靠的就是写影视剧本。挣钱是挣钱，但是挺熬人。


演员签了合同之后高兴，因为这就意味着挣钱。编剧签完合同之后，是悲喜交集。喜的是有钱挣了，有活儿干了。悲的是，马上要身不由己了。


情景喜剧很多时间是一边写一边拍，你今天写出本子交给导演，导演要是觉着没意见，过一两天就拍。我要是几天出不了本子，剧组就要面临着歇工的危险。这时候制片人就会不停地电话骚扰你，“方老师，本子！本子！剧组一歇工，每天就损失几万块！”


写东西不像干体力活儿，只要身体没问题就能出活儿。有时候脑子是空的，但是又逼着你要本子，那滋味真难受！有时候都编糊涂了，同一个题材我写了两遍，导演都奇怪，“你怎么又写了这么个故事呀？”


这时候你一切都卖给剧组了，自己连想事儿的自由都没有。一想事儿就分心，就影响写剧本的进度。有时候写着写着，突然来个电话，完啦！这心说什么也收不回来了，脑子怎么也到不了剧本上！越着急还越静不下心来，也许半天什么都没干，净胡思乱想啦！


要是写着写着剧本，突然来个电话，大美女约你喝酒。那你也不敢去，前方等着你供应粮草呢，你不能放下几十名将士不管，独自享受去呀！不但良心上过不去，而且经济上也受损失呀！


所以那时候的生活就是，睁开眼就坐到电脑前面，苦思冥想，一直到凑够了几千字，交给导演了，心里算踏实啦，浑身轻松，感觉要飞起来。赶紧打电话约人，出去喝酒。那真是解着恨的喝，餐厅喝完了去酒吧，酒吧喝完了再去大排档。必须喝透了，才回家睡觉那。因为明天早上这身体又不属于自己了，又得卖给剧组了。


写情景喜剧的，制片人一般都要求编剧住在剧组，放在身边看着你，好把控。以前出去演出住得都是好酒店，而拍戏住的条件可就差多了。有一年冬天，我们住在西郊一个摄影棚旁边的一排屋子里，没有暖气，只能使用空调。摄影棚的管理人员夜里会偷着拉一回电闸，这样儿空调就关了，反正你睡着了也不知道。等你冻醒了再想开的时候，已经快天亮啦，这一宿能省不少电。


我那个房间的门锁不上，经常是睡到半夜，哪个演员推门就进来了，“哥，睡不着了，喝两口儿呗。”我就躺在被窝里陪人喝酒聊天。


有一天早晨六点，睡得正香那，对门女演员推门进来了，我赶紧做惊吓状，“早晨不想做那种事儿。”女演员冲我吼，“我这儿正着急呢，没工夫跟你贫。快给我打个电话！”“你就在这儿呢，还打什么电话呀？”“我电话找不着啦，你打通了别挂！”女演员回屋了，我给他拨了一个电话，一会儿听见隔壁传来电话铃声。我们住的房间不隔音，干什么都能听见。


一天平安无事，夜里十二点，我已经进入梦乡了，女演员拿着手机推门又进来了。“方清平，你吃多了撑的？”“怎么啦？”“早晨起来六点有个未接电话是你，你想骚扰我呀？”她把她丢电话那事儿给忘啦。


后来也写过几部连续剧，全都卖出去了，就是都没拍。有一部戏更幸运，连着卖了好几家。先开始有个老板找我写戏，付了定金。我就埋头写戏，等到戏写完了，老板失踪了。据说是摊上事儿了。


接着卖给第二家吧，人家付了定金，连着两年没拍，合同过期，我又卖给了第三家儿，结果还是给完定金，把本子买走又没了下文。


很多公司都是拿本子做诱饵，找大老板要钱去。所以先把本子买到手，然后拿着东西去融资。这资没融来，本子也就砸手里了。


这算是幸运的，有一部戏挺倒霉，那是给四川一家公司写的。剧本出来，大家一致看好，认为拍出来肯定能火。开拍日期都定了，出了一件大事儿，男二号李伯清（四川评书艺术家）出家了。制片人赶紧跟李老师沟通，李老师说了，“这是以前定的合同，出家不耽误拍戏。”


接着又出现了第二件大事儿——汶川地震。我们的拍摄地就在四川，震后肯定很长时间不能拍啦。后来又出了第三件大事儿，这部戏彻底歇菜啦！什么大事呢？男一号刘德一（傻儿师长的扮演者）不幸去世。


制片人崩溃了，我也崩溃了。


怎么这么倒霉那！

闯关东


我给黑龙江卫视的《本山快乐营》写过一年多的戏。那是非常轻松的一年，剧本要求不高，给的钱也不少。每天住在如家宾馆，早晨下楼吃自助早餐，别瞧是早点，我吃得贼多，因为中午就不出来吃饭了，这顿饭得顶到晚上。


吃完饭关在屋子里写剧本。赵本山老师的弟子都是能人，随便编个故事，他们就能给演火喽，所以不用费太多的脑子。


写到下午四五点，一期剧本写完了，我就出去吃大排档。哈尔滨的夏天很舒服，晚上还得穿长袖那。一个人往大排档一坐，吃着烤串儿，喝着啤酒，听着邻桌那些位光头、文身、金项链的大哥们聊他们在黑道儿打打杀杀的故事，悠然自得。


东北人爽快，等到结账的时候，并没给我打卡里。制片人背着双肩包来到我的房间里，把钱往床上一倒，“您数数吧！”人家制片人说了，编剧辛辛苦苦干了好几个月，让他看见这堆现钱，会有成就感。


我觉着，这位制片人是最体贴编剧的制片人。


我被胜利冲昏了头脑，回到北京就把这一书包钱借给了别人，再也没要回来。这是后话，暂且不提啦！


当编剧这些年虽然苦，但是对我的艺术道路挺有帮助。我给湖南的大兵写过电视剧，给四川的沈伐写过电视剧，给上海的滑稽戏写过本子，也给东北的本山团队写过东西，可以说接触了中国几大喜剧流派，吸收了很多的营养。


我一直写到2010年，误打误撞说相声得了个奖，又能靠演出挣钱了。我就对天发誓，“从此之后再也不写东西了，不受那个煎熬啦！”


可是我这誓言没兑现，现在我又写上书啦！不过写书并不累，因为写的都是真心话。


所以我决定，今后还得继续写，写自己想跟大伙儿说的话。

4.我要上春晚


过去业内有种说法：不想上春晚的相声演员，就不是好相声演员。上了春晚的相声演员，肯定是好相声演员。


现在呢？又有了一种说法：不想上春晚的相声演员，也可能是好相声演员。上了春晚的相声演员，也可能不是好相声演员。


初入“春晚专用宾馆”


大概在2000年开春儿，我跟廉春明老师合作写了个相声叫《新夜行记》，在北京电视台播出，反响不错。十月份的某一天，廉老师给我打来了电话，用低沉的声音郑重地通知我，“春晚想用咱们这个节目。”


放下电话，我心潮澎湃。那个时候，上春晚是很多演员、编剧的梦想。我当演员的时候，对于上春晚连想都不敢想，知道自己这两下子离那儿太远。当了编剧之后，敢想了，但是这一天真的到来的时候，我还是激动不已。


约好下午两点在“春晚专用宾馆”念稿子，我一点就到了宾馆楼下，生怕去晚了，给人留下坏印象。太早上去怕没人搭理，先围着宾馆转悠了一圈儿，考察了一遍周边的环境，顺便胡思乱想了一通，想象着除夕之夜，自己的名字出现在电视屏幕的左下方的情景，提前体验一下儿胜利的喜悦。


到了一点半，我怀着忐忑的心情，进入“春晚专用宾馆”一楼大厅。大厅挺简陋，类似办公楼的一层，但那是我心中的殿堂。想着每年亿万人瞩目的春晚作品就是在这个地方创作出炉的，我的心中就有一种莫名的忐忑。想着自己也能作为一名春晚的人员步入这个大厅，我的自豪感又油然而生。


是的，在这儿我还是孙子，但出去我就是爷爷啦。因为我是春晚的编剧！那个年代的人就是这个想法，上了春晚就一步登天。跟人家说我给春晚写过某某作品，吃饭都能打个九五折，上歌厅唱歌人家能送个果盘儿。


差十分钟两点的时候，我步入了春晚会议室。有几位老作者已经提前就座了，我规规矩矩地向众人鞠躬，坐到了角落的位置。讨论开始，我一念段子，现场笑声不断。念完段子，一片叫好声。


走出“春晚专用宾馆”，我有些飘飘然了。我感觉这个节目上春晚已经是板上钉钉的事情了，而且肯定是今年春晚最成功的一段相声。我沿着公路走了很久，一直没有打车。我怕的哥没完没了地聊天，打破我的遐想。


后来才知道，我太乐观啦。导演组提出修改意见，要把二十五分钟的段子改到十分钟之内。演员不同意用删改稿，坚持用原来的稿子。想上春晚，不接受剧组的意见，那怎么可能呢？第一次冲击春晚，以失败告终。


后来多次参加春晚才知道，春晚有多少作品，念稿子的时候都是一片叫好声，经过不断地修改、删减、排练，再到直播大厅彩排，已经没一个人给它叫好儿啦。怪谁呢？谁都不怪。上春晚就跟到西天取经一样，要想修成正果，就得经历九九八十一难。


现在春晚的做法挺好，觉着一个作品可以了，就让演员和作者自己磨炼去了，不经过那么多次修改和审查。

春晚的魔力


到了二零零四年，我跟廉春明老师创作了一段相声《让一让，生活多美好》，被冯巩老师看中，我又一次来到春晚剧组。


这回跟上回的情况迥然不同。冯巩老师是春晚必上的演员之一，所以冯巩老师的编剧就是春晚的主创，有资格住到“春晚专用宾馆”。


您别瞧这家宾馆设施挺陈旧，服务员挺冷淡，伙食挺一般，但那是“春晚专用宾馆”。除了港台的演员，大陆的赵本山、冯巩、郭冬临这些春晚明星都在这里下榻，排练春晚作品。所以能入住这里，对于一个编剧来说，是一种荣誉，也是一种可以跟别人炫耀的资本。


有几位春晚笑星的御用作者，每年的十月份刚过，就住到这家不大的宾馆里，每天按时到会议室开会，讨论作品，听取意见。然后回到自己那间不大的房间里，反复地修改。


有可能改来改去，改得脑袋都大了，最后这个作品被枪毙了。几个编剧在屋子里彻夜讨论，重新构思，再弄出一个新作品，接着听取意见，反复修改，直到三十那天，修改才宣告结束。


开作品研讨会的时候，编剧都在场。导演让相互提意见，但是说真话的少。一方面，别人辛辛苦苦创作出来的作品，我要说不好，人家能不恨我吗？另一方面，有好点子，我自己还留着呢，凭什么告诉别人呀？


春晚的编剧之间，见面客客气气，但是一提到作品，往往说话非常谨慎，对自己的节目守口如瓶。春晚作者还签署了保密协议，不许把春晚的情况告诉记者和外人。看着对编剧挺苛刻，其实更增加了编剧的神圣感，因为我们是知道绝密的人！


春晚最有特色的是饭菜，多少年保持品种不变，味道不变。这就意味着每天都要吃相同的几样菜，连着吃几个月。对于年年去春晚的编剧来讲，意味着每年都有几个月吃相同的菜。再好的菜也吃恶心了，何况不算多好那。


就这样还不是每个人都有在春晚吃饭的资格。除了像我们这样，御用的编剧持有春晚饭票儿，临时来的编剧要想在春晚吃饭，必须经过制片部门严格的审核，看你有没有在春晚吃饭的资格，怕你是来蹭饭吃的。


先开始是吃自助餐，有个制片部门的人在现场盯着，生怕有人盛多了饭菜浪费。你刚盛一勺子菜，他马上过去用铲子把菜恢复原样儿，怕影响菜品的卖相。


谁要是想打回去点儿当夜宵，那是绝对不可以的。想喝两口儿的，自己掏钱买酒。有谁不掏钱买，走的时候签单，那可非同小可，会遭到剧组的严厉批评，“占春晚剧组的便宜，你还想不想在这儿待啦？”


后来改成点餐了，每个人每顿饭几十块钱的标准。吃不了作废，吃多了自己掏钱。餐厅服务员保持着国营餐馆职工的优良传统，绝不看人下菜碟儿。您是平民百姓也好，您是大腕儿也好，绝对一视同仁，都没笑脸儿。


就这样一直熬到直播。按说作品通过了，作者就可以回家准备过年了，但是春晚的编剧不是这样。他们要跟着参加直播，为自己的作品鼓掌叫好。


上场的演员也会跟摄像师托付，直播的时候，给编剧一个镜头。在亿万电视观众面前露一小脸儿，也算是对这几个月辛苦工作的回报。


您别瞧露这一小脸儿，回家之后，有可能成为整个春节期间的话题。全国就一个央视，全世界就一家春晚，所有人都看。亲戚朋友见着您头一句话就是，“春晚上看见您啦！”


辛苦这么长时间，能挣多少钱呢？那时候一个作品的创作费大概五千块钱，可每个作品有好几个编剧呢。


一个编剧要想面对那么多提意见的人，应付那么多次修改，简直太辛苦了，所以只能使用人海战术。我们给冯巩老师创作的那个小品有五六个编剧，最后得了个春晚一等奖。上台领奖的时候，五六个编剧加上四五个演员，快把舞台站满啦。


这五六个编剧分五千块钱，一个人才分几百块钱。冯巩老师体会编剧的辛苦，自己的劳务也让编剧分，就这样一个人也就分几千块钱。


折腾几个月挣几千块钱，值吗？太值啦！只要上了春晚，各地电视台举办大型活动，都会慕名找你创作，那可就不是一段儿几千了。要是外地的编剧，上了春晚就是当地的名人啦，评级、分房都会优先考虑。我在南京前线歌舞团的时候，有一位编剧就因为跟几个人合作了一段春晚相声，享受了军级待遇，分了小楼。


这还是春晚的编剧那，要是春晚的演员回到当地，那就更了不得啦。虽说没有净水泼街、黄土垫道，反正我听说过，外地的演员大年初一回到当地，领导捧着鲜花在火车站迎接，站台上还铺了好几米的红地毯。


那年我除了参与冯巩老师这个作品，还参与了一段群口相声的创作，叫《十二生肖过大年》，是侯耀文、石富宽等十二个演员合说的。每个演员代表一个生肖，排练室的墙上贴着演员名单，写着：


猪——某某某


狗——某某某


鸡——某某某


……


节目的负责人是我们广播艺术团的相声演员刘全刚。他知道编剧的辛苦，带着我们出去喝酒。这时候接到导演组电话，“刚接到一个电话，说你们几个人嫖娼，让警察给抓住了。”


刘全刚当时就急了，“这是谁造的谣呀？”


我们一分析，肯定是其他春晚语言类节目的人干的。一台春晚就能上那么几个语言节目，把我们搅和下去，他的机会就多了一点儿！


当然了，这是我们胡乱分析的，也可能就是某个跟春晚没关系的人的恶作剧。


那年春晚还有两位相声演员，从建组就泡在宾馆，一遍遍地接受审查，一遍遍地修改作品。这期间推掉了所有的演出，经济损失可想而知。暂时的损失是为了以后身价倍增，经济上是绝对合算的。


一直到了腊月三十的上午，这两位演员被告知，“你们这个节目被毙啦！”两个演员都疯啦，家乡所有人都等着三十晚上看电视那，这时候回家，有何面目去见江东父老？


那位演员一怒之下，在房间的浴池里来了个“黛玉焚稿”，发誓永远不上春晚。


春晚才不怕这个呢，你不上，有得是人上！
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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辛苦地折腾


2004年之后连着好几年，我也成了春晚的常客。每年按时到“春晚专用宾馆”关几个月禁闭，吃几个月剧组饭。


这期间除了有一次是给姜昆老师创作节目，其他时间都是给冯巩老师写作。


冯巩老师对编剧非常好，知道我爱喝酒，春晚剧组又不提供酒，特意让司机搬一箱酒放到我的房间。怕我们总吃同一口味的饭菜反胃，隔三岔五地组织编剧出去吃回涮羊肉，换换口味。


冯巩老师是个对作品非常认真的人，我粗略地统计了一下儿，他的每个作品都要修改上百次。除了导演组提了意见要修改，冯巩老师会带着作品四处演出，看现场效果。每次演出回来都找出不足，连夜修改，熬到三四点钟是常事。


他的脑子里随时想着作品，有时候在家睡到半夜，突然想起什么，马上给编剧打电话，“这块儿应该这么这么改……”


他的作品都是逐字逐句反复推敲，就连一个感叹词，用“啊”还是用“嗨”，他都要揣摩很多遍才最终敲定。


这个节目其他演员的词儿，冯巩老师全都倒背如流。有一次跟导演讨论作品，冯老师在我的房间内，一个人演几个角色，把整个小品演了一遍，一句词儿都不带错的，一个磕巴都没打。


要不人家成名那，确实付出了心血。


久在春晚混，难免被折腾。有可能费挺大劲弄出一个作品来，结果给毙了，让你再换一个。点灯熬油地重新写了一个，人家一瞧，“还不如第一个那，还用原来那个吧！”


慢慢地我也摸索出门道儿来了，对春晚导演说的话，千万别当真。人家会跟你说，“你写这个节目非常好，是春晚必保的节目。”这就是为了鼓励你，让你好好修改，兴许过两天告诉你，“这个作品不行，还得换。”


您谁也别埋怨，因为谁说了都不算。也可能语言类导演觉着这节目不错，总导演说不行。还可能总导演说不错，电视台领导看了不喜欢。又有可能电视台领导说挺好，上面的领导提出问题。


那外地的演员初到春晚，听导演说“这个节目必保”，恨不得连老家的单位都辞了，憋着上完春晚就能调到北京来。第二天被告知，“某某主任看了您这作品，说不行。”那就赶紧打铺盖卷儿回家吧，节目被毙了，剧组马上让您腾房，想多在宾馆住一天都不行。

上春晚


2010年参加相声大奖赛获得了二等奖，正赶上马东当春晚导演。我跟他合作过几回，帮他写晚会撰稿。他对我挺欣赏，对我发出了邀请，让我上个单口小段儿。


我也算是老在春晚混的人了，但是当事者迷，事情降临到自己头上，还是糊涂。推掉了不少演出，就等着上春晚啦！结果那？没上去。


马东老师是好心，但是他一个人说了不算呀！唱歌的大美女比我名气大多了，都是几个人唱小合唱。我一个大老爷们，想在春晚上来段单口相声，根本不可能！按理说我应该早就想到这个问题，可我就愣没想到。


虽说没上去，但是我感谢马东老师，感谢他对我的信任。


真正上春晚是2013年，我过去的战友孙涛排了个小品《你摊上事儿了》，里面缺个角色，孙涛想到了我。这次我等于是搭着孙涛的顺风车，所以没费什么劲，就在三十晚上让亿万人瞩目了一把。


我对孙涛是既感谢又愧疚。感谢他为这个小品付出了那么大的心血，愧疚的是，让他没少跟着我着急。我一个人说单口相声习惯了，想到哪儿说到哪儿，台词不固定。而春晚的小品时间精确到分钟，节奏很快，台词必须固定。


最后一次彩排的时候，我还记不住词儿那，不该说的时候插话，该说的时候不说。我不说话就空场，我瞪着俩眼睛看着孙涛，孙涛知道我想不起来了，赶紧接上。观众一瞧，以为是孙涛忘词儿啦那！


到了直播那天，我还笑场啦！那天孙涛妆化得挺浓，他的皮肤又特别好，一个褶子都没有。我上台跟他一对脸儿，感觉他是个蜡人，我“扑哧”就笑出来了，赶紧把头扭向一旁。


好不容易上了回春晚，还是戴着头套上去的，很多人都没认出我来。蔡明老师的母亲非常喜欢我的节目，跟蔡明老师说，“今年春晚应该让方清平上。”蔡明老师说，“孙涛那个小品里就有方清平。”老太太琢磨了半天，“我说看着眼熟那，是方清平呀！”


大年初一，网上还出现了不少帖子，说“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莫言上春晚啦！”他们觉着我戴头套的形象特别像莫言！


大年初五，四川泸州请我过去演出。舞台设在露天广场，大条幅写着“欢迎春晚《你摊上事儿啦》演员方清平亲临现场”。我就在台边候场，没人搭理我，都不知道我就是春晚上戴头套那个人！哈哈！

5.重出江湖


在我做编剧那将近十年的时间里，我基本上放弃了舞台。也不是绝对不登台，那时候在全总文工团上班，为了工资加保险，也得去。给付强捧哏，在台上能不说话就不说话，有一半时间是酒后演出。下了台人家问我，“今天效果怎么样？”我一脸茫然，在台上竟犯晕了，我哪儿知道效果怎么样呀。


有一次跟团里去绵阳演出，中午到的，我就一个人出去喝酒。找家餐馆喝美喽，就大街小巷地闲逛。一瞧又有一家餐馆感觉不错，又进去点俩凉菜喝酒。就这样儿，从下午一直逛到晚上，喝了五六顿酒，绵阳城区的大街小巷都转了个遍，有的地方转了两遍。


怕被团领导闻出嘴里的酒味儿，嚼了一包口香糖，喷了一身花露水，晕晕乎乎进了剧场。临上场前我傻眼了，脑子里一句词儿都没有了，一片空白。赶紧让付强把我的词叨咕一遍，强化记忆。然后上厕所用凉水冲了个头，强打精神上台，所幸没出什么差错，效果自然不好。


现在回忆起那段经历，真是死的心都有。台下那么多观众大老远地来看节目，我对得起人家吗？小时候费了那么大劲儿才干上相声这行，我对得起自己吗？所以我给自己定了条死规矩——绝不酒后登台！


那时候的相声演员得能唱能闹，上台充满豪情，而这一切我都不具备。所以我觉着我说相声是没出路的，是自讨苦吃。我分析了一下儿自己的情况，我要是写作，当时应该算一流半的相声作者，作品能上春晚。我要是说相声那，顶多算三流的演员，北京台春晚也上不了。识时务者为俊杰，所以我决定这辈子就以写作为生了。


后来是什么机缘使我重返舞台呢？


相声拍卖


在2009年左右，天津搞了一次相声拍卖。跟拍卖古玩似的，把相声段子拿出来，让大伙举牌儿。这个说二十万，那个说二十五万，最后有个段子被拍到了四十万。这事儿都上央视新闻了，当时在社会上影响不小。


这事儿对我的影响更大，要是没有这次相声拍卖，我不可能想到说单口相声，也不可能重新对舞台产生了强大的兴趣，也许一辈子就以卖字为生了。


当然了，也许那样儿我就成为了中国一流的幽默作家，跟钱钟书、老舍齐名，拿诺贝尔文学奖，然后上美国定居，天天吃牛排、喝咖啡、打高尔夫……


也许的事儿谁也说不准。


我是个爱凑热闹的作者，听说有相声拍卖这好事儿，那肯定得参加呀。写了个段子交上去，人家组委会说了，你的段子必须有人演，才能上拍。赶紧找好友付强，请他帮着我演这个段子。付强为难了，我那时候写段子跟现在的风格一样，都是靠语言的幽默，看着不热闹，也没有留给作者多大的表演空间，付强担心演出来不火。


天津的观众很挑剔，台下肯定还坐着不少同行，演不好砸了牌子怎么办？


付强不演，干脆我来演，让付强给我捧哏。付强还是不同意，我已经那么多年不正经说相声了，在那么重要的场合能说得好吗？我不靠说相声吃饭，说不好就说不好了，他将来怎么混呀？


眼看着拍卖的时间越来越近，到手的鸭子哪儿能让它飞了呀？我决定破釜沉舟，把这个段子改成单口，自己说！光脚的不怕穿鞋的，反正我是作者，演砸了也没什么。


背好词儿之后先得找个剧场演一下，看看观众的反响如何。没想到瞎猫碰到了死耗子，演出之后效果异常火爆。台下的观众还有后台的演员，都乐得不行。相声俱乐部的秘书长宋德全老师跟我说，“你以后就说单口相声，肯定行。”


等到演出的时候，又出岔儿了。我当初送的本子是对口相声，人家要求必须得两个人说。没办法呀，又临时请付强给我捧哏，在天津大剧院表演了一段两个人说的单口相声——付强没什么固定的词儿，站在旁边随便插话，基本上就是我一个人表演。


那天的演出台下有苏文茂等老艺术家，还有各地来的相声演员，以及曲校的学生，行家不少。我的那个段子效果又非常火爆，博得了大家的认可，作品也如愿以偿地卖了三万块。


这个作品的名称很符合我的心理，叫《我爱便宜》。


回到北京之后，曾经演出过的小剧场都找到我，说总有观众打听，“什么时候还有方清平的单口相声呀？给我留几张票。”当初不愿意说相声，是因为遭遇了瓶颈，演出效果一般，又找不到解决办法。现在又能把观众逗乐了，勾起了我的瘾头，我开始四处表演单口相声。


看来人这辈子取得的成就，一半儿靠努力，一半儿靠机遇。小时候努力地学相声，想说好相声，结果越说越没劲，改创作了。拼命地读书，努力地创作，想写出好作品，现在那，又靠单口相声出名了。


所以说人别太执着结果，只管努力地去做就行了。这样机会来了，自然会成功。机遇不到，再着急也没用。


古人说得好，谋事在人，成事在天。

相声大赛


误打误撞地说了单口相声之后，我又误打误撞地参加了一届央视的相声大赛。


参加完相声拍卖之后，我没指望靠说单口相声养活自己。我还照样去哈尔滨，写《本山快乐营》的剧本。


央视筹办第五届相声大赛，北京周末相声俱乐部的几位演员都报了名。他们提前在俱乐部演出，请大赛的王晓导演来提意见。参赛节目不够一台晚会，所以也把我叫去凑数儿。


王晓导演看了我的单口相声之后，鼓励我也参赛。我当时没什么信心，因为参赛的节目要展示说、学、逗、唱的技巧，要有主题立意，形式还要新颖。我这单口相声，一个人站那儿嘚吧，没什么技术含量，能进决赛吗？


虽然不抱什么希望，但是导演说行了，我就试试吧。这一试还就进了决赛，糊里糊涂得了个二等奖。


现在想起来，王晓导演真是我的一位贵人。人们总以为大奖赛有黑幕，想获奖得给导演送礼。别人我不知道，反正我参赛得二等奖，连包烟都没给王导买过。


当然了，我不是知恩不报的人，事后该看人家看人家。但那不是行贿，是感恩。


比赛那天给现场的观众逗得不行，特别是公证员阎梅，笑得趴在了桌子上。网上评论，说阎梅是我的托儿，谁也别冤枉人家公证员，拍良心说，参赛前我跟她真没说过一句话。


说良心话，当时我没拿比赛当大事儿，因为我从心里觉着拿不上奖。台下的评委，李金斗是我的师父，冯巩老师、石富宽老师、赵炎老师……跟我关系都非常好，但是我提前连个电话都没给他们打过。反正也不指望得奖，所以也用不着人家照顾。


大赛是在晚上八点多播出的，播出之后不到一个小时，我就接到了好几个电话，都是记者采访。还有不少朋友给我打电话，说网上关于我的评论瞬间出来很多。


我是一个名不见经传的演员，突然引起了关注，有点儿不适应。我心里隐隐约约地感到，我是不是要火呀？当然了，这种想法一闪即逝，我知道自己火不了。


虽说没大火，但是知名度确实大大提高了，总算有人知道相声演员方清平了。北京台的好几个栏目请我做专访，曝光率瞬间增加。有的时候，北京文艺频道连着两个节目里都有我。走在街上有人认识了，上场演出也有碰头彩了。


我尝到了出名儿的甜头，频繁地参加北京台的各种节目。不但我自己去，连老婆也带上了。只要能提高知名度，不惜贡献出家属。


我是个对名利看得比较淡泊的人，但是当名利撞到我身上的时候，我就有点儿晕菜了。我花了大几万块钱，到明星们常去的新光天地商场，买了手表、眼镜、拉杆箱、衣服、帽子、皮鞋等“道具”，去外地演出的时候，全副武装，腰杆笔直地走在机场大厅里。


老朋友见面会夸两句，“方清平，你现在可太火了。”我嘴上说“火什么呀”，心里却美滋滋的。如果在演出后台，某位演员问：“老师，您是演什么的？”我嘴上不说，心里却非常不高兴，“连我方清平都不认识，还在演艺圈混？”


我这人没长性，兴奋了几个月之后，感觉腻了，又恢复了老样子，吃大排档，穿布鞋，喝二锅头。这时候我感到一身轻松，内心无比愉悦。我这才明白，我根本不是什么明星，我跟过去一样，就是平民百姓。虽说走在街上认识我的人多了，因为我是演员，被人认出来也没啥，但我跟刘德华、范冰冰他们是两码事儿。


我又找着北啦！

脱口而出


每年春节，市里的领导都要跟北京文艺、体育界的名人吃顿饭，是一个交流的好机会，也是关心和慰问。按说这种饭局轮不上我去，我知名度和资历都不够。但是北京台负责这件事的齐建彤主任，跟我关系不错，我当编剧的时候经常跟他合作，再加上我还得了相声大赛二等奖，他就把其中一个名额给了我。


因此，可以说齐建彤主任又成为了我的一个贵人。


我当编剧有些小聪明，但当演员从形体到声音都算不上优秀，大部分演员都比我强。到现在我之所以能出点儿小名，就是因为我的生命中遇到了很多贵人。


饭是在北京饭店的顶层吃的，那是我从小儿就向往的地方。我们小时候坊间还传说，顶层能看见中南海的全貌，所以周总理指示，外国人不能上去。现在想起来这事儿可能是老百姓瞎传的，那天我上去特意看了看，根本瞧不见中南海。


我属于电视台的代表，电视台直属市委宣传部，所以我跟当时的市委宣传部部长一桌。说实话，那是我能一桌吃过饭的最大的领导，我很激动，于是大着胆子就跟领导说，“人家上海有个周立波，海派脱口秀，咱北京就没有自己的脱口秀。领导应该跟电视台说说，给我一个平台。”话一出口，我就有点儿后怕了，咱和领导第一次见面，就这样不懂规矩，给领导留下坏印象咋办？


事实证明，我的担心是多余的。我估计人家早就想弄个京味脱口秀节目了，一来作为宣传北京传统文化的平台，二来可以丰富北京电视台的文化娱乐节目。只是一直没找到合适的人选，听到我提起这件事，正好一拍即合。


北京台文艺频道的领导李兰老师跟我认识很多年了。那时候她做晚会的导演，我跟着廉春明老师给她写相声、编小品。李老师对我也比较了解，自然不会反对，马上组织人力、物力，很快，《脱口而出》播出了。


很多知道“内情”的人都说，“方清平在市委宣传部有人，给他特批了一个栏目。”殊不知，我谁也不认识，就是在饭桌上斗胆说了几句话，结果撞了个大运。天上掉下个馅饼，真砸我头上了！


这是北京电视台第一个专门儿为个人创办的栏目，节目播出之后反响强烈。这种好事儿降临到我方清平的头上，绝对不是因为我有本事，更不是因为我有头脑、善交际、会经营，因为什么呢？可能是傻人有傻福吧！


《脱口而出》五一期间连着在电视台播了七天，这下儿大街小巷的人都认识方清平了。


有一段时间，北京台每天中午十二点半，准时是个大秃脑袋说脱口秀，说自己媳妇儿、儿子跟白凯南的笑话。因为北京电视台口径比较严，不能随便讽刺某个行业，所以我只能拿身边的人开涮。


每期节目的开场我都说那几句固定的顺口溜儿，“我叫方清平，爱吃鸡蛋灌饼……”北京城很多人都会说了。马甸桥下有个卖鸡蛋灌饼的，车子上贴着我的大脑袋照片，旁边打着一行字——“我叫方清平，爱吃鸡蛋灌饼。”


节目组的编导路过那里看到这一幕，感觉非常有趣，想拍下来作为花絮在节目里播。卖灌饼的小贩说了，“要拍可以，必须得给一百块钱劳务。”给剧组的人气得，“你拿我们的主持人做广告，我们还没收你钱呢，你还跟我们要钱？”


不给钱人家不让拍呀，没办法，只好给了他一百块钱拍摄费。白用我给他做代言，还挣了电视台一百块钱，咱中国的很多老百姓，真是天生做生意的料。


节目连着播出了一年，收视率一直在文艺频道名列前茅。借着这个热乎劲，我在保利剧院办了个专场，效果非常好，八百多块钱的票都卖完了，我都没想到。


我这个人不爱麻烦别人，除了请好哥们付强主持，请两对年轻演员中间帮着说两段相声，我下去休息一会儿，剩下的时间都是由我一个人完成。一个人站在空旷的舞台上，面对着楼上楼下黑压压的观众，我体会到了前所未有的享受。


我不紧不慢地说着，台下的笑浪一阵高过一阵。原本准备的节目时长一个小时，我又临时加了些内容，一个人演了八十分钟。演出结束，台下观众久久不肯离去，我冲着观众长时间作揖、鞠躬，感谢衣食父母的厚爱。


还有很多观众冲到台前，要求签名。我弯腰签了十几分钟，我不怕累，因为没有他们就没有我的今天。保安开始清场，我请求保安宽容一点儿时间，让我满足每一位要求签名观众的要求。


《脱口而出》栏目组的兄弟们都到场助阵，有的给我当助理，有的帮忙催场。演出结束，我请大伙到簋街吃饭。男男女女都喝了不少酒，大家都很兴奋，因为今天这点儿成绩，是大家共同努力的结果。


回到家已经夜里两点了，我还是睡不着。我一个人在小区里漫无目的地走着，脑子里回忆着剧场里那一幕幕场景，回忆着我在舞台上说的每一句话，回忆着观众的每一次掌声……


我脑子里充满了感激，感激到场的观众，感激鼓励我参加相声大赛的王晓导演，感激齐主任，感激市委宣传部的领导……不说了，再说又成套话了。


剧院应观众的要求，又加演了一场。


激动、兴奋了几天之后，我开始冷静地思考，“我这知名度在北京已经可以了，现在得考虑往全国打知名度了。”


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，怎么在全国打开知名度呀？我这儿正发愁那，机会来了。


贵州卫视要策划一档周播的脱口秀栏目，策划了半年多，试着录了一期，连和尚都请去做嘉宾了，台领导感觉还是不行。他们找到孙涛，想让他当主持。人家孙涛以演电视剧为主，对脱口秀没兴趣，就把我推荐了过去。


我录了一期样片，台领导看了很满意。就这样，我又在卫视有了自己的脱口秀节目，这回估计全国各地都能看到我啦。

第二章　天地友亲师


我有点儿相信命了，就算身体再棒，任何人都治不了你，但是有寿数管着哪，该走的时候就得走，想多待一天都不行……


1.怀念黑哥


“吴若甫绑架案”被搬上银幕了，刘德华、刘烨还有吴若甫本人都参加了拍摄，阵容比较强大。我跟吴若甫先生有过几次接触，在银幕上他是个硬汉形象，好像挺不好接触，其实人很随和。


绑架吴若甫的王立华，已经被枪毙了。临行刑前，他给自己的哥们儿每人写了一封信，这其中就有黑哥。黑哥是我的一个朋友，比我大十岁，一米九零的个子，皮肤非常黑，目露凶光，一看就不是个善茬儿。


王立华八九岁就开始在社会上混，十二岁因为父亲总管教他，逼着母亲跟父亲离了婚。十七岁就因为抢劫被判了九年。


提前释放出来之后，他又干起了绑票儿的生意。他早就料到了自己的下场，随时做好了“牺牲”准备。担心自己死后老娘无人照顾，他曾经想过要杀死老娘，免除后顾之忧。但是他身上毕竟还有点儿人性，最终也没下去手。


他用抢劫得来的钱买了几十条枪，预谋着抢劫国库，再从云南边境外逃。


绑架吴若甫之前，他已经撕了一个票儿（杀害了一个被绑架者）。


2005年9月他被执行枪决，时年二十七岁。


黑哥年轻的时候也是个打架斗殴的主儿，王立华小的时候就跟着黑哥他们屁股后头混。据黑哥回忆，王立华从小出手就特别狠。80年代中期的一天，他们在天桥附近压马路。那时候的年轻人娱乐活动不多，经常是哥儿几个在马路上闲逛，这其中就有王立华。


真是冤家路窄，从对面儿过来一伙儿人，半个月前曾经因为点儿小事儿跟黑哥他们打过一仗，打到一半警察来了，双方四散奔逃，未分胜负。


今天又碰上了，不由分说，战作一团。其实双方没什么深仇大恨，黑哥他们不想伤人，只想把对方打跑就完了。对方也没想闯祸，所以双方是徒手交锋。


王立华那时候不到十岁，又瘦又矮，徒手交锋，肯定能让对方给扔到房上去。他捡了块砖头，在电线杆子后头躲着。黑哥是摔跤高手，功夫不错，把对方一个个摔倒在地。王立华在旁边捡漏儿，黑哥摔倒一个，他就冲过去给那人脑袋一砖头，结果对方趴下五六个，都是王立华打的。


这下儿可惹祸了，黑哥这伙人全都进了拘留所。


后来，王立华随身带把刀子，看谁不顺眼，掏出刀子就捅。那时候他岁数小，进派出所又给放出来。接着惹祸再进去，有时候一天能进好几回派出所。


有一年夏天，黑哥他们在大排档吃饭，黑哥随口说了句，“瞧那孙子那德性。”王立华拔刀就冲了过去，要不是黑哥手快将他按住，“那孙子”就倒在血泊中了。


吃着吃着。黑哥又说了，“要是有个西瓜吃就好了。”


王立华起身就走，不一会儿抱着俩西瓜回来了。黑哥不好意思了，“你是小兄弟，还让你花钱。”“没花钱，抢的！”那时候他刚十岁。


这么个人物，最后落得枪毙的下场，也就顺理成章了。黑哥虽然也好打架，但是人挺仗义，不会干图财害命的事儿。他也突然就走了，让我困惑了很长时间。


黑哥之死


说起黑哥的死，纯属飞来横祸。黑哥有个独生子，交了个女朋友，老家是京郊的。2014年开春的某一天，黑哥、老伴儿跟儿子开着车去郊区，吃订亲饭，跟亲家商量婚事。饭吃到一半儿，黑哥的儿子突然接到单位电话，有急事让他回去。


黑哥的儿子是个上进心很强的年轻人，一听单位有事儿，开着车往回赶，车上坐着黑哥两口子跟儿子的女朋友。进城的公路堵车，车子几分钟才挪动一下儿。黑哥的儿子上班心切，看对面的路上一辆车没有，鬼使神差，一脚油门儿上了逆行。


正好儿对面有一辆客运小公共飞速驶来，两辆车面对面撞个正着。黑哥坐在副驾驶位子上，从窗子摔出去，当场身亡。黑哥的爱人坐在后座，车子起火，烧死了。黑哥的儿子重伤，儿媳妇伤得最轻。


黑哥一方负这场交通事故的全责，事故没处理完，黑哥夫妻的遗体一直停放在急救中心，不能领取。等到事故全部处理完，举办追悼会的时候，已经是三个月之后的事情了。


我参加过的追悼会不少，但是参加两口子同时举办的追悼会，我还是第一次。墙上挂着两个人的黑白照片，鲜花丛中并排躺着两个人，左边是黑哥，右边是夫人。


夫人已经面目全非，虽经化妆，也看不出本来面目。


黑哥的头上扣着帽子，估计头部已经惨不忍睹。仅露出面部，还能看出原来的模样。黑哥长得本来就黑，估计是遗体存放时间过长的缘故，人更黑了。


不求同生，但求同死。多少恩爱夫妻发过的誓言，在黑哥身上应验了。


参加追悼会的人，大部分是黑哥儿子单位的同事。因为他儿子是急着赶回来上班才出的车祸，所以单位领导挺重视，让全体员工送黑哥一程。


黑哥生前朋友不少，但是来参加追悼会的没几个。有个黑哥收养的河南流浪儿，从十几岁就跟随着他，现在已经娶妻生子了，在古玩城门口儿看车。按理说他最应该去送恩人一程，不知啥原因也没见踪影。


可能人没了，交情也没了。


那时，脑子里突然闪现出一个奇怪的问题，“我开追悼会的时候，身边的朋友有几个能去呢？”

黑哥与我


黑哥这辈子，打架身经百战，死里逃生。最后竟然死于车祸，真是世事难料啊。


黑哥十几岁的时候进什刹海体校学习摔跤，跟李连杰、王群（武打影星，已经去世）都是一个体校的同学。


黑哥喜欢收藏，大概在2010年的时候，经营了一家古玩城。可惜一介武夫，没什么经营头脑，古玩城不是很火爆。


黑哥的古玩城离电视台不远，我录像之后经常过去找他聊天，顺便到古玩城转转。黑哥会跟老板要点儿核桃呀、手串呀送给我，值不了几个钱，就为了图个开心。古玩城的楼上有个快捷酒店，我要是累了，就让黑哥给我开间房，上去睡一觉。


赶上饭口，他会亲手炒上两个菜，我们坐在他的办公室兼卧室，喝上几杯小酒。黑哥酒量挺大，但是不多喝。他是运动员出身，懂得保护身体。


平时我总跟他念叨，年轻的时候去山东吃的清炖羊肉好吃。2012年的冬天我去古玩城找他，看见院子里拴了只羊，原来这是黑哥特意买来，请我吃清炖羊肉的。他亲手宰了之后，在院子里支上柴锅煮了吃。


什么作料都不放，只放盐，吃的就是原味儿。结果发现没原来吃过的那么好吃，不是厨艺和原料的问题，是我的口味提高了。


黑哥养了只藏獒，估计是神经不正常，连天天喂它的人都咬。黑哥对我说，把狗宰了炖着吃，我一听吃藏獒，有点儿瘆得慌，劝告黑哥，“那是有灵性的动物，咱还是吃清炖羊肉吧。”黑哥听从了我的劝告，把狗留了下来。


黑哥的古玩城生意不火，我也想帮他宣传，经常带着节目组到他那儿录制节目。他对剧组的摄像、导演等工作人员非常热情，又请吃饭又送礼品。电视台很多人都知道方清平有个开古玩城的朋友，人不错。


2014年开春，北京台《我爱我家》栏目约我做一个专访，我脑子里突然产生了一个想法——“给黑哥做一个专题”。


黑哥在节目中谈摔跤、谈古玩城、谈收藏爱好，谈人生经历，还跟师叔一起，给观众展示了精湛的摔跤技艺。节目录得非常好，收视率很高，但是黑哥永远也看不到自己的节目了，节目录制后一个星期，还没有播出的时候，黑哥就已经撒手人寰。


电视台拍摄的那个节目，就是黑哥留下的最后影像。节目组还特意给黑哥拍了个小片儿，到黑哥的古玩城、办公室拍摄了很多生活场景，介绍了黑哥的生平跟现在的生活状况，展示了黑哥平生积攒的收藏品。


这些影像资料，现在看起来，颇有点儿生平总结的味道。如果我不请黑哥录制这个节目，那么黑哥留下的影像资料加起来不过一分钟，都是我来古玩城录节目的时候，他在旁边搭话的镜头。还有一次是拍摄我到饭馆吃饭的小片儿，黑哥作为陪吃坐在我旁边。真正以黑哥为主角录制的节目，就这一个。


冥冥之中有定数，黑哥一生风风火火，不可能什么都不留就走。是老天安排他录制了这期节目，把他的音容笑貌留了下来。好让我们这些做朋友的，想念他的时候，再一睹他生前的风采。


可是，又有几个朋友能真正的怀念他呢？


节目播出的时候，电视台的工作人员想在节目中打上字幕，对黑哥的去世进行哀悼。我给拦下了，因为黑哥家中还有老母亲，我不知道老人得到黑哥的死信儿没有。万一家里人怕老人伤心瞒着实情，老人在电视上看到了，那就麻烦了。


甭说家中的老人了，我这个当兄弟的都一直接受不了这个现实。就在黑哥去世前半年，他经营的一家棋牌室有人捣乱，他还一个人打跑了四个年轻力壮的小伙子。


在他去世的前几个月，有个小伙子在古玩城停车，不交停车费，被黑哥揍了一顿，结果赔了人家五百块钱。


还有一天早晨六点多钟，黑哥骑自行车沿着河边到古玩城来，与一个壮汉撞到一起。壮汉估计是夜里赌钱输了，脾气挺大，不由分说，抬手就给黑哥一个嘴巴。黑哥岂是吃这种亏的人，顺势将对方扛起来，扔到了河里，骑上车就走了。


到了古玩城，黑哥害怕了，“这家伙会不会游泳呀？要是淹死了，我就摊上人命了。”黑哥骑上车飞速来到河边，已经没人了，从河里到马路上有一道儿水印子，黑哥放心了，这人已经安全离开了。


这么壮实的一个黑哥，说走就走了，搁谁也接受不了。


黑哥生前喜欢养鸟，经常到郊区张网捕鸟。捕到黄雀、红子什么的，他就养起来。要是捕到麻雀，他就亲手炒了，给我们做下酒菜。有时候还装到餐盒里，让我带回家吃。


《地藏经》上说过，捕鸟的人，遭骨肉分离报。黑哥上有老母，下有爱子，如今骨肉分离，是否真应了《地藏经》所说的因果报应？——劝君莫打枝头鸟，子在巢中盼母归。


黑哥生前跟我喝酒聊天，聊得最多的就是他的“战斗历程”。说上几个，算是对他的怀念吧。

打抱不平


黑哥十八九岁的时候，师父带着他们师兄弟几人参加市摔跤比赛。黑哥得了冠军，师父请他们吃了顿涮羊肉。酒足饭饱，师徒一行骑着车回家。黑哥取得了好成绩，特别兴奋，所以骑得比谁都快，把师父和师兄弟远远地甩在了后面。


骑着骑着，黑哥感觉一团尘土迎面而来。举目望去，原来是前边的清洁车在捣鬼。过去运送垃圾没有封闭车厢，都用普通卡车，清洁工站在车后边的脚踏板上，也挺神气。几个清洁工看到一个骑自行车的女孩穿着挺时尚，故意使坏，往下扬土。


黑哥急了，骑车追上去大骂。现在有些人歧视清洁工，那个年代一般人还真不敢小瞧他们。那个年代还有尚武的余风，清洁工身强力壮，而且一个垃圾车有四五个人，打起架来特别齐心。


虽说黑哥人高马大，那几个人觉着自己人多势众，没把他放到眼里。清洁车在黑哥前面停了下来，有几个人从车上跳下来，拦住了黑哥的去路。


那个女孩子看到这个场面，早就魂不附体，钻进小胡同溜了。


黑哥是个把打架当乐趣的人，一瞧这阵势兴奋起来。他将自行车停到路边，淡定地走上前去，一把抓住为首大个子的衣领，一个绊子将对方摔倒在地。


对方一看来者不善，一拥而上。这时候黑哥的几个师兄弟赶到了，将自行车往路边一扔，加入了战团。几个清洁工哪里是专业摔跤运动员的对手，片刻被打得落花流水，鼻青脸肿，向清洁车逃去。


穷寇莫追，黑哥等人扶起自行车刚要离开，才发现对方不是逃跑，是取兵器去了。清洁工打架的专用兵器是铲垃圾的铁锨，曾经令京城很多江湖中人闻风丧胆。


对方挥舞着铁锨冲过来，黑哥等人毕竟受过好几年的专业训练，躲闪灵活，下手准确，一把抓住铁锨把儿。对方没有他们力量大，铁锨被黑哥等人夺了过来。


黑哥等人见对方玩儿真的了，也打红了眼。抡起铁锨将对方打倒在地，用铁锨在对方身上乱砍。


黑哥的师父叫马振山，是一名退伍军人。他一瞧要出人命，拼命拦阻。拽回这个再去拽那个，这个又冲了上去。马师父一看实在拦不住了，一个绊子将黑哥摔倒在地，压在黑哥身上大喊，“再不停手我把你们都摔残喽！”


师兄弟一瞧师父真急了，全都停住了手。对方那几个人满脸是血，互相搀扶着爬上清洁车，上医院看病去了，连兵器都没顾得上捡。


后来黑哥跟我说，“因为他是我师父，我没好意思动劲儿，要不然他才摔不倒我呢！”

班房之战


那年黑哥应该二十刚出头，因为打架被关到了顺义的看守所。进去的时候已经半夜了，黑哥躺下刚睡着，就被其他几个犯人用被子蒙住头，教训了一顿。那个年代的看守所挺乱，老犯人看黑哥挺牛，给他来个下马威。


黑哥皮糙肉厚，打一顿不吃紧。他什么都没说，接着睡觉。第二天养足了精神，看谁不顺眼就打谁。那帮人虽说也都不是省油的灯，但毕竟干不过人高马大的黑哥。那几个人商量好了，要在当天晚上好好教训黑哥。黑哥一个人肯定干不过那么多人呀，晚上这顿打估计是逃不掉了，不死也得半残。


黑哥正养精蓄锐，准备晚上挨打，班房的门开了，又进来个犯人。黑哥一瞧这人乐了，是自己的哥们，外号儿“小地主”。“小地主”也是打架的高手，在京城大名鼎鼎。


20世纪七八十年代，北京城的痞子里有好多叫“小地主”的，黑哥生前，我忘了问他究竟是哪个“小地主”了。现在黑哥去世了，这件事也无从考证了。如果当事的“小地主”看到这篇文章，最好能跟我联系一下，我想听您多聊点儿过去的事儿。


咱还回到看守所。黑哥把自己的情况跟他一说，小地主一听，“那还等什么呀，打兔崽子！”一个专业摔跤运动员，再加上一个享誉京城的打架高手联合起来，从气势上就压倒了这帮人。斗志没了，这架怎么打呀？那帮人让这哥俩给彻底打服了。


后来进来个警察，把黑哥叫了出去。黑哥琢磨着，这回要挨训啦。没想到警察并没问他打架的事儿，开口却说，“你会摔跤？”黑哥没客气，“会呀。”“是马振山的徒弟？”“对呀。”警察扔过来一件褡裢，敢情是要跟黑哥比赛。


黑哥二话没说，穿上褡裢就跟警察摔到一处，在看守所把这个警察摔了好几个跟头，您听这事儿新鲜吧？这可是真事儿。跟黑哥摔跤那警察，也是一位跤坛名家的徒弟。


黑哥把警察给摔了，这下儿该遭殃了吧？还真没有。习武之人讲究武德，场上比赛输了，场下利用职权报复，把犯人给铐起来臭揍一顿，那不是这行人干的事儿。


他们爱好的就是摔跤这门技艺，在技艺面前，没有高低贵贱之分。犯人跟警察是平等的，大家在相同的规则下上场比武。警察绝对不会利用自己的便利条件，摔不过了给对方来一电棍，那不是真正的习武之人。犯人也不会觉着自己在人家手心里攥着，摔的时候让着对方点儿，省得遭报复，那样儿也对不起自己身上的功夫。

力退四盗


黑哥在粮站当过一阵儿供销处长，有一年上临河采购面粉去。当地粮食部门的领导请客吃饭，吃完饭要用汽车送黑哥回招待所。黑哥喜欢遛弯儿，想自己走回去。领导说了，“这边小偷儿挺多，专偷外地人。”黑哥笑了笑，没当回事儿。


走着走着，对面有个女的总对他使眼色。黑哥开始以为交上桃花运了呢，后来又觉着对方那眼神不对。一回头，一个小偷正掏他书包哪。黑哥一拳将小偷打倒在地。这下儿可麻烦了，小偷还有三个帮手哪，四个人一起上。


打架是黑哥的专业，他趁着酒兴，跟对方战在一处。那四个小偷也是久经战场，四面夹击，黑哥虽然人高马大，怎奈饿虎还怕群狼，一时难以取胜。


街上的人越围越多，周围做生意的都放下了自己的买卖，跑过来看这场好戏。黑哥一看对付四个有点儿困难，干脆照准一个下手吧。他抓住其中一个猛打，那三个对他拳打脚踢，他全都忽略不计，直到把抓住的那个人打倒在地。


解决完一个他又奔第二个来，第二个人怕落得头一个人的下场，掉头就跑。他一跑剩下的两个人也跟着跑，这下儿就剩地下躺着那个人啦！


这时候小马路已经拥挤不动，警察也赶了过来，拿着手铐子就要铐黑哥。幸亏地上还有个人没跑，那个人早就是当地公安部门挂号的小偷了，这下儿真相大白。要不然黑哥兴许还得因为打架斗殴，关进临河的看守所。


这下儿黑哥成了当地名人，出差那几天，每天都有人请客喝酒。采购的事情办得也相当顺利，谁遇到力退四盗的武林高手，不得给点儿面子呀！

打群架


黑哥生前跟我喝酒聊天的时候，还提到过几次打群架的事儿。


黑哥母亲的老家是山东某县，有一回母亲那个家族跟另一家族发生矛盾。对方聚集了几百人，这边也赶紧从全国各地呼朋唤友，扩大队伍。这种事儿黑哥不能落后呀，听着信儿之后，带上刀子，自费坐着火车去打架。


在一大片庄稼地里，“两军”对垒，所持兵器，不但有刀枪剑戟，还有火枪、自制手雷等“现代化”武器。


当地政府担心事态扩大，赶忙报告到省里。省领导听说这阵势，知道公安机关还真应付不了，直接向当地驻军求援。几卡车荷枪实弹的解放军战士来到现场，逼着双方缴了械，各自回村儿。


黑哥他们这些外来的“打手”，凶器没收，被押上了火车，哪儿来的回哪儿去。


类似的家族械斗全国很多地方都发生过，无非是因为本族的土地等利益受到了侵犯导致的。要避免这种事件发生，就得要求地方官员一碗水端平，严格依法办事，不能偏向自己这个家族，也不能欺负别的家族。


只有安定团结，大家才能共同发展。


黑哥还有一次被武装押送回家，是在家门口儿。


黑哥所在的生产队，有一块地皮租给了某企业，双方因为租金发生了纠纷。黑哥聚集了一百多人，找到该企业，逼着人家搬家。人家报警，来了几大车警察，荷枪实弹，把黑哥他们给押回了本村儿。


这些故事我都是听他讲的，是真是假无从考证，要是有哪点儿说得不对，本人概不负责，要追究您就追究黑哥的责任吧。

最后一战


最后一次看黑哥摔跤，应该是在他去世的前几个月，地点在安贞桥附近的一家餐馆。餐馆老板也是摔跤爱好者，在餐馆里开了跤术训练班，由黑哥的几位师叔教年轻人跤术。


黑哥带着我去看热闹，还亲自下场一展身手。他已经五十多岁了，身上还有运动伤，按理说给年轻人示范示范就行了，但是那天他动了真劲儿，把年轻人往空调上摔，往场外摔，吓得年轻学员都不敢跟他摔了。后来老人们都说，那天他不正常，是个先兆，已经准备要走了，所以也不给自己留什么人缘啦，说老话儿这叫辞道儿。


其实这里还有个原因，餐馆老板因为喜欢跤术，拜跤坛名家王文勇先生为师。王文勇先生在50年代就是老北京摔跤队的运动员，文革中因为看不惯造反派头子蒯大富骄横的派头，给了蒯大富一个嘴巴，因此下过几年大狱。


王文勇先生是黑哥的师爷，所以饭馆老板就成了黑哥的师叔。黑哥心里不服气，一则老板比黑哥入门儿晚得多，二来老板并没有真正练过。黑哥说了，“让我叫你师叔也行，你得穿上褡裢，在场上教我两手儿呀！”


因为有这个心理，所以黑哥那天在场上才动了真格的。


黑哥生前曾经跟人说，“我跟方清平是过命的交情。”我们俩虽然没经过什么过命的事儿，但是黑哥对我确是真好。


平常只要我给他打个电话，“我中午上您那儿吃饭去。”黑哥肯定会精心准备。黑哥是个粗人，准备不出什么高精尖的美食，也就是亲手炒几个菜，再让手下人到一里地外的市场，买两张他认为最香的烙饼，再上饭馆儿端个锅包肉、干烧鱼之类的，但是他真是非常用心准备的。


我媳妇儿曾嘱咐黑哥，“他身体不好，别让他喝多了。”所以黑哥看我喝得差不多的时候，就会趁我不注意，偷偷地往我的酒杯里倒矿泉水，我舌头已经被酒精麻木了，竟然喝不出来。


有时候我写东西写到晚上九十点钟，犯了酒瘾，打电话约黑哥喝酒。黑哥一直保持着早睡早起的习惯，已经躺下了，接到我的电话，又穿上衣服出来，陪我到路边的羊肉串儿店喝上一顿。


有时候我开车去别的城市演出，担心闷得慌，就约上黑哥陪我前往。一边开车一边听黑哥聊过去的事情，旅途就变得不寂寞了。


我举办过几次相声专场，黑哥从来不跟我要票，都是花几百块钱买最好的票，坐在正中的位置，为我大声地鼓掌叫好，他觉着这才是捧我。


当初我买房，借了点儿贷款，黑哥总说，“我这古玩城虽说目前经营得不好，但是帮你还个贷款没问题，你先从我这儿拿钱。”他还跟古玩城管财务的说，“方清平需要钱了，想从你这儿拿，你直接给他，不用经过我。”


我从没跟他借过钱，因为我知道，君子之交淡如水。我把黑哥当成一辈子的朋友。没想到，他这么早就跟我分别了。


我有点儿相信命了，就算身体再棒，任何人都治不了你，但是有寿数管着呢，该走的时候就得走，想多待一天都不行。

2.赵家三辈人


相声这行讲究师承。我的师父是李金斗先生，师爷是赵振铎先生。李金斗先生大伙儿都熟悉，提及赵振铎先生，年轻人肯定不知何许人也。五十岁往上的相声爱好者绝对伸大拇哥，“那相声说得，地道！”


赵振铎先生的父亲赵文仲，在解放前后，也是享誉京城的名人。他是北京城的摔跤高手儿，江湖人称“赵四皇上”。


赵四皇上


北京朝阳门外有个地方叫下坡，就是现在雅宝路一带。过去是回民聚居区，赵文仲先生就是那一带的回民。


在老北京，足球、篮球、羽毛球，那都是有钱的洋学生玩儿的。一般老百姓哪儿买得起球呀？可老百姓也不能闲着，也得玩儿呀，玩儿什么呢？


女孩子就从街坊家老母鸡身上揪下几根儿毛来，绑个毽子踢。要不就跟肉铺的伙计要几个羊的关节骨，做成“拐”，在地下耍着玩儿。羊关节骨怎么耍呀？一两句话还真说不清楚，当面儿给您示范一下儿您就明白了，您肯定一撇嘴，“这有什么玩儿的呀？”


北京的男孩子玩儿什么呢？文艺活动就是吹口哨儿，体育运动就是摔跤，都不用花钱买器材呀！赵文仲先生摔跤可是一把好手儿，30年代给大资本家万福麟看家护院，就是当保镖，那身手能错得了吗？


20世纪40年代，赵文仲先生在北京的西单摆摊儿卖艺，有个俄国大力士找他比武较量。大力士比赵先生重一百多斤，愣让赵先生给摔倒在地。长了中国人的威风，他也落个赵四皇上的美名。


皇上是句北京土话，就是皇帝的意思。赵文仲先生在家排行第四，所以人称赵四。为什么加上个皇上的头衔呢？皇上就是老大，赵四皇上，说明赵四在这一带是老大。在过去的北京城，敢叫这么个外号儿，没点儿真本事，当地的小流氓就给你灭啦！赵四皇上这外号儿叫了几十年，说明老爷子是真有本事。


解放后赵文仲先生在官园体育场开设摔跤训练班，广收门徒。五六十年代，北京的混混们一听赵文仲的大名，那绝对是恭恭敬敬。老北京人都喜欢养鸽子，有一回赵先生的鸽子放出去没飞回来，让人给偷了。徒弟们放出话了，“赵四皇上丢鸽子了！”第二天偷鸽子的人把鸽子都放回来了，一只没少。


文革的时候，一帮红卫兵不知深浅，来抓赵四皇上。地主都得挨斗，甭说皇上啦！红卫兵押着赵先生就走，老伴儿害怕了。赵先生说，“甭害怕，晚上就回来，给我做牛肉面！”红卫兵急了，“你还想出来？少说判你个十年八年的！”


结果呢？当天晚上，赵先生溜溜达达地回家了。公安系统有不少赵先生摔跤的徒弟，一听说红卫兵把师父抓走，那还了得？去了几十口子，到那儿就把赵先生给要出来了。


赵先生一辈子接触三教九流，黑白两道，有很深的社会经验。师爷赵振铎跟赵世忠搭档，50年代红极一时，人称“二赵”。有一天赵振铎先生跟父亲说，“最近不知道为什么，赵世忠在台上的话越来越少。”赵四皇上说，“明天中午，叫赵世忠到爆肚冯吃饭。”


第二天中午，赵四皇上开门见山，“你是不是要跟振铎散伙？”赵世忠不敢瞒老爷子，“马季叫我给他捧哏去。”赵四皇上说了，“北京二赵是块金字招牌，你们俩人要是散伙，两败俱伤。”赵世忠一听，“您甭说了，我哪儿也不去，就跟振铎一块儿。”


50年代经常举办全国性的中国跤术大赛，内蒙古队员人高马大，北京运动员跟他们几次交手，全都败北。赵文仲先生那时候已经是北京队的教练了，他的徒弟要跟内蒙古队员交手，老爷子传授锦囊妙计，“别真摔，逗他们玩儿，趁他们麻痹大意的时候，出其不意将对手摔倒。”


徒弟答应得挺好，真到了场上，周围的观众喊声震天，他早把赵先生的话忘在了脑后，一交手就卯上劲儿了。没人家力量大，结果被人家摔倒在地。


中场休息，老爷子过去就给徒弟一个嘴巴，当时就给徒弟打愣了。“师父，您干吗打我呀？”他哪儿知道呀，赵四爷这是一个嘴巴点醒梦中人，徒弟已经摔红了眼了，跟他说什么他也听不进去了。先把他给抽清醒了，再告诉他，“不是跟你说了嘛，玩儿着摔。”


徒弟恍然大悟，再上场就跟内蒙古选手玩儿开了。内蒙古选手懵了，“他怎么不用劲儿呀？这是比赛还是闹着玩儿。”趁对方一走神的工夫，赵先生的徒弟一个漂亮的绊子将对方摔倒在地。


照方儿抓药，第三局赵先生的徒弟又获胜，最终赢得了这场比赛。


我师父李金斗先生年轻的时候在曲艺团也总受排挤，经常到赵四皇上处请教，老爷子马上传授锦囊妙计，我师父回去照方抓药，问题马上迎刃而解，老爷子神就神在这儿了。


80年代初，赵文仲先生得了癌症，在家养病。到了晚上疼痛难忍，老爷子睡不着觉，就一遍一遍地念经。


有一天夜里，是我大师哥刘颖陪床。老爷子躺着躺着，突然坐起来了，说：“主来接我了。”不知道是巧合，还是真有灵验，话音未落，后窗户开了，吓得大师哥差点儿尿了裤子。


没过多久，赵先生就去世了。


汉民所说的出殡，回民叫出“埋抬”。给赵四皇上送葬的队伍，浩浩荡荡，轰动一时。弟子们从南下坡清真寺，一直把亡人的“埋抬”抬到二环路才上车。老爷子活着的时候风光了一辈子，走的时候照样体面。


有句话叫人走茶凉，就拿某些领导干部来说吧，在职的时候前呼后拥，刚一宣布退居二线，马上就没人搭理了，更甭说追悼会的时候了。


赵四皇上一介平民，无权无势也没钱，为什么直到去世都有那么多人尊重呀？一是老爷子当年的摔跤技艺让人佩服，二是老爷子一辈子积德行善，广收门徒。现在教学生为挣钱，老爷子教学生，不但不收学费，还得搭饭。


那时候的人家里都不富裕，吃饱饭都困难。再有个孩子练摔跤，饭量更大了，家里肯定有意见。老爷子工资不低，家里没负担。每天在厨房里炖一锅牛肉，徒弟们练完摔跤，每人吃一大碗牛肉面再回家。


徒弟们能不念老爷子的好儿吗？能让老爷子冷冷清清地走吗？


现在，您从热闹的西四大街七拐八拐，走进一条连汽车都开不进去的小巷，有个独门独院，那就是赵文仲先生的故居。赵先生晚年在院子里铺了沙子，教徒弟们摔跤。如今按照这院子的地理位置估价，怎么也值个两千万。当然了，赵家是不会卖老爷子留下的房产的，政府占地另说。


如今院子的主人是赵文仲先生的二孙子，我师爷的二儿子，我的二伯。他在同仁医院工作，我身边有朋友闹眼病，我经常托他挂号。

师爷赵振铎


师爷赵振铎是赵四皇上的养子，本姓双，满族，出生在北京高碑店（不是卖豆腐丝那高碑店，那属于河北）。家里弟兄两个，父母养活不起这么多孩子，正好赵四皇上膝下无子，就把师爷过继给了赵家，师爷也就由满族变成了回族。师爷还有个同胞哥哥，我见过一面。师爷的长相很特别，双眼炯炯有神，一头茂密的卷发，他哥哥长得跟他一模一样。


五六十年代，中国文艺界最红的年轻演员有“四马二赵”，“四马”当中有一马是马季，“二赵”就是指赵振铎、赵世忠。师爷年轻的时候红极一时，工资也比别人拿得多。人长得精神，穿得也体面，骑一辆凤头车，相当于现在的奔驰酷跑。到哪儿回头率都是百分之二百，每个人得回两次头儿。师爷年轻的时候经常进中南海，给毛主席、周总理、陈毅等中央首长演出，可谓春风得意。


一九七六年粉碎“四人帮”，相声又火了起来。那时候电视还没有普及，收音机里只要一播相声，胡同里的聊天声马上停了下来，大家都竖起耳朵。师爷洪亮的嗓音，独特的说话腔调，深深地印在了人们的脑海里。师爷说过的段子，比如“风吹水面层层浪、雨打沙滩点点坑”“昨夜一点相思泪，今日方流到口边”，可以说是家喻户晓，妇孺皆知。


后来师爷被推上了领导岗位，当上了曲艺团团长。他是50年代入党的老党员，对党有着深厚的感情，一心想把党交给的工作干好。可他有艺术才能，却不懂领导艺术，这个官儿当得挺累，也没干出什么成绩，还得罪了不少人。


那时候曲艺团效益不好，要给老艺人降工资，师爷大公无私，先拿他的师父王长友先生开刀，给王先生降了一级工资。然后再拿徒弟媳妇儿开刀，我师父李金斗的爱人是团里的单弦演员，早该评一级了，但是师爷就因为她是自己徒弟的媳妇儿，不同意师娘当一级演员。师爷的大儿子是燕京曲艺团的相声演员，燕京曲艺团解散了，师爷完全可以把他调到自己所在的曲艺团，但是师爷没有滥用职权，他大儿子当了厨子。


师爷一心想当好这个团长，但是上级领导还是把他当成个艺人看待。艺人们，又把他当成领导看待，两头儿没落好儿。当团长那几年，自己吃亏受累，没捞到任何实惠，还得罪了很多人。


从领导岗位下来，师爷还想好好地说相声。但是时过境迁，观众喜欢的是我师父李金斗，还有笑林那样的年轻演员，师爷的段子过于传统，完全依靠语言的幽默，剧场观众已经没有耐心听下去了。


现在传统相声又吃香了，师爷如果能活到现在，绝对还能大红大紫。但是当时没人听传统的东西，相声越新越受欢迎，越闹剧场效果越强烈，电吉他相声成了舞台的宠儿。


那时候传统相声是墙内开花墙外香。1986年，师爷跟随北京曲艺团到新加坡演出，他表演的传统相声是最受欢迎的节目，有的包袱儿能让观众笑一分钟。师爷对那次新加坡之行很得意，把录像带拿回来让我们看，不乏炫耀的意图。


但是国内的剧场演出情况就不同了。观众喜欢听的是《学唱“大篷车”插曲》《恋爱歌曲漫谈》之类的节目，师爷辉煌的时期已经过去了。师爷的搭档赵世忠先生又退休了，师爷找了个新搭档，水平跟赵世忠先生没法儿比，用着很不顺手。


师爷也退休了。


他感觉很落寞，没事儿就在家里喝闷酒。我常去师爷家陪他喝酒，听他给我讲述他演过的传统段子。师爷总说，“传统相声有不少好东西，你赶紧学吧。”可惜我没让师爷排过一个节目。一来年轻不懂用功，二来排练了也没地方演，当时传统相声没什么市场。三来呢，师爷本事太大，当着他的面儿说段子，心里发憷。


老辈人活着的时候，我没觉着他们身上的东西有多宝贵，不知道珍惜学习的机会。现在想好好学了，可是人已经没了。很多传统的好东西，都是这样失传的。


现在的年轻人，无论你是哪行哪业，都应该珍惜跟长辈们学习的机会。


后来师爷得食道癌，住院期间，我去陪床。晚上他睡不着觉，就一段一段给我讲述他年轻时候说过的段子。很多段子他多年不演，已经记不全了。可惜当时没拿录音机给录下来，要是留到现在，是很珍贵的资料。


师奶奶那时候是医院的护士长，师爷住单间。我经常是喝着小酒，听师爷给我讲着段子。师爷爱喝酒，所以从来不管我喝酒。第二天师父去医院，问师爷，“小方照顾您怎么样？”师爷说了，“哪儿是他照顾我呀？喝完了就睡，一晚上我给他盖了三回被子。”


1994年，师爷第一次做完手术，正在恢复期间，台湾方面邀请他去演出传统相声。他晚年曾经对我说过，“我现在说相声不为挣钱，只要有人真听就行。”他听说又有人愿意听他说传统相声了，欣喜若狂，不顾医生的劝阻，带病去台湾演出，轰动宝岛。


师爷在台湾挣了一万多块钱，一生节俭的他，用这钱给老伴儿买了枚戒指，这是他这辈子送给爱人的唯一一件首饰。他是不是预感到自己将不久于人世，想给风风雨雨跟随自己几十年的爱人留下点儿念想呢？


这就不得而知了。


回来后师爷又住院了。正赶上相声老前辈罗荣寿去世，师爷当时病情严重，但是义字当头的他还是带病参加追悼会，回来病情更严重了，再也没能起来。师爷的最后一段时光是在家中度过的，晚上我经常去陪他。


他人生的最后一个除夕，师父带着我们到床前给他敬酒。给他嘴里点了三滴酒，一生爱酒的他此时已经喝不下了，只有默默地流泪。


师爷的葬礼也在下坡清真寺举行，他的亲友和老观众都去送行。清真寺门口那条街的生意人听说要送赵振铎先生，主动停业半天，让出道路来。北京不少群众都去送行，大伙轮流抬着师爷的灵柩，送出好远才上车。


那天，赵世忠先生望着合作了几十年的老搭档，说了一句话，“你是有福不会享啊！”是呀，如果师爷晚年不当团长，少生闲气，肯定能多活几年。现在的某些艺术大师，当年跟师爷比差得很远。但是人家坚持下来了，所以享着福了。


十几年后赵世忠先生也去世了，跟师爷得的是同一个病，病变的部位相同，是同一个大夫给做的手术，这就叫缘分。哥俩合作一辈子，有感情，也有矛盾。赵世忠先生为什么比师爷多活十几年呢？因为赵先生“糊里糊涂”，不生闲气，不操闲心，这就叫难得糊涂。


师爷去世前立遗嘱，公证员就是后来给央视很多大奖赛当公正人的阎梅女士。她听说师爷这么一位著名的艺术家，曲艺团的领导，遗产才两万块钱，感动得流下了热泪。她不知道，这两万元里，还有一万是我师父李金斗给的。


师爷葬在回民公墓，下葬的时候要念经。当天阳光明媚，可是阿訇念经的声音一起，竟然噼噼啪啪掉起了大雨点。经文结束，雨点儿也停了。师爷是高人，老天有感应了。


师爷一生出过大名，但是没挣过大钱。生活非常节俭，很多时候一把花生米就是他唯一的下酒菜。但是他对晚辈不抠门儿，我们去的时候他会亲自和芝麻酱，请我们吃涮羊肉。我说：“师爷，羊肉不够了。”师爷说了，“羊肉不够，白菜找齐儿！”


我师父的儿子也是师爷和师奶奶给带大的。他四五岁的时候，有一天看完外国电影，回家跟师爷说，“爷爷，我想吃西餐。”师爷说，“给他盛碗米饭，让他上马路西边吃去。”


外地的相声前辈来京看望师爷，他都会热情招待。有时候在家请客，让我们到饭店端水煮牛肉、香酥鸡这些解馋的菜。有一回部队的快板艺术家朱光斗先生来京，师爷请他吃烤鸭。喝了不少酒，还要教人家，“卷烤鸭得这样，先抹酱，再放葱，放鸭肉，然后一卷……哎，饼呢？”他把酱都抹桌子上了。


明年是师爷去世二十周年，如果条件允许，我想牵头儿办一个纪念专场。师爷走得太早了，到明年他才整八十岁。师爷要是活到现在，得多吃多少好东西呀！

不着调的大伯


赵振铎先生有两位公子一个女儿，今天单说大公子赵京。按照传统的称谓，我叫他大伯。那个字不念“博”，念“掰”。大伯今年五十出头，一生最大的特点就是不着调，最大的爱好是喝酒。


物以类聚，我们爷俩关系最好。


大伯过去是燕京曲艺团的相声演员，演出《理发》《八扇屏》等段子，场面相当火爆。他还跟赵四皇上学过摔跤，参加过青少年组的比赛，胜了好几场。后来比着比着想吐痰，一口痰吐在裁判脸上，让人罚下场了。


燕京曲艺团解散，赵振铎先生的爱人是医院护士长，通过关系让大伯到医院当了厨子。从舞台到了灶台，按说应该挺失落，但是大伯干得挺带劲，他还编了个段子调侃自己——


赵京：“您这儿需要演员吗？我会说相声。”


对方：“您是哪个团的？”


赵京：“我是厨子。”


对方：“起什么哄呀？”


赵京：“我爸爸是赵振铎。”


对方：“出去出去。”


赵京：“我师哥是李金斗。”


对方：“再说我抽你！”


在医院干了一段时间，正赶上单位歌咏比赛。大伯唱歌不错，但是领导知道他不着调，担心他上台出什么岔子，所以没让他唱。


比赛那天，他一听台上选手水平比自己差多了，心中愤愤不平，“为什么不让我上台，让他唱呀？”一时没有压住火，祸从口出，“唱得什么他妈玩意儿呀！下去！”区领导都在场，这下子大伯惹祸了。


比赛结束，食堂领导批评大伯，给他说急了，给了人家一炒勺，缝了好几针，结果把正式工作丢了。我师父把他介绍到一家私人餐厅炒菜，老板说隔壁餐厅的厨子比他技术好，他又把隔壁的厨子给打了，又一次被开除。


大伯失业在家两年，跟媳妇儿之间又出现了问题。大伯到媳妇娘家理论，用火筷子把老丈人打了。离婚之后，整天没事儿干，所以酒喝得挺凶，早晨起来到早点铺，来一碗炒肝、四个包子，就能喝一个小二。


说起这段日子，大伯很感谢母亲，“我吃了老太太两年，老太太没嫌弃我。”


大伯挺孝顺，在家收拾屋子、做饭，什么活儿都干，就是说话不靠谱儿。赵振铎先生病重的时候，老伴儿守在床边，二人相视流泪。大伯进屋一看，想安慰老人两句，唱起来了，“亲爱的爸爸妈妈，你们好吗？”给赵振铎先生气得，“好你大爷！”


师爷去世，刻墓碑的时候，奶奶问师爷名字旁边为什么空着，大伯说了，“等您那什么的时候，把您名字刻那儿！”说得倒是实话，但是不能那么说呀！


后来大伯到一家大国企的食堂当厨师长。有一天喝多了酒，把管后勤的领导给骂了，又降成了厨子，工资降到了三千多块钱。大伯一点儿不难过，“那也够花啦！”


说起我跟大伯结缘，还是因为酒。师爷在世的时候，我经常到师爷家喝酒。师爷喝几口就上旁边看电视去了，我跟大伯在客厅守着一把花生米，从中午喝到下午三四点。喝完酒还比赛，看谁说《八扇屏》不打磕巴，请师爷当裁判。师爷是老党员，挺公正，跟大伯说，“你不如他。”


四十岁之前我没挣什么大钱，住在老旧小区的一套斜房子里，地板跟墙都裂了缝，家具是二十年前的。最大的快乐，就是跟大伯在家喝酒。就我们两个人的时候，我躺在床上，大伯拿个小板凳坐在床边，就着床边的小茶几喝到深夜。太晚他就不回家了，在客厅的小床上忍一宿。


大伯是个勤快人。第二天我还在梦乡的时候，他已经起床把茶沏好放在床头了。屋子收拾得干干净净，早点也准备好了，而且不影响他早上八点到单位上班。


有时候家里来七八个人，守着破餐桌会餐。这时候大伯会展示他的厨艺，做一桌子好菜。别瞧屋子破，我们连当时非常高档的河豚都吃过。河豚收拾不好有毒，大伙怀疑大伯的手艺，就让他先吃一条。过一会儿看他没事儿，才动筷子。


北京很多餐厅都留下过我和大伯的足迹。从老字号到路边小馆，只要味道好，能喝酒，我们不分环境。有一回我们到一家中档餐厅吃饭，大伯嫌人家炒的菜不好吃，自己下厨炒了一个。我挺泄气，“称呼您半天赵总，这回彻底让人知道你是厨子啦。”


我们俩下饭馆有个规律，吃一家黄一家。觉着这家好吃，下回再去，停业！觉着那家饭馆儿好吃，过几天再去，换招牌啦！大伯说了，“哪天咱们上日本大使馆吃一回去，看能不能给他吃黄喽。”


自从我出了点儿小名之后，饭局多了起来，但是我的身体条件也不能喝酒了。所以对于饭局我是能推就推，即便参加也基本上不喝酒。


我怀念的是没出名儿的时候，跟大伯坐在马路边的小饭馆，无拘无束地喝酒聊天的情景。应酬的时候喝酒挺累，还总得提醒自己别喝多了失态，不如不喝。


偶尔酒瘾犯了，我会打电话约大伯出来喝酒。我们喝酒是真正的减压、放松，想说什么说什么，想怎么疯怎么疯。即便借着酒劲抬杠、吵架，第二天酒醒了，也就当个笑料说，谁也不会记仇，因为关系太近了。


有时候我在外面说错了话，或者办错了事儿之后，也会找大伯喝酒。在大伯的心中，即便我错了也是对的，他会安慰说我，“你骂他了？骂他就对啦，我还想骂他呢！”他这么一说，我心头的疙瘩解开了，懊恼的心情随风而去。


媳妇儿心疼我的身体，不让我喝酒。每次我跟大伯喝酒之后，被媳妇儿发觉了，她都会给大伯打电话，“您怎么又叫他喝酒呀？”大伯一肚子委屈，“我什么时候叫他了？真是他叫的我！”


确实，每次喝酒基本上都是我约大伯，但是他的酒品没我好，名声比我坏，所以别人总认为是他勾搭我出来喝酒，让他背了好多黑锅。


前两天我又犯了酒瘾，约大伯在某处集合。到了集合地点，没发现他的影子，我还奇怪呢，“我们俩约会他都是早到，今天怎么了？”正想着呢，大伯从一个小胡同里钻了出来，“我早就来了，怕你媳妇儿跟踪，所以先隐蔽起来观察观察。”


他真让我媳妇儿吓怕了。


别瞧大伯比我大十岁，身体没毛病，喝半斤八两的没问题，第二天照样儿上早班儿。人有所失就有所得，大伯没成为相声艺术家，但是他落下副好身板儿。


现在有不少草根出身的艺人，大伯跟他们相反，是艺人出身的草根。但是他没有抑郁，没有沉沦，照样在厨师的岗位上干得有滋有味儿。


他活得自在，活得快乐，活出了真性情，活得让我们这些做演员的都羡慕。


大伯对我最高的评价就是：“方清平是男子汉，过去穷得叮当响的时候什么样儿，出名之后还什么样儿，没变！”

3.玉鹏丁爷


丁玉鹏先生，原北京市西城区青年曲艺队相声演员。北京人，生于1928年，卒于……想不起来了，在网上查了，只有出生年月，没有去世的时间。想打电话问问熟人，又怕熟人骂我，“老爷子教了你那么多年相声，你连他哪年走的都忘了？白眼狼！”


您得原谅我，喝酒喝的，脑子不大好使了。不是2004年就是2005年，要不就是2003年或者2006年……对了，是2004年，老爷子终年76岁，生日加上岁数，就是去世的年月。


丁爷跟我师爷赵振铎是亲师兄弟，是我师父的师叔，我也叫师爷。您听着乱吧？传统艺术就这样儿，从艺人员之间都是圈儿套圈儿的关系。


1994年，我跟付强从部队复员回北京。师父觉得我们传统相声的根基太差，师爷赵振铎先生已经查出癌症了，又教不了我们，而师父本人演出忙，也没时间。他觉着丁爷会的老节目很多，就让我们到丁爷家学传统相声。


我师父这也是从自己身上取得的经验，他当初学相声，主要就是跟他的师爷王长友先生。跟师爷学节目有好处，第一，师爷上岁数之后不怎么演出了，有时间。第二，老年人没什么火气，有耐心。第三，生怕有朝一日把自己会的东西都带走了，所以玩儿命地教，毫无保留，不遗余力。


说了半天，可能读者还在琢磨呢，“丁玉鹏到底说过哪段儿呀？”估计您一段也没听过，老人所在的是区曲艺团，上电视、上广播的机会很少，而且他们团八几年就解散了，老人一直在家待着，您上哪儿听他的节目呀？


要说起来，老人还真算不上著名演员。跟同时代那些大师比起来，他也算不上表演艺术家，因为那个年代说相声的能人太多。但是老人要是活到现在，那绝对是个宝贝，因为他会的段子太多了，知道的东西也太多了。


曲艺界、戏曲界都是这样，有不少被埋没的人才。出名的必定有能耐，即便台上看着差点儿，那他台下某方面必定是高人，要不然他也出不了名儿。没出名的不一定没能耐，没赶上机会，或者让自己的脾气秉性给耽误了。


有时候自己也总埋怨，“谁谁谁还不如我呢，钱怎么都让他挣了？”转念一想，有多少比我能耐大得多的人，一辈子默默无闻。跟他们一比，我就踏实了。


丁玉鹏行状


行状，这是我从汪曾祺先生的小说《云志秋行状》里学到的词儿，就是为逝者写的生平。我佩服汪先生平中见奇的文笔、随遇而安的性格、无酒不欢的性情，所以也学着汪先生的样子，写个行状。


1928年7月，丁爷生于北京地安门附近一个小康之家，是家中的独子。由于家境还算凑合，所以丁爷一直上到小学毕业。在老一辈相声演员当中，绝对算是有学问的。丁爷跟曲艺老前辈金晓珊是邻居，又喜爱相声，所以天天到金先生家学艺。


金先生是曲艺票友，满族旗人。过去有钱人喜好曲艺，但是绝对不会靠这个挣钱，人家就是说着玩儿，到各大宅门走堂会，耗财买脸。丁爷学会了说相声，家里也没让他干这行，而是到崇文门外的青山居当伙计。


青山居是个茶馆，老北京玉器行的人都在那儿谈生意，三教九流、社会各界的人想买卖玉器也都去那儿。这里包括从清宫造办处玉作出来的师傅，以及破落的旗人显贵，那可都是见过大世面的。丁爷从这些人身上学到了太多的知识，风土人情、秘闻野史、社会交际、美食小吃、地名典故……无所不包，所以丁爷堪称一位合格的民俗学家。


丁爷晚年的时候，给我讲了很多他当茶坊的时候听到的故事。可惜我那时候没心没肺，要是都给记下来，也是不错的老北京民俗史料。


青山居附近有不少玉器作坊，丁爷后来就进玉器店当了学徒、练就了鉴别真伪的好眼力，也学会了雕琢玉器的手艺，造假、修补的技术也知道不少。粉碎“四人帮”之后，曾经有人要请他到玉器店当顾问。他离不开相声，所以婉言谢绝。要是真重操就业，估计比说相声挣的钱多出不少。


90年代初，师父有个街坊要投资玉器，打算用全部财产买个老物件，说转手一卖就能翻十倍。那时候还不像现在，电视台有那么多鉴宝节目，随便找个人就能给长长眼，那时候懂玉的人不多。师父好心眼儿，怕邻居上当，“您先把东西拿过来，我带你找个高人看看。”师父带着邻居来到了丁爷家。丁爷打开屋里的管儿灯，拿玉器对着管灯一照，“假的。”


邻居当时什么话都没说，跟师父出来之后，把嘴一撇，“这老头儿干吗的呀？您瞧他住那间小平房，家里连件儿像样的家具都没有，他见过玉器吗？”师父一瞧，人家不信丁爷，那咱就甭劝啦。结果呢，这个邻居买了那件东西，赔个倾家荡产，从此之后就消失了。


师父认识个朋友，非要把家传的一个玉器镯子卖给师父。正好儿我在场，跟那人说：“我们先拿回去看看吧。”那人很不屑，“您随便看，是假的我赔你十倍的钱。”拿到丁爷家，对着管儿灯一照，“河南做的假，是如何如何做的。”师父把丁爷的话原封不动跟朋友一说，朋友傻眼了，“那什么……我看走眼了……回见吧，您呐……”从此他也消失了。


还是说丁爷年轻时候的事儿吧。丁爷虽说在玉器行，可是身在曹营心在汉，没事儿就跟着金晓珊演堂会去。西单有露天的相声场子，丁爷还经常去义务演出，就为过瘾。那时候跟他搭档的也是玉器行的一个伙计，说话结巴。就这样一直到解放，相声艺人的地位提高了，可以和京剧名角平起平坐了，丁爷有了下海说相声的想法。


这时候丁爷认识了后来的老伴儿，也就是我们的师奶奶。师奶奶可不是一般的人物，家里是专门组织曲艺演出的，用现在的话说叫经纪公司。师奶奶是大鼓演员，唱得不错，人也能干，在西单的紫竹林茶社当上了总经理。


紫竹林茶社是专门演曲艺的园子，北京市市长都亲自去那儿视察过，师奶奶当时可谓风光一时。师爷近水楼台，就在师奶奶的茶园演出。问题来了，当年艺人的行帮习气挺重，丁爷没正式拜师，所以圈儿里没人承认。


丁爷虽说从小就跟金晓珊先生学艺，但是金先生是票友，在相声行没有真正的师承。而且金先生在曲艺圈儿的辈分很高，当时的名艺人张寿臣、常连安都是他的晚辈，丁爷要真是金先生的学生，比侯宝林还大一辈儿，谁承认呀？所以丁爷那阵儿挺难，上北京曲艺团听相声去，人家都不让他进。得求他的朋友、相声老演员李福增给他偷着带到后台，躲到一个没人的地方听，跟做贼似的。


师奶奶不是好惹的，你们不让丁玉鹏上你们那儿，我的园子也不让你们进！有一回曲艺团的老艺术家王世臣先生到紫竹林串门儿，师奶奶愣叫看门儿的几个小伙子把王先生给轰了出去。


总这么下去也不是事儿呀，后来丁爷就正式拜了王长友先生为师，跟赵振铎先生成了师兄弟。丁爷比赵振铎先生大十岁，但是入门儿晚呀，所以得管赵振铎叫师哥。曲艺行就这么不讲理，不管你岁数多大，按入门早晚和师承辈分来。这人八十了，辈分小，这孩子十岁，辈分大，八十的得管十岁的叫叔叔。我觉着还是人家香港演艺界的规矩好，岁数小的见了岁数大的一律称呼哥、姐，顶多叫个叔，没听说香港演员喊师大爷的。


丁爷跟我说过，他会的老段子大部分是跟金晓珊先生学的，没跟王长友先生学过段子。但是王长友先生带着他到济南、沈阳的相声大会闯荡了几年，让他增长了见识，开阔了眼界，也听会了不少节目。


丁爷回到北京，正赶上组建西城区青年曲艺队，丁爷就成了区属集体所有制团体的演员。那时候青年曲艺队常年在西单商场曲艺厅演出，从下午演到晚上，进门儿的时候给你张票，写上入场时间。出门儿的时候再计算你听了几个小时，计时收费。


虽然叫青年曲艺团，但是老艺人挺多，丁爷是年轻一辈，总受欺负，老演员一看园子里观众不多了，就派丁爷上去说单口相声，拖延时间，他们出去吃饭。这下儿反倒让丁爷长了本事，积累了大量的单口段子。


现在的年轻人新到一个单位，同事让你多干点儿活儿，别以为是坏事儿。还学本事呢，将来是挣钱的资本。


“文化大革命”一来，丁爷可就受罪了。他在玉器行的时候，也做过日本人的生意，结果被打成了日伪特务。谁揭发的呢？肯定是他们团的老艺人了，外行人也不了解情况呀。平常有矛盾了，就借着这个机会报私仇。


其实这也难说谁对谁错，那个年代就是你揭发我，我批判你。还有国家级团体的大艺术家到丁爷的街道搜集丁爷的材料，那时候讲究串联，不光揪本单位的坏蛋。


“文革”当中丁爷可没少挨打。曲艺界有那么一段故事，叫做“打死丁玉鹏，吓死习相远”。造反派在屋里打丁玉鹏，他的搭档习相远在门口儿看。习相远也是旗人，解放前家里挺有钱，成分也不好。他琢磨了，“一会儿也得这么打我，我哪儿受得了呀！”


他走到紫竹院公园旁边的小河沟，跳河自尽了。其实那河水也就齐腰深，往起一站就淹不死。但是习相远一心想死，没往起站。挨打的丁玉鹏反倒活了过来，就是腰部被打伤了，后半辈子腰直不了，总是向后仰着。


后来丁爷一家老小被赶到农村，当了十年农民。让一个粉墨登场的演员整天守着田间地头，跟大粪、麦苗打交道，心理上受的打击可想而知。丁爷的老伴儿那是曲艺园子班主出身，哪儿会干活呀？所有农活都得丁爷一个人承包。


后来他们的儿子大了，能帮把手啦。儿子学习不错，还当上了大队的会计，丁爷肩上的担子才轻了点儿。人的适应能力挺强，走一步说一步，丁爷说到了“文革”晚期，一家四口（还有个女儿）在农村的小日子，已经过得有滋有味了。


“文革”结束，丁爷落实政策，一家四口儿回到北京。过去的房子早就让别人占了，暂时住在丰台。青年曲艺队在西单的剧场已经没有了，改在前门大栅栏演出。丁爷每天从丰台到前门太远，单位又在德内大街给他们找了间小平房，一家四口儿挤在十几平米的房间。后来儿子、闺女相继结婚搬了出去，老两口儿住得才算宽敞点儿。


老艺人脾气秉性各异，有人很仗义，有人挺抠门儿，有人很大度，也有人嫉妒心极强。还有一些老艺人有个坏毛病，你演得火了嫉妒你，你演得水了挤兑你。丁爷的演出挺火，所以也遭到了某些同行的排挤，所以丁爷在青曲混得也不是很开心。


80年代初期，青年曲艺队解散，丁爷提前退休。奶奶没有工资，孩子们也帮不上忙，老两口儿指着丁爷那点儿退休金生活，日子很清贫。


我接触过几位老艺人，年轻的时候挺火，但是晚年也不富裕。因为当初挣钱容易，出手也大方。今朝有酒今朝醉，不攒钱，也不会理财。晚年就是一间空屋子，几样旧家具。我觉着这样儿也挺好，无牵无挂。


丁爷晚年也挺穷，他可不是年轻时候挥霍的，他这辈子根本没钱可攒。


新街口有个鼓曲票房，丁爷耐不住寂寞，经常去票房唱两嗓子单弦。李苦禅大师的公子，画家李燕先生热心宣传老北京的曲艺，帮电视台拍摄票房的专题片，认识了丁先生。跟丁先生一聊，可把李燕先生惊呆了，“老先生肚子里的东西太多啦！”


李燕先生找到电视台的导演武宝智，在票房里给丁爷录制了二十多段传统相声，有单口儿有对口儿，过春节的时候在北京电视台播出。这下儿认识丁爷的人又多了，附近的街坊邻居们才知道，“敢情我们胡同还住着位演员哪！”


我在师爷赵振铎家喝酒，电视正好儿播丁爷的段子。师爷把嘴一撇，“会得倒是不少，哪段儿都不精！”赵振铎先生多大名望呀，能看得上丁爷嘛！但是对于我们来讲，丁爷就是一个相声仓库！

我和丁爷的快乐时光


第一次接触丁爷是1984年，丁爷在地坛庙会上演出。那时候我还小，没聊几句。后来我师父让我跟付强到丁爷家学艺，我们按着地址找到丁爷家，进屋一瞧，生活条件太差了。一间小黑屋，前边接出间小厨房，后窗户让街坊的厨房遮住了，前后见不着阳光。屋里连靠背椅子都没有，丁爷跟老伴儿一人一张单人床，俩人都在床上坐着。我们俩去了，一人一个小马扎。


一聊起相声，我们就忘记了屋里的简陋。丁爷会的段子很多，如数家珍，把我们带到了广阔的艺术世界。连着七八年，我们每个星期都去丁爷家一两次。丁爷终于为自己的艺术找到了继承人，他人生最后那些年，脑子想得就是教我们相声。


丁爷教得极其认真，每次示范绝不点到为止，而是站起来，跟台上演出的调门儿一样，一板一眼地演出。老太太也是圈儿里人，也盼着我们多学点儿东西。丁爷一跟我们聊闲片儿，老太太就说，“赶紧说活儿！”


那时候上电视的机会不多。我们俩偶尔上回电视，丁爷跟自己上电视一样高兴。叫上住得近的闺女一家，聚到小屋中看我们的表演。我们那时候的表演很不成熟，但那是丁爷手把手教出来的，他认为只有优点，没有缺点，夸起来没完。


我们还带着丁爷上过一回山东卫视的《欢乐一家亲》，丁爷说了一个小段。那是丁爷晚年唯一一次参加晚会。去的时候不知道动车有卧铺，我们是坐着去的山东。丁爷丝毫没觉着累，一路上非常兴奋。


有时候在丁爷家上完了课，我们会跟丁爷到附近的小饭馆吃顿饭。老太太的腿脚不好，要是上二楼的话，我得给她背上去。老两口儿平常吃得太素，亏嘴，所以饭量大，吃得香。


后来我们的演出渐渐多起来，去丁爷家学习的次数逐渐减少，丁爷总是打电话催，“赶紧过来呀，我又把什么什么段子整理出来了，你们演出能用。”那时已经变成了他求着我们学。


每次我们去了，丁爷早就沏好了茶等着我们。刚到小院门口，就听见丁爷说段子的声音，他预习要教给我们的节目呢。


每到逢年过节的时候，丁爷会在家准备几个小菜，留我们吃回饭。菜极其简单，有自己腌制的芥末墩儿，有他下放那生产队的老乡送给他的咯吱壳儿，还有他熏的肉和鸡蛋。主食是丁爷自己蒸的馒头，他还保留着老北京的习俗，腊月蒸出好多馒头，搁在门口缸里冻着，吃到正月十五。


我们在自由市场给丁爷和他老伴儿买了中式的棉袄，颜色挺鲜艳，老两口儿那天都给穿上。窗户上贴着窗花，屋里挂着拉花儿，虽然屋子简陋，但是年味儿很浓。如今过年都上饭店吃大餐，除了人多菜品质量下降，已经感受不到什么年味了。


丁爷做的熏肉、熏鸡蛋是一绝，用松树的锯末在铁锅里熏，每回吃完都让我们俩给师父带走一包。可惜没把这招儿继承下来，丁爷去世之后，再也没吃过这么好吃的熏货了。以后应该多跟老辈人学点儿东西，省得等他们走那天再后悔。

丁爷走了


丁爷这辈子就是受累的命，老伴儿什么都不会干，一切家务都由丁爷承担。后来老伴儿瘫痪在床，丁爷又担任了护工的任务。每天由社区医院护士给老太太输液，丁爷还得负责拔针。


后来他自己身体也不舒服，我陪他到积水潭医院检查，是尿毒症！长期营养不良，腰部又让造反派打过，再加上照顾老太太连急带累，彻底垮了。一个星期透析两次，我们那时候收入还不高，师父经常接济老人。


在2003年的时候，丁爷的老伴儿先走了。火化那天，我陪他去医院透析，丁爷两眼呆呆地望着医院的天花板，估计是在想，“这时候老伴儿该入炉了，一辈子的伴儿，一路走好吧。”透析结束，我陪着丁爷吃饭，他什么话也不说，只是大口大口地吃东西。我跟饭馆的人聊天，“老伴儿走了。”人家安慰他，“您想开点儿，得多活几年。”丁爷连连点头，吃得更香了。


老太太的骨灰下葬那天，丁爷在墓地前说：“明年我就过来陪你。”丁爷的话应验了。他的病越来越重，透析已经透不进去了，躺在家中奄奄一息。我那时候在春节晚会搞创作，没时间总过去看望丁爷。丁爷时而清醒，时而迷糊，只要院子里进来个人，他就用微弱的声音说：“清平来了。”


很多老一辈艺人对自己所从事的艺术的酷爱和执着，是我们后人比不了的。丁爷病危的时候，我去他家中探望。他躺在床上双目微翻，大口喘气，我去了没有任何反应，不知道还有没有意识。


看护他的儿子随手播电视，电视里放的是某演员表演的相声。丁爷的眼睛突然出现了亮光，用手指着电视，嘴动了动，似乎有话要说。


我把耳朵凑过去，丁爷用微弱的声音说出了几个字——“他说得不行。”


这是丁爷跟我说的最后一句话。


2004年除夕那天中午，我跟师父一家在便宜坊烤鸭店吃完饭，刚出饭店，接到电话，丁爷走了。


我参加过的追悼会不少，但是很少落泪，哭不出来。那次我哭了，而且哭了很长时间。丁爷葬在了大兴的一处公墓，墓碑上刻着书画家李燕的题字，这正是丁爷引以为荣，挂在小屋正中的四个字——“相声雅士”。丁爷最珍爱的两样东西，一是李燕的题字，二是他跟侯宝林先生的合影。


丁爷老伴儿第一年走的，丁爷第二年走的，他的儿子第三年也走了。


他有个闺女，我叫姑姑，住在德胜门内大街，五十五路公共汽车刘海胡同那站旁边。姑姑过去在理发店上班，现在每天早晨在自由市场摆个凳子，给人理发，推一个头十块钱。


丁爷那间小屋，我再也没有去过。现在住在那里的人，会不会知道，这里曾经住过一位相声艺术家呢？

4.空中的笑林


噩耗袭来


早晨起来正在刷牙，电话响了。师弟李宽打来的，“笑林去世了。”我愣住了，半天才感觉出来，嘴里全是牙膏沫子。我一边漱口一边打电话给我的编剧老师廉春明，“您知道吗，笑林去世了。”


人们对于这种新闻都是乐于传播的。谁谁谁得了什么奖，估计没几个人愿意跟别人念叨。谁谁谁出了什么事儿，大伙儿都愿意用最快的速度告诉认识的人。尤其是去世这种大事儿，更是刻不容缓地充当义务宣传员。听到别人惊愕地叹息，心中便有了极大的满足感。当然，这里一点儿幸灾乐祸的成分都没有。


电话那边，廉老师一度哽咽，紧接着说：“我正做饭呢，回头再聊，嘟嘟嘟……”廉老师跟笑林老师是几十年的同事，给笑林写过十几个相声段子。前几年，笑林还在牡丹园宾馆请我和廉老师喝酒。席间，因为马季老师伟大还是侯宝林先生伟大，二人争得面红耳赤。


笑林老师是马季的弟子，极力维护师父的尊严。廉老师可能因为年岁大一些，更敬重侯宝林。我却只管喝酒，谁爱伟大谁伟大。要说真伟大，我认为人民币最伟大，没有活不了。


俩人争得都快带脏字儿了，他们都是那个年代过来的，心中还保存着童真和执着。笑林老师明明花钱请客，还闹得客人心里不痛快，可见也是性情中人。


估计廉老师做完早饭，又得忙活一阵了，他会打电话把这一重大消息通知给他的朋友。当然了，也可能是我多想，廉老师没这么好事。

笑爷往事


按说生老病死人之常情，可是感觉笑林老师没经过老和病的过程，按相声界的术语来说，直接“找底”了，干净利落脆。


在我的脑子里，笑林老师还属于青壮年呢。去年我们一起在北京台录制节目，跟他聊天儿。我说起20世纪80年代初看他演出的盛况，他还面带得意之色。


那时候他是真火。“笑林广播电台”上了央视春晚，剧场里一亮歌喉，满堂皆彩。多大的腕儿在他后边演出，心里都发憷，怕接不住。


我师爷赵振铎先生跟笑林都在北京曲艺团，师爷20世纪50年代就红极一时，经常到中南海为中央首长演出。到20世纪80年代，已然有些过气，但仍是团里的顶梁柱。笑林要在团里挂头牌，一山难容二虎，二人矛盾不小，险些动起手来。


孰是孰非？时过境迁，无须评价。90年代中期，我师爷赵振铎先生“无常”的时候，笑林先生深夜就到家中吊唁，痛哭失声。矛盾纠纷，全是过眼烟云，一死百了，恩怨全消。


如今笑林先生也成故人，二位都是五十九岁走的，争来争去，打了个平手儿。西方极乐世界，二人久别重逢，是握手言欢呢，还是接着争头牌？


网上一查，侯耀文先生也是五十九岁走的。后来笑林先生调到铁路文工团，侯先生跟他也有争头牌之事。怎么都活了五十九岁呢？纯属巧合，请勿对号入座。各位五十八岁的读者，您好好活着，没事儿。


其实那个年代的演艺圈儿，大伙儿挣的钱都差不多。演员们争强斗胜是好事儿，这样才能出好作品，出大师。反正都挣那么多钱，争什么呀？都这么想，观众还有好节目看吗？


后来的北京曲艺团，我的老师李金斗先生调广播艺术团了，王谦祥、李增瑞调到煤矿文工团了，刘洪沂调到铁路文工团了，全都走了，没人跟笑林老师争了，按说笑林老师可以稳稳当当地坐头把金交椅了吧？没有，他觉着一个人儿玩儿没意思，便调到铁路文工团，跟侯耀文争去了。

追悼会


笑林先生的追悼会盛况空前，可惜他看不见了。看网络视频，很多素不相识的观众在告别室门口儿排起长队，手中拿着先生的遗像，面带悲伤，或痛哭失声。


我有点儿不理解，对于一个没见过面的人，怎么会有这么深厚的感情呢？有可能是被那个大环境感染的，也有可能是人家的思想境界到那儿了，我这种过于理性的人体会不到。


我在想，假若笑林先生还在，举办专场演出，会有这么多人参加吗？应该不会，因为得花钱买票。要是不卖票，白看，会有这么多人来吗？应该也不会。将来我的追悼会，应该卖票，二百块钱一张，前排四百，看看有多少人能参加。


笑林先生的追悼会我没有参加，那两天身体不舒服，上午输液。我又一次想，如果笑林先生在世，请我上午参加他的活动，我会不会把输液改在下午，而去参加活动呢？也许会。这可能就是传说中的人走茶凉吧。


当然了，也有人就爱参加名人追悼会。痛哭失声，难以自控。为了什么呢？为了告诉大家，我跟某某名人关系是真好，借机会抬高自己。有电视台采访，哽咽着讲述与名人的交往，对自己也是个宣传呀。


就在笑林先生追悼会的前两天，八宝山刚举行了袁阔成先生追悼会。演员方青卓前去哀悼，袁先生身边的人问方青卓，“你弟弟没来呀？”方青卓愣了，“谁是我弟弟？”“方清平啊。”“那不是我弟弟，是好朋友。”“老头儿生前挺喜欢他，他怎么没来呀？”后来方青卓把这事儿告诉我，我挺后悔的，可惜无法弥补了。这次笑林先生的追悼会我又没去，下次我一定……呸呸呸……


笑林先生生前很注重保养，天天去健身房，没事儿就打高尔夫球，好像没得过什么大病。春节前发高烧，想去世纪坛医院拿点儿药。一验血，白血球极高，直接进了ICU。因为他是自己单独开车去的，身边没有家属，医生只能告知病情。他马上瘫倒在床，一个月之后去世。


病情发展真这么迅速吗？还是心理作用？假如不让他知道病情，别进ICU，回家养病，是不是能多活一段时间？这是永远的问号。


黄泉路上无老少。笑林先生的搭档李国盛老师，年近八旬，身体挺好。前年我喝酒伤身住院，老爷子从南四环开车到北三环探视，从楼下买了一堆水果，自己提上来，不喘粗气。


去年我母亲去世，老爷子亲自到家中安慰，并且送来两千块钱。


前一阵儿一起吃饭，老爷子还给我带了他从外地买的一瓶白酒。老爷子自己就喝了三两，我看着都高兴。


真心祝福国盛老师身体健康。


笑林先生去世前后，电视台播放纪念他的专题节目，收视率应该不错。电视捧红了笑林老师，这是他对电视台的最后一次回报了。


笑林老师谢幕了，把舞台留给了我们。我们也有谢幕的一天，舞台又会留给更年轻的人。更年轻的人也有谢幕的一天，舞台又留给更更年轻的人。更更年轻的人之中的某一个人，上辈子会不会就是笑林老师？会的。


笑爷千古！

5.现任老婆与前前前女友


到电视台做访谈节目，主持人总问起我前女友的问题，估计是这个问题有看点，有收视率。但是我从来没说过，我不能为了他们的收视率，得罪了我现任媳妇儿。而且前女友有圈儿内人士，万一在电视里说错什么话，对人家也不好。


我四十多岁才成婚，不明真相的人就猜测了——方清平那方面有问题？要不就是性取向有问题？我可以负责任地跟您说，目前为止，还没发现什么问题。以后就不敢保证了，身体一天不如一天呀。


那些年我也交了不少女朋友，质量不敢说有多高，但是数量肯定不少……哎，这就要得罪前女友了，我应该说质量都挺高。


我可不是花心，我从来没琢磨过怎么勾搭女孩子，之前几位女友都是误打误撞到我怀里的。为什么总换呢？首先因为事业不稳定，四十岁之前，我做过演员、做过编剧，挣钱忽多忽少，得给父母那边，自己花钱又没有节制。这个月天天下馆子，下个月一天三顿在家吃芝麻酱面。曾经有一年春节，我刚给父母装修完房子，兜里就剩一千块钱，过了个年。这种情况怎么养活媳妇儿、孩子呀？


有人说了，有个媳妇儿管着就好啦！现在的女孩儿，有几个会过日子的呀？我那时候是过得下去就过，觉着俩人待在一起累了，就分手。一直到四十岁，出了点儿小名儿，感觉后半生有保障了，生活步入正轨了，这才想到，我该有个家了。心想事成，就有了我现在的老婆。


圈中女友


以前交的女友都是圈里人，有演员，也有从事文化产业的“女强人”。找圈里人有个好处，就是相互理解。


不少演员都有不着调的毛病，我也这样。兴致来了，深更半夜的兴许打电话约哥们儿出去喝几杯。想静一静了，几天不出屋，躺在床上看书、看碟。有时候来感觉了，抛下女友，单独一个人背上包就走，找个中小城市住几天，体验一下儿淳朴的生活氛围。


找个圈里的女友，她对这一切都挺理解。


你们俩一起参加朋友的聚会，她不会因为你多喝了两杯，就板起面孔，使劲儿瞪你，甚至对给你倒酒的人说：“别给他倒了，他身体有病。”她能理解喝酒的乐趣，这种酒局她也经常参加，偶尔也来几杯。


你晚上出去聚会了，她不会一个又一个电话催你，因为她也去找朋友聊天去了。


她还可以充当你的免费经纪人，利用她的关系帮你找活儿干。遇到某些问题需要决策的时候，她会以局外人的身份，用圈里人的眼光帮你分析利弊得失。


她还可以做你的艺术顾问，对你的作品提出建设性意见。


我说了这么多好处，为什么没找个同行结婚呢？

现任老婆


2011年夏末，我跟最后一个圈中女友分手了。我是酒腻子，她也爱喝两口儿。按理说俩人志同道合，应该挺幸福。问题是都喝多了的时候就不幸福了，俩人一块儿撒酒疯儿，家里比二人转剧场还热闹。


我一个人守着空荡荡的屋子，感觉到了从未有过的孤独，“我都四十一了，我得找个老婆，过安稳的日子了。”找什么样儿的呢？不能找圈里人。我太不靠谱了，必须找个靠谱儿的，才能过正常日子。


我跟付强聊天的时候透露出这种想法，付强把我的意思告诉了相声演员李增瑞老师，李增瑞老师又告诉他的老伴儿。


我管李增瑞老师的老伴儿叫婶儿，她是个热心肠。据她自己说，经她介绍结婚领证的夫妻，已经够十对儿了。后来有六对儿又离婚了，还剩下四对儿。她跟我现任岳母是朋友，就把我现任岳母的女儿、我的现任妻子介绍给了我。


我活了四十多年，以前的女友都是自由恋爱，都没有成功。这是第一次、也是唯一一次通过媒人介绍，就成了。说明什么呢？我自己不靠谱儿，所以挑的女友也不适合自己。


我平生第一次、也是最后一次相亲，是在北四环的一家咖啡厅。第一次见面印象不错，虽说比不上影星、模特儿，但是我跟她站在一块儿，也可以说是一朵鲜花插在了牛粪上。


我四十多岁，长得像五十多的。她三十多岁，长得像二十多的。我们俩结婚之后，上苏州旅游，去饭馆吃饭。老婆点完菜，服务员问她：“你爸爸吃什么呀？”把我们俩当成了父女。


我母亲住院的时候，我第一次带她去病房，同房的病友跟我妈说：“你孙女不错。”又把她当成了我闺女。


我们第一回见面就聊了挺长时间。都是北京胡同里长大的，又都生长在南城，有的是共同语言。俩人没有陌生感，也不用装腔作势，在一块儿感觉不累。


相处一年，我们俩就领证结婚了。女孩子都希望有个体面的婚礼，留作永久的回忆。我这人爱跟哥们儿喝酒，但是不爱张罗跟应酬。而且我作为表演嘉宾参加过很多场婚礼，目睹了操办婚礼的种种苦与累，所以不想举办婚礼。她没有任何意见和不满，全听我的。


她跟我结婚的时候，我经济上还没有翻身。住的是老式居民楼的房子，用的是90年代初的家具，她没有丝毫怨言。她的父母也很体谅我，要拿几十万作为嫁妆钱。我当时就拒绝了，我没给丈人家里彩礼，怎么还能要人家钱呢？


后来我买新房的时候，手头一时倒腾不开，老丈人又帮我借了百十万，解了燃眉之急。


从买房到装修，我没有操过一点儿心，都是老婆一手操办。我住在丈人家的旧房里，写东西、排段子，等到新房里连被褥都置办好了，我直接拎包入住。


媳妇儿一直管着我喝酒，让我减少了很多快乐。但是要没有她管着，估计我的身体早就垮了。


有时候我犯酒瘾了，就会把手机一关，找酒友痛饮一番。这时候我老婆就急疯了，担心我喝坏了身体，担心我喝多了躺在大街上，出什么意外。她偷着记下了所有酒友的电话号码，四处询问我的下落。


一旦知道我在哪儿喝酒，不管多晚，她都会开车去接我。把我接回家，为我端上解酒的饮料、酸奶，怕我伤胃，为我熬小米粥喝。


要是打听不到我的下落，她会开着车，到我常喝酒的几个饭馆儿转悠。就为了让我戒酒，媳妇儿什么办法都用上了。听说有个偏方是活黄鳝泡酒喝能帮助戒酒，她就泡了让我喝。有位“高人”给她出主意，说我之所以酗酒是因为身上有东西，那个东西在喝酒，建议她做“酒供”，就是每天烧十瓶二锅头，敬我身上那个“东西”，她就真的坚持做了十天。


我犯酒瘾的时候，她就请假在家看着我。怕我偷着喝酒，她把家里的料酒都倒掉，把所有银行卡跟钱都藏起来。


在媳妇儿的不懈努力下，我现在的酒瘾越来越小了。


现在我的收入不错了，但是媳妇儿还保持着简朴的生活习惯，不怎么买奢侈品。她想趁着我身体还行的时候多攒点儿钱，等岁数大的时候就没什么压力了。她现在还坚持朝九晚五上班，她怕万一哪天我病倒了，家里没了收入。


媳妇儿跟我父母的关系非常好。我母亲在世的时候，她隔三岔五地去陪母亲聊天儿，一聊就是两三个小时。母亲每天还给她打一个电话，电话里也能聊半个钟头。


我跟母亲之间有些隔阂，媳妇儿很理解母亲，总是在我面前说母亲的好，缓解我们多年积累的恩怨。


母亲去世了，我没有掉泪，媳妇儿哭成了泪人。母亲的丧事大主意我拿，所有的琐事都是媳妇儿操办的。


如今爸爸和我分开住，媳妇儿隔三岔五就把父亲接过来住两天。我跟父亲之间没太多的话可说，媳妇儿逼着我陪父亲聊天，带父亲出去逛。


现在媳妇儿唯一的心愿就是，让我养好了身体，早日生个孩子，抱着孩子到母亲坟前，告慰九泉之下的母亲。

前前前女友


再跟您秀幸福，估计您该说我酸了。


换个话题吧，说说我的前前前女友。其实用三个“前”都少了，她是我在部队宣传队认识的。


二十多年过去了。


说说她的故事没关系，她不会看到这本书的。


因为她早就疯了。


部队演出队的生活清苦而快乐。就跟出家差不多，世间的种种烦恼基本骚扰不了我们。哥们儿在一起打打闹闹，还有女孩子在旁边嘻嘻哈哈。部队不允许男兵跟女兵搞对象，可和尚都免不了犯戒，何况俗人？


这天集合，团长身后跟了个女孩儿。演出队不乏漂亮姑娘，都是浓妆艳抹型的。这个女孩儿很清纯，有点儿像章子怡。也许我在心中把她美化了，她肯定没有章子怡那么好看，要不然就被张艺谋挑走拍戏去了。


她梳着齐眉的短发，军装号儿大了，套在身上晃里晃荡的。满脸的羞涩和紧张，低垂着眼睛，不敢看我们。队长介绍，“这是咱们团新来的古筝演员，叫‘云’。”


我马上想到了天边的云。那时候空气质量好，能看到云外边的青山，隐隐约约还能看到山上的房子。我想，山的那边肯定有座宁静的小城，城里有条青石板的小街，小街上有个深深的院落，那就是“云”的家。


第一次见面，心就跟着她跑了，这可能就叫一见钟情吧。以后每次演出队集会，还有早、中、晚三次到饭堂吃饭，我的眼神都不由自主地往她那儿瞟。


平常我利用一切机会向她靠拢。她在宿舍练琴，我会凑过去，“嘿，会弹《九百九十九朵玫瑰》吗？”她刚来部队有点儿认生，羞涩地笑一下儿，就弹了起来。那是一首当年的流行歌曲，经她用古筝弹出来，别有韵味，令人神清气爽。


她去街上买东西，我会跟出去，陪着她逛南口的商场。她人生地不熟的，有了我这个向导，自然方便很多。我喋喋不休地展示自己的口才和幽默，她的话不多，会开心地笑一下儿，算是对我的赞许。


慢慢的，我发现在饭堂吃饭的时候，她的眼神也经常往我这边扫了。我当时长得还不像现在这么喜剧，被评为演出队第二美男，她对我也产生了好感。


时机成熟，我就开始暗送情书。我们那时候的年轻人，流行看美文、情诗之类的东西，我那岁数又是情感丰富的时候，写的东西自我感觉不错。还记得我写给她的一首小诗——


凌晨


乱糟糟的站台


终于发现了你


正匆忙地向每个窗口张望


列车缓缓开动


我的泪夺眶而出


感谢你


在我无可奈何地来到这陌生世界时


以无限柔情与抚爱


温暖了一颗孤寂的心


列车飞奔……


我的这些情书打动了她，她终于答应跟我单独约会了。


演出队不让战士谈恋爱，我不怕被发现，但是她害怕。她家长费了挺大劲儿，才把她从那座小城市，弄到北京的演出队，她太害怕让部队轰回去了。所以我们每次的约会，都是地下活动。


我们每周有一天到市里上课的时间，这一天就是我们的二人世界。为了掩人耳目，我们俩单独行动，坐火车到了市里，再到约定好的地方汇合。


白天我们家没人，我俩会到楼下的自由市场买点儿熟食、小菜、包子之类的，到家里改善伙食，我还会喝口小酒……


然后我就带着她在北京城闲逛。她第一次离开老家那个县级市，对北京城感觉很新鲜。我对北京城熟得不能再熟了，带着她去后海划船，去石景山游乐场坐过山车，去动物园批发市场淘衣服……


好景不长，半年之后，我去了南京前线歌舞团。她因为身体的原因，提前复员回了老家，我们只能书信往来。


现在的人很少写信了，视频聊天多直接？但我认为，写信别有一番情调，信中的二人世界，像散文诗一样美丽。


那时候我一个人在南京，什么朋友都没有。每天最快乐的时光，就是到街头的长途电话摊儿跟她通电话聊天。在电话里聊天，比面对面聊，距离心灵更近。


听她聊着她每天的故事——去同学的摊位帮着同学卖衣服，到街头的照相馆照艺术照，拽着家里的大狗逛街……


我的心又飞向山那边的小城，沿着城里的石板路，去找寻“云”的家……


我离不开北京的卤煮火烧跟爆肚儿，离不开二锅头，在南京忍了半年，终于下决心放弃了干部的身份，复员回了北京，到了燕山石化艺术团。


“云”把她新拍的艺术照夹在信封里寄到团里。团里的孩子们出于好奇，拆开信封看了照片儿，他们都羡慕我找了个漂亮女友。


她终于耐不住思念，从老家追到了北京。这下儿问题来了，父母不愿意让我找个外地的女友。姐姐一家住在父母家里，也确实没地方让她住。我在燕山住的是单身宿舍，也不可能带家属。我刚从部队转业，手头又没钱租房。


她就在我家附近，和一个女孩合租了一间地下室。每天晚上到一家中餐馆弹古筝伴宴，挣钱养活自己。


我家在北四环，单位在房山，回趟家得好几个小时。我每周往家跑两趟，回来跟她团聚。她室友不在的时候，我就在她的租住房里听她弹琴。我的欣赏水平有限，听不懂“高山流水”之类的曲子，就让她把当时流行的通俗歌曲弹给我听。


她的室友要是在，我待在租住房就不合适了。我们俩就在街上闲逛，直遛到两个人都睁不开眼睛了，再各自回家。


后来她弹琴的那家餐厅停业，她没有了收入，又去塘沽演出了一段时间。她不让我过去看她，我隐隐约约感觉那不是正规的演出场所，也许跟色情沾点儿边儿。当然了，她在里边就是弹古筝。


后来就出事儿了。有一天她回到北京的租住地，发现合租的女孩带男朋友来睡了。因此，两个人发生了冲突，女孩儿一刀扎向她，她用手抓住水果刀……她再也弹不了古筝了。


冲动是魔鬼，毁了“云”的一生。如果“云”忍一忍，扭头出去，把房子让给女孩儿，或者女孩没有使用暴力，那么“云”依旧是那么美丽。


为了自己和他人的幸福，一定要学会克制。


“云”的妈妈是当地的头头，开着车来到北京接她回去。看到手上缠着纱布的“云”，还有满脸愧疚的我，她妈妈什么也没说，含泪帮云收拾行囊，装上汽车。“云”两眼发直，呆呆地看着母亲忙碌。


望着车子远去，我什么话也没说。“云”来投奔我，我没照顾好她，已经没有脸向她母亲说一个字了。我知道她妈妈恨死我了，已经懒得骂我了。


后来，我鼓足勇气给她家打过几个电话，接电话的都是她家人，她的家人冷冷地告诉我：“她精神状况不好，你不要再打扰她了。”


我给她写过几封信，如同石沉大海。


终于有一次拨电话，是“云”的声音。我激动不已，述说着离别的思念。但是我发现电话那边的“云”说话前言不搭后语，还“呵呵”地傻笑。我心想，她肯定是不想搭理我了，用这种方法摆脱我的骚扰。


从此，我就再也没给她打过电话。


后来，我又交了新的女友。


这段时间，我跟着廉春明老师一起写电视剧，终于挣钱买了房子。我总在想，这时候“云”要是在身边该多好，她就不用住地下室了。


有一年初春，我跟廉春明老师给北京台写“3·15”晚会，住在翠微宾馆。我突然接到她妈妈的电话，说“云”要来北京看我。我心里激动得不行，当时我就产生了一个很见不得人的念头，“跟当时的女友分手，把‘云’娶过来”。


她母亲接下来的话，让我的理想破灭了：“她因为手指受伤之后，屈伸不利，弹不了琴啦。她因为这受了刺激，神经出了问题，想见见我，医生说对她心情的好转有帮助。”


我惊呆了！“云”疯啦？山那边宁静的小城里，那个弹古筝的清纯女孩儿，她疯啦？


我欲哭无泪，独自在屋里愣了多半天，脑子里想的都是我曾经跟“云”在一起的情景。


我独自沿着长安街向西山的方向走，走了很远很远，我想走到山的那边，去“云”的家坐坐。


她妈妈来电话了，说“云”在楼下。我在酒店大堂转悠了好几圈儿，也没找到。她妈妈不愿意见我，独自在酒店门口。我找到她，“云在哪儿？”她指给我。


我惊呆了。


一个胖胖的中年妇女，两眼发呆，手里捧着杯饮料，憨憨地傻笑着。


“为了治病，她吃了激素，所以胖了几十斤，希望你能接受。”


“云”看到我，没有惊喜，没有抱怨，也没有多余的话，只是傻笑。


她在我房间过了一夜。听着沉沉的鼾声，我的心凉到了极点。我感觉身边躺的，是从来不认识的人。我不敢碰她，也不想碰她。我后悔见她，我极力想忘掉我们俩的这一次见面。


我心中的“云”，永远地住在山那边的小城里，石板路旁的小院中。


我心中的“云”，永远是那个害羞地、拘谨的、清纯的女孩儿。


我心中的“云”，已经被风吹散了。

6.献给母亲


前两天，我梦到母亲了。梦中的一草一木，都看得真真切切，比现实生活中经历过的场景记得都清楚。


那是一个篱笆墙围起的农家小院，四周绿叶掩映，有矮树，有葡萄架或者瓜秧之类的藤蔓，还有各种瓜果蔬菜。


母亲养了一群小鸭子，在地上跑来跑去，唧唧喳喳地叫着。


她站在一处光环里，戴着套袖，系着围裙，脸上洋溢着灿烂的微笑。


她捧起一只小鸭子跟我说：“你看，长得多好。”


外甥女从小由母亲带大，跟母亲感情最深。那天她对我说：“舅舅，我梦到姥姥了。在一个农村院子里，姥姥在种豆子，豆子都是金的。”


我跟外甥女平常很少聊天，更没沟通过类似的话题，为什么梦境如此相近？


肯定是母亲的灵魂去了极乐世界，到了一处农家小院，过着悠然自得的日子。


姥爷家真穷


要说我母亲，就要先说说我姥姥。我姥姥家在河北省保定地区定兴县六里屯村。母亲出生在一九三几年，那时候的河北农民，唯一的生路就是在土里刨食。很多人一辈子没见过钱，以物易物，拿鸡蛋、粮食换柴米油盐。也没什么流动人口，偶尔来点儿生人，都是逃荒的。


赶上灾年减产，一粒粮食都吃不着。什么野菜，树叶，草根儿、田鼠，麻雀，咬得动什么吃什么。这些东西都吃光了，把树皮、树枝子烧成灰，沏水喝，别让胃里空着呀。


吃进去容易，排泄出来可就难了。那些东西根本就不是食物，吃到胃里消化不了，再一喝水，肚子圆鼓鼓的，一个月也消不下去。


还有那饿急了的乡亲，逮着能吃的东西玩儿命地吃。到最后不少人不是饿死的，是撑死的。


我说这些您可能觉着夸张了，农村真有这事儿！


这事儿发生在一九三几年，那时候还没我呢，所以我说了您可能不信。


说点儿我见过的吧。二零零几年，那时候有我了吧？我那时候还写电视剧呢，有一次去云南文山州马关镇采访。壮乡苗寨看着风景如画，您进吊脚楼一看，能惊呆喽！


那地方木头有的是，盖了两层木板儿楼，外头糊上泥。屋里什么都没有，两头牛是家里最值钱的东西，在一层正中央养活着。满地的牛尿、牛粪，屋里一片沼泽。牛粪堆旁边还有一口铁锅，常年不刷。


二楼空空荡荡，木板地上放着一堆破布，那就是睡觉的地方。


咱放下远的说近的，还是二零零几年，我在房山工作。就在北京市的山里，还有吃不上水的地方。房后头挖一个坑，下雨的时候存水，冬天指着那点儿水活着。还得感谢政府，把他们迁到了山下，终于吃上了自来水。


所以千万不要看不起农民，他们太不容易了。他们当中有些人确实自私、爱财，那都是长期吃不上饭的结果。困难时期要是大公无私，把自己的口粮贡献出来，那自己就饿死了。


有些贪官侵占农民利益，贪污农民的救济款，那真是连妓女都不如，枪毙十回都应该！


咱城里人有吃有喝的，还今天工作压力大了，明天抑郁了。更有甚者，寻短见了。就应该让他们跟当初那知识青年似的，上山下乡在吊脚楼住上一年，就什么都想得开了。


别瞧过去那人饿得面黄肌瘦，但是不影响生育能力，哪家儿都生他三个五个的！现在人吃得肚满肠肥，照样不孕不育。所以我总结了一条经验，要想壮阳补肾，就得饿着。


就说我姥姥吧，年轻时候连饭都吃不饱，更甭说保胎药、营养品了，可是她有八个孩子。


五男三女，各个欢蹦乱跳的。我估计跟那时候吃的东西有关系，别瞧没营养，可是也没防腐剂呀。


现在的年轻人有了孩子，爷爷奶奶、姥姥姥爷、爸爸妈妈轮流哄孩子，还得雇个保姆，就这样儿还忙不过来呢。在我姥姥家，姥爷得种地，姥姥一个人带大了八个孩子。我真纳闷儿，那点儿粮食两口子吃还不够呢，这八个孩子也不知是吃什么长大的！


这说明了一个问题，人是猴儿变的，没那么娇气。小猴儿生下来您非不让它跟着母猴儿到处跑，给它搁在空调房子里，天天吃营养品，估计也不成。


我姥姥养活孩子，就充分解放了孩子的天性。给口吃的给口水喝，再给件衣服穿，别的就什么全不管啦，完全放养。


甭管怎么养活吧，反正我妈长到了十六岁。这时候已经是五几年了，农民生活好多了，但还是吃不饱。


怎么办呢？

勇敢当北漂儿


别瞧我母亲大字儿不识，可她老人家是个女强人。十六岁之前，她去过最远的地方，就是到固城镇赶集，她连定兴县城都没去过。


村儿里有那头脑活、胆子大的男人，实在饿急了，到北京城闯荡，挣了钱回家买大白馒头吃。妈妈从中看到了希望，她觉着不能再待在家里挨饿了，她要改变自己的命运。


妈妈虽然是个十六岁的女孩子，但是她照顾过七个弟弟、妹妹，她脑子里想得绝对不是穿花衣服、擦雪花膏之类女孩子想的那些事儿，她想得是如何让弟弟、妹妹吃上大白馒头。


妈妈是家里的老大，一般农村家的老大都是有主见的人，甭管男孩儿还是女孩儿。她用个布包袱包上十几张煎饼，这是河北农村的本命食，用棒子面摊的，不放油，因为买不起。硬得像三合板儿，放到水里都泡不软。农忙的时候一下儿烙一百多张，连着吃一个月。最后我姥爷死于食道癌，我觉得就跟常年吃这东西有关。


我妈怀揣着煎饼来到火车站。没钱买票，进不了站台，她就在站外边等着。火车刚出站还没开起来的时候，她便从最后一节车厢的梯子爬上去，由后门儿进了车厢。


到了下一站，列车员赶她下车。她就在铁道边儿等着，再来车接着往上爬。就这样，她从定兴到北京走了三天。


那时候从定兴到北京，就相当于现在从北京去趟伦敦。十六岁的女子，根本不知道外面的世界什么样儿，身无分文，举目无亲，独闯北京，不亚于告状的杨三姐，从军的花木兰。


我得感谢我的母亲，要不是她有这么大的魄力，来到了北京，那我很可能就生在河北农村，我也得在土里刨食，天天啃棒子面饼。也不对，不来北京我妈也认识不了我爸，我就不知道上哪儿投胎去了。


我二姨、三姨都得感谢我母亲。母亲不但自己在北京落了户，还把两个妹妹带到北京，都找到了婆家。


我妈找的第一份工作是弹棉花。那时候人们没有丝绵被、羽绒被，都是大棉被。盖得时间长了棉花都皱在一起，不暖和了，于是花点儿钱找人给弹弹。过去定兴人闯北京，男的修脚、搓澡、摇煤球儿，女的给人弹棉花。我母亲在街头游荡，碰上了两口子带个孩子给人弹棉花，一听口音是定兴人，就跟着人家干，管饭不给钱。


弹棉花的工具很简单，就是一个类似弓箭的弓子，一个旧床单，还有做被套的梭子跟棉线。弹棉花都得在夏天干活儿，因为冬天人们得盖被子，不可能拿出来弹。走街串巷地吆喝，有人拿着棉花出来了，找个阴凉儿地儿，树底下呀，房后头呀，把被单子铺在地上，棉被套往上一放，就弹开了。弓弦儿弹在棉花上挺好听的，像初学者在弹古筝。


晚上母亲就在街头露宿，让蚊子叮得浑身是包。赶上下雨就更倒霉了，得在人家门洞里、屋檐下蹲一宿。

油漆大师马小辫儿


冬天没有棉花可弹，我母亲就去工地当小工儿。和泥、搬砖，是全工地最累的活儿，男人干一天都跟散架似的，更甭说十几岁的女孩子了。我母亲从四十岁就有风湿病、心脏病、关节炎，都是那时候累的。


她觉着凭力气吃饭，长久下去受不了，得学门儿手艺。工地上技术含量最高的工作就是油漆工，全工地手艺最好的油漆工叫马小辫儿。马小辫儿可不是女的，他是旗人，解放后还留着小辫儿。


文革的时候，为这条小辫儿他没少挨斗，但是他愣是没剪。后来给他开除了，发到郊区生活。文革结束之后他找单位要求落实政策，便住在我们家。那时候他已经八十多岁了，还留着小辫儿呢。


我妈妈打工的地方在海淀，马小辫儿可不是一般的油漆工，颐和园长廊上那些山水呀、人物呀，有些就出自他之手。现在很多古建界的老人儿都知道马小辫儿，要是活到现在就是大师。


在老北京，好手艺人在平民当中获得的尊敬，不亚于艺术家或者有钱人。现在年轻人都想上大学，到处是大学生，找工作多难呀？大学生端盘子的有得是。所以我奉劝年轻人，别一棵树上吊死，学习一般就别浪费四年青春，早点儿出来学门儿手艺，早挣钱早享受，照样儿吃香的喝辣的。


马小辫儿那样儿的手艺人，穿着跟现在装修队那油漆工可不一样，穿身破迷彩，上头全是油漆点子。人家是黑裤子白小褂儿，圆口布鞋白袜子，光头锃亮。抬头刷长廊顶子，半天儿下来身上一个油漆点儿都没有，要的就是这派头。


歇工的时候大长烟袋一叼，那烟袋一米多长，自己没法儿点，徒弟给点烟。那年头儿徒弟得伺候师父，得有眼力价儿，沏茶、倒水之类的活全都得干。


徒弟孝敬师父，跟孝敬亲爹一样儿。亲爹把自己带到这个世界上，抚养成人。师父教给徒弟手艺，将来养儿养女、买房子买地，全靠这手艺呢，敢不孝敬师父吗？为什么是“师父”不是“师傅”呢？表示师徒如父子。


我母亲想跟人家马小辫儿学手艺，人家不教。那时候的手艺人都保守，教会徒弟饿死师父。还有一层顾虑，我教给你手艺了，你没学好，出去干活儿挨骂了，人家不但骂徒弟，还骂师父手艺不行，这不等于砸师父的饭碗嘛。


马小辫儿有个软肋，爱喝酒，每天中午吃饭的时候都得来四两半斤的。好手艺人工资高，天天喝酒也喝得起。我母亲一瞧，这是可乘之机，没等马小辫儿的徒弟给他买酒呢，每天上午十点多钟就溜出去了，跟酒铺借个大海碗，打上满满一斤酒，小心翼翼地端着给送过去。


这下儿不但马小辫儿有酒喝，他那几个徒弟都跟着沾光。马小辫儿就喝四两，剩下那六两，几个徒弟跟传递火炬似的，你一口我一口，也喝得红头涨脸的。


一个星期过去，我母亲的工资也花得差不多了。他那几个徒弟先替我妈说上好话了，马小辫儿也喝高兴了，终于收我母亲为徒。


我母亲一直到退休，干得都是油漆工。靠着跟马小辫学来的手艺，还养育了我跟姐姐。

命运


我小时候跟母亲不亲，印象中她很凶，整天骂父亲。她不做家务，也不带孩子，我一直由父亲看护，童年享受的母爱不多。


但是我不怪母亲，我理解她。


好不容易在北京建立了家庭，生下一儿一女，没想到父亲那边出了那么多变故。先是因海外关系降工资，再是老家冒出个前妻，母亲成了第三者，跟父亲被迫离婚。


这一切，让母亲的原有希望成了泡影。她离不开父亲，俩人还在一起过，还住在母亲单位分的那间小平房里。但是她心中充满了怨恨。她没什么文化，只能靠天天骂街排解心头的怒火。她对父亲既爱又恨，她不带孩子，不做家务，这一切都让父亲干，她认为这就是对父亲的惩罚。


后来父亲老家的前妻去世，父母复婚。母亲像变了个人一样，做饭、洗衣服、收拾屋子、外出采购，这些家务活她都抢着干。


我小时候虽然没有得到太多的母爱，但是她把外甥女一手拉扯大，她把无限的爱，都给了隔辈人。看来母爱是女人的天性，只是在有些时候，外来的压力或者打击，把女人的天性给掩盖住了。


外甥女遭遇到的家庭情况跟我小时候差不多，但是她有了姥姥的关爱，所以她丝毫没有不幸的感觉。


此刻我才感到，母亲是一个充满着爱心的女人。


我说相声挣点钱之后，母亲想方设法地跟我要钱。我知道母亲过去受过苦，想让她晚年过几天富裕日子，想买什么就能买什么，别为钱发愁，所以我把挣到的钱大部分给了家里。给了之后母亲还要，我就对她有了意见，回家的次数也少了。


现在想起来，我理解她。她这一辈子穷怕了，所以想把更多的钱攥到手里，心里才踏实。


母亲农村老家还有一个妹妹，她一直为没有把这个妹妹带到北京而内疚。她深知农村生活的艰难，所以跟我要的钱，很大一部分偷偷给了那个妹妹。


农村出来的女人，永远惦记着娘家人。她们虽然在城里落户了，但是她们认为她们的根在农村。她们的心底总带着一丝自卑，认为自己不是真正的城里人。所以她们跟城里人之间总有一段距离，跟他们最亲的，还是家乡的父老。


后来，母亲虽然住进了城里的楼房，但是她无时无刻不关注着老家的一切。每到一个节气，她就会念叨，“该种麦子啦。”“该收老玉米啦。”“该割韭菜了。”


要是赶上天气不好，母亲又会发愁，“这回庄稼算是遭殃喽。”


母亲最兴奋的时候，就是回老家的时候。她会把我给她买的金戒指、金项链、金耳环全都带上，她要衣锦还乡。


她会买上一大堆点心、糖果，挨着家地送。


老家的老姨跟舅舅们来北京了，她会跟他们彻夜长谈，有说不完的话。


父亲在福建还有一房儿女，他们来北京探望父亲，母亲变着样儿给他们做好吃的，带他们游长城、逛故宫，她是一个合格的继母。

离去


2013年岁末的一个下午，我正在北京台录节目，接到电话，母亲去世了。我没有惊慌，也没有掉泪。母亲从我童年的时候就总是病危，该着的急都着过了，事情真来了，我反倒很平静。


母亲有福气，没受什么痛苦，睡了一个午觉就走了。终年七十六岁，不算高寿，也不算短寿了。想想我们相声界的名人，马季先生、侯耀文先生、笑林先生，多大的名人啊，也没活到母亲这岁数，跟人家比她老人家值了。


母亲的追悼会我也没哭，我觉着该为母亲做的都做了。


我三十出头的时候，挣钱买了套复式的房子。我让母亲搬进去，我住他们那套老房。


那套房子有露台，母亲在露台上养鸡，养鸭子，种菜，享受着收获的喜悦。


母亲心脏病严重之后，为了给母亲看病，我动用了所有的关系。


母亲很坚强，她知道自己随时有生命危险，但是从来没有害怕过，更没有掉过眼泪。父亲在床头哭，母亲还生气地说：“以后你别来看我了，添乱！”


年轻时候谋生的经历，中年经历过的种种打击，把母亲的性格锻炼得坚不可摧。


母亲的墓地位置很好，要是没有雾霾，能看到大半个北京城。


墓地中还葬着裘盛戎、谭福英等京剧名家，母亲喜欢听戏，省得闷得慌。


还有小肠陈创始人的墓地，母亲喜欢吃这口儿，可以随时解解馋。


母亲走了之后，我感觉自己也快要老了。

7.师恩若水


我的师父是李金斗先生。


我们保持的还是传统的师徒关系，也就是师父不但对徒弟的艺术负责，对徒弟的为人处世、道德品质、娶妻生子、买房买车、买菜做饭……这些大事小情，全都得手把手教。


所以“师父”这两个字，有着父亲的含义在里面。在我的身上，父亲对我的影响少，师父的影子多。因为自从说相声能养活自己，我就不在家待着了，而是天天跟师父混。


我的父亲是福建人，母亲是河北人。但是很多人都说，我身上保持着浓浓的老北京的味道，为什么呢？受师父的遗传。


拜师


从清末有相声这行业开始，直到20世纪50年代，相声界拜师都有很严格的程序，要操办一回酒席，举行一个庄严的仪式，请来引师、保师、代师到场。就跟僧人受戒一样，只有这样别人才承认你是个说相声的。


拜师的时候还有拜师帖，请到场的同行在上面签字，作为入行的凭证。还要写保证文书，在师父家学艺三年，期间投河跳井，跟师父没关系。出师之后，三年零一节（一节就是四个月），徒弟挣的演出费都归师父所有。


“文革”当中谁要敢举行这么个仪式，立这么张文书，红卫兵非打他个半死，所以拜师这事儿就废除了。一直到20世纪90年代，拜师之风又渐渐兴起。如今相声界人士大聚会，往往不是在演出的后台，而是在两个地方。一处是某某的追悼会，一处是某某的拜师会。


当然了，现在拜师就不写上面说的那种保证文书了，也不可能有哪个徒弟，让师父逼得投河、跳井去。投河还容易点儿，想跳井？连偏远农村都是机井了，怎么跳呀？


如今很多拜师之“徒”并不说相声，只是喜欢相声这个行业，喜欢老师的名气和为人，或者就是喜欢这种传统的师徒关系，觉着弄一堆师叔、师大爷挺好玩儿，跟武林高手儿似的。


我拜师却没有举行过这种仪式，要是按照传统观念来说，我们这种师徒关系是不被同行承认的。当初我们没什么钱，师父说了，“别花钱摆酒席了，我承认你们就行了。”


初次跟师父相识，是在丁广泉老师家。丁老师要举办一个煤矿安全主题的相声专场，有师父的一个节目，他去给丁老师送本子，丁老师介绍我们认识了。当时师父已经听说过“小马三立”（我当年的外号）这个人，说了几句鼓励、表扬的话。


我跟付强送师父下楼，当时师父还没买汽车，骑一辆生了锈的老式自行车。后来我们知道，那辆车是美国进口的，要是搁到现在拍卖，能卖出个夏利的价钱。


后来这个相声专场参加中央电视台的录像，我们是第一个节目，师父在后面演。他站在台边看了我们的表演，我们请他提意见，师父很热情，说“有时间到家去，慢慢给你们说。”


过了几个月，我跟付强要参加一个区办的文艺汇演，到师父家请他辅导。那时候师父虽已成名，尚未大火，一家三口还住在五十平米的单元楼里。客厅是个狭小的长条形，而且没有窗户，白天也得开灯。


进屋换拖鞋，我跟付强都露怯了。我们那时候靠演出挣钱挺难，又不好意思像现在的孩子似的，狮子大张口，跟家里要钱花，所以生活有点儿窘迫。我们俩的袜子，全都露了肉。师父打开抽屉，取出两双袜子，让我们俩换上。当时虽说有点儿尴尬，但是又感觉很亲切，一下儿拉近了师徒的距离。


中午，师父请我们吃的麻酱面。师父家的麻酱面很讲究，花生酱跟芝麻酱以三、七比例调配，要搅拌很久，调得都出油儿了，用筷子挑起一点儿来，呈线状流下。吃的时候再配上花椒油、醋、黄瓜丝儿，感觉奇香无比。


那时候我没单位、没本事、没钱，属于标准的“三无产品”。虽想拜师，成为相声的正宗门里人，但是一直没有勇气开口。我跟师父的关系，只是一个爱好者跟一位艺术家的关系。


后来，我跟付强当兵到了部队，四年换了三个单位，辗转奔波，跟师父的联系就更少了。


但是师父并没有忘记我们，在我快要复员的时候，师父给我打来电话，说南京前线歌舞团需要一个相声演员，介绍我过去。当时对于我来讲，这是个非常好的机会，能提干，还能从文艺兵转为职业相声演员。


我到前线歌舞团考试，很顺利地被录取了。由业余转为专业，我终于有勇气提出拜师的要求了。感觉自己跟师父说分量不够，我跟付强托王丹蕾老师介绍，师父听王老师说完，满口答应。


王丹蕾老师是中国曲协的干部，话剧艺术家杜鹏先生的公子。可惜英年早逝，在五十出头的时候，突发急病故去。在王丹蕾先生的追悼会上，我给他磕了四个头。因为他是我拜师的介绍人，对我有恩，我必须大礼参拜。


我跟付强作为徒弟到了师父家，跟师父提出了摆酒席拜师的事儿，师父当即拒绝。他说：“你们没钱，花那冤枉钱干吗呀？”


我拜师没给师父买任何礼物，师父还给我二百元钱，让我到南京之后，用这钱买礼物看一下儿当地的相声前辈，也算是到当地的相声界挂个号。


就这样，我拜师一分钱没花，还赚了二百块。


那年我二十三岁。


在南京待了半年，一是水土不服，二是付强一个人在北京没有搭档，我又回到了北京，再一次面临找工作的问题。付强得着个信儿，燕山石化有个文工团缺说相声的。他把这事儿跟师父一说，师父马上花钱雇了一辆专车，带着我们到了几十公里外的燕山石化。因为我们是师徒关系了，我们的事儿就是他老人家的事儿。


领导一瞧师父去了，看着名人的面子，马上答应录用我们俩，我们终于在北京有了铁饭碗。

学艺


严格地说，我没跟师父完整地学过一段节目。当时师父的名气很大，艺术造诣太深，我们见了师父就紧张。师父让我跟付强表演一段相声，我们俩说得磕磕绊绊，满头是汗。师父自然不满，一顿训斥。然后亲自示范，让我们再来一遍。这下儿更紧张了，说得还不如上一遍。师父更加生气，又一顿数落。


虽说当时学不会，但是我把师父教的东西都记在心里了。回到家里放松下来，回忆师父示范的过程，一遍一遍地练动作，练表情，可以说还是继承了师父的一些东西。


相声这种东西不但靠学，更需要熏陶。那几年我们跟师父朝夕相处，随他四处演出，在旁边观摩。跟着他排练、对词儿，细心揣摩，潜移默化，受益匪浅。


师父的名气越来越大，演出越来越多，已经没有时间教我们俩了。他深感我们的传统功底太差，就介绍我们到他的师父、我们的师爷赵振铎先生那儿学习。后来赵先生去世，师父又把我们介绍到他的师叔丁玉鹏先生那里学习传统相声。


师父是按照他自己的艺术道路为我们设计的。当初他学艺的时候，他的师父演出忙，他就是跟着师爷学习，所以他也让我们跟着师爷学习。


丁玉鹏先生跟师父本没有太多的来往，但是师父隔三岔五地就去看望丁先生，送钱送东西。丁先生去世的时候，师父不但给了一笔钱买墓地，还从头到尾帮着张罗后事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丁先生一直教我跟付强说相声，师父认为这就等于帮助了他自己，所以他要报答。


我那时候一直给付强捧哏，相声说得不怎么样，还不肯下苦功夫学，天天喝酒。师父恨铁不成钢，所以每次到师父家，我都要让师父数落一遍。那时候我年轻，个性挺强，不理解师父的一片苦心，总是以沉默当作抵抗，师父说师父的，我该怎么做还怎么做。


后来为了避免挨训，去师父家的次数渐渐减少。有了段子也不让师父排练了，自己想怎么演就怎么演。师父很气愤，但是拿我又没办法。


再往后相声不怎么景气了，挣钱有点儿困难。我当时没找着单口相声这一突破口，艺术上也不见起色。有十年的时间，我基本上脱离了舞台，跟着廉春明老师写剧本。


师父对我的做法心中很不满。他酷爱相声，他也希望他的徒弟是个好相声演员。但是他又说不出什么来，因为那些年我不说相声，比说相声挣钱还多。师父对我的不满情绪越积越深，有一次终于爆发了。


那时候我给师父写了个段子叫《新夜行记》，师父在北京台录像播出，反响强烈。里面有个包袱儿，说是汽车刹车不灵，把拉泔水的车撞到迪厅里去了。迪厅的服务员没看清，还喊哪：“扎啤来了，快卸车！”


有一回我跟付强到小饭馆吃饭，正好儿赶上拉泔水的车到门口儿，服务员高喊：“扎啤来了，快卸车！”可见那个包袱儿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。


还有个包袱儿，说是买了个二手车，没有挡把儿，拿个炒勺插上当挡把儿用。有一次我师父开车，正赶上警察查酒驾，警察往我师父车里看。我师父问：“您看什么呢？”警察说：“看看您这挡把儿是不是炒勺。”


央视春晚看上了这个段子，把我叫去提修改意见。春晚的相声必须短平快，人家要求把二十五分钟的段子压缩到十分钟以内。我呢？给谁干活儿听谁的呗。


导演又把我师父叫去，让我师父按照我改的本子排练。我师父认为我的删改本儿不适合他，拒绝了春晚。


过了几天，正赶上一次相声界的大聚会，北京的相声演员基本上都在场。我师父见到了我，大发雷霆。把这几年不跟他好好学相声，还有春晚没跟他商量就改本子，这些怨气全都发泄出来，狠狠地训了我一通儿。


那是师父对我发的最大的一次火儿，在场的相声演员们也都很少见到我师父那么大脾气。最近有相声演员见到我，还提到师父那次跟我发火儿的事儿，可见给大家留下了深刻印象。


师徒如父子，该发火就发火，有不同意见正常，但是丝毫不影响感情。


四十岁的时候，我重返舞台说单口相声，深感自己传统相声的基本功太浅。这时候我才后悔起来，年轻时候太贪玩儿了，没把师父的一身本事学过来。随着社会经验的增长，对艺术的理解能力也加深了，我终于明白，师父当年对我们的批评，句句都是至理名言。如果当年听师父的话，现在我的表演还能更上一个层次。


亡羊补牢，我又开始到师父家跟师父学段子了。师父为了见效快，还亲自给我捧哏，合作表演。这也是他从老先生那儿学来的经验，当初他学艺，就是他的师爷为他亲自捧哏。


有一次在师父家喝酒，师父推心置腹地跟我说：“你现在知道用功了？晚啦！一定要珍惜跟我合作的机会，我已经快七十了，说不定哪天，就上不了台啦。”

学礼


未曾学艺先学礼。如果说我真正跟师父学过的相声段子不多，那么在待人接物、为人处世方面，却是师父手把手教的。


我独自在外面闯荡了几年，才正式拜师。师父教育我，“要想真正成为一个职业的演员，必须脱胎换骨，重新做人。”当时不理解师父的话，感觉自己做得挺好。后来跟在师父身边观察，发现自己确实得学。


我在外面自由散漫惯了，说话办事都毛毛躁躁。师父说了，要处事稳重，遇见什么着急的事儿都别慌。跟人交往的时候，说话要慢条斯理，轻声细语，条理清楚，注意礼貌。我父母都说，跟着师父一段时间之后，我像变了个人似的，懂事儿啦。


师父对待艺术界的前辈非常敬重，也很大方。隔三岔五地请老先生吃个饭，陪他们聊聊天。老先生家里有什么事儿，师父出钱出力，永远跑在最前面。外地的相声演员来北京，师父更是尽地主之谊，请客吃饭，安排住宿。


这些我看在眼里，记在心里，也照着师父的样子学。有付出就有回报，正是因为我做得比较到位，所以老演员也愿意对我的节目进行指点，让我受益匪浅。


外地的朋友到北京，我们热情招待。人心换人心，外地有什么演出，人家总是想着我，给我提供了不少机会。


师父的社交面非常广，各行各业都能找到朋友。经常应付酒局，还时不时地花钱请人吃饭。过去我不理解，认为这样很累，浪费了精力和财力。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，遇到的事情越来越多，我才发现，师父积累的这些资源，是一笔宝贵的财富，我们晚辈都跟着受益。


比如说北京的各大饭店吧，生意都挺火爆。你要请客吃饭，很可能订不到包房。但是很多饭店都有师父的朋友，我可以去找他们。不但有包房，价钱打折，而且服务到位，在客人面前很有面子。


我现在跟师父住一个小区。当初师父先买的房，他告诉我这个小区环境不错，我想买可惜已经没房了。又是师父的朋友帮忙，给我找了一套房。三年的时间，我这套房子的价钱已经翻了将近一倍了。


就连我母亲去世的时候买墓地，都是托师父的关系。不但价钱打折，位置还特别好。

师徒情


我没办过婚礼，感觉太麻烦。但是我曾经举办过一次订婚宴，是师父给掏的钱。师父把我们当作儿女看待，认为我们的终身大事，理当由师父操办。


师父还准备了红包，师娘准备了首饰和衣服，作为礼物，送给未来的儿媳妇，以表达做父母的那份心意。


我却不争气，没过多久跟对方分了手。


我母亲几次住院，每次师父都亲自到病房探望，还带着钱去。


母亲的葬礼，师父从早晨六点多帮着忙活，一直到取出骨灰，他才离去。他也是将近七十岁的人了，按理说完全可以不管这些事儿了。但是我们在他的眼里永远是孩子，他总是不放心我们办事儿，非得亲自张罗。


这几年我日子好过了，春节的时候给师父的孙子包红包。师父只象征性地留下一点儿，坚持把大部分钱都退给我们。他认为他是长辈，给我们花钱是应该的，但是不能花我们的钱。


汶川地震的时候，我到灾区采访。赶上一次六点四级的余震，我们刚从危险地带撤出来，我的手机响了，是师父的声音，“电视里说你们那儿震了，没事儿吧？”儿行千里母担忧，师父也同样担着心。


拜师二十多年，师父为我搭的钱就甭说了，光我在师父家喝的酒，就够一车了。师父说过：“我的师父就不限制我喝酒，所以我也不限制你们喝酒。”师父家的好酒——茅台、五粮液，让我随便喝，从来不心疼。


二十多岁的时候，师娘给我介绍了个女朋友，是个内蒙古的英语老师，安排在师父家见面儿。师父和师娘出去了，就为给我们腾地儿，让我们好好聊聊。我们干聊不过瘾，我打开了酒柜，想喝两口酒。赶上这女士也是海量，我们把师父家仅有的三瓶茅台喝个精光。那年头儿茅台还不好买呢，那是师父准备办事儿的酒。


当然了，喝完酒什么也没发生，我们俩各回各家了。


徒弟出名了，师父脸上有光，但是徒弟惹了祸，师父也得帮着了事儿。年轻的时候我比较混，有一次酒后跟人打架，打完就跑了，以为就没事儿了。


一年之后在师父家，师父才跟我说起来，当时在现场有人认识我，知道我是李金斗的徒弟，直接找到了师父。师父跟师娘上医院，照顾了伤者一晚上，还赔了钱。事后他连提都没跟我提过，他觉着徒弟惹了祸，师父理所应当负责。


还有一次我在酒桌上跟一位相声前辈顶撞起来，师父听说这件事，并没有埋怨我，而是赶紧拨通那位前辈的电话，向人家承认错误，赔礼道歉。


前两天师父有个朋友结婚，点名请我去主持婚礼。师父的事儿，吩咐一声我就办了。但是他觉着作为长辈让我白干活儿不好，买了个手机送给了我媳妇儿。


师父对徒弟就跟父母对儿女一样，只有付出，从来不要回报。


师恩若水，润物无声，用自己的全部，滋养着我们。

8.感恩贵人


中国有句老话，“锦上添花者多，雪中送炭者少”。比如说李嘉诚吧，他们家要是有点儿大事小情，一大堆人帮忙，还有排不上队的。但是他不需要感恩，因为这些人中的大多数对他都是有所图的。


我这大半辈子，也有不少人帮过我的忙，我必须对他们感恩。因为我要权没权，要钱没钱，这两年才出了点儿小名气，跟刘德华比，还不如人家一个手指头。


人家帮我是不图回报的，我必须记住人家。


“洋教头”丁广泉


丁广泉老师经常跟外国人一起表演相声，被称为“洋教头”。


我们是在劳动人民文化宫相识的。那年我十几岁，在文化宫小剧场的舞台上表演了一段相声，叫《今晚七点钟开始》。当时台下就座的，有我的师爷赵振铎先生，以及后来辅导过我创作的相声作家王存立老师、王增贤老师，这三位现在都已成为故人。


我当时模仿的是马三立先生的风格，由于岁数小招人喜欢，被称为“小马三立”。王存立先生是马三立先生的学生，还曾经带着我拜见过马老。


演出结束下台，相声演员史志坚把我拉到了丁广泉老师的面前。“认识吗？”那时候丁广泉老师的电视相声剧《破财招灾》刚在央视播完，丁老师势头正旺，我连连鞠躬，“认识认识，丁老师。”史志坚说，“丁老师特别喜欢你的表演，快留个丁老师的地址吧。”


介绍我认识丁老师的史志坚，是个非常不错的青年相声演员，后来还在全国业余电视相声大赛上拿过二等奖。可惜英年早逝，拔牙的时候心脏病发作走了，您说多可惜。


从那儿开始，我就隔一天到丁老师家去一趟，跟丁老师系统的学习相声。不但不收学费，还能享受一顿免费的美味午餐。


丁老师父母都是牛街的回民，他的父辈经营小吃生意，所以丁老师的厨艺非常好，做的爆肚儿、门钉肉饼香气四溢，让人吃不够。


每天上午学完段子，中午就坐在丁老师家不大的客厅里吃饭。丁老师喜欢喝酒，但是喝不多。他拿小酒杯喝着酒，跟我们聊着天，让我度过了一段美好的时光。


丁老师是个很会生活的人，家中常年腌着各种小菜，下酒、下饭都非常香。他的手艺不但能应付一日三餐，操办个酒席也没问题。他是侯宝林先生的弟子，那时候还不兴上饭馆吃饭哪，侯先生每回过生日，都是丁老师掌勺。去侯先生家吃饭的可都是真正的吃主儿，能把这帮人伺候美了，可见丁老师的厨艺非同小可。


丁老师的手特别巧，他家的家具都是他自己打的。侯耀文老师结婚时，很多家具都出自丁老师之手。


丁老师特别注重相声创作，那时候就要求我演自己创作的段子。后来我做了十年编剧，现在演的段子不少是原创，这都得意于丁老师的教诲，可以说让我受益终生。


丁老师不但教我学艺，还为我的前途操心。那时候他承包了煤矿文工团的曲艺队，让我做了曲艺队的学员，跟着四处演出，增长舞台经验。但是他又不愿意让我过早地放弃学业，所以亲自找到学校协商，给我保留学籍。


我记得清清楚楚，那是冬天，刮着挺大的风。丁老师跟我一起，从北城和平里他的住所，骑自行车来到了南城我们学校，跟老师拍着胸脯保证，“孩子交给我您就放心吧，保证让他有出息。”


名人来到学校，轰动一时，老师能不给面子吗？学校破天荒地决定，我这个学生可以不按时到校，不参加期中、期末的考试，只要结业考试能过关，就发给毕业文凭。


从学校出来，丁老师又来到我们家，跟我的父母见了面。父母从来没见过这么大的名人，显得很紧张。丁老师为了缓解气氛，自己从酒柜里拿出瓶“菊花白”酒，“就喝这个吧。”家里准备的菜非常简单，丁老师是个美食家，肯定吃得不解馋。但是他做出非常爱吃的样子，为的是让我父母开心。


从那儿之后，我就可以每天安心地跟丁老师学相声了。坚持了半年多，后来丁老师的相声队解散了，我又得上外面找饭辙去了，跟丁老师见面的机会也就少了。


前两年丁老师得了一场大病，医生几乎宣判了他的死刑。但是他又活了过来，身体完好如初，重新登台。他是积德行善之人，善有善报。


大难不死，必有后福，丁老师晚年的生活一定会非常快乐。

刘氏兄弟


提起刘洪溪这个名字，估计连相声爱好者都感觉陌生。他因为身体的缘故，已经退出江湖二十多年了。当年从事专业的时间也不长，大概四五年左右，其他时间都活跃在业余文艺舞台上。


他今年七十六岁，曾经是一位非常优秀的捧哏演员。其相声技艺跟现在许多著名老艺术家比起来，绝对不在其下。为什么没成名呢？命呗。


刘洪溪出生于北京天桥的艺人家庭，父亲刘醒民是天桥醒民京剧团的创始人，一个人能同时演奏多种乐器。母亲是中国最早的京剧女花脸，唱金派。


刘洪溪从小受家庭熏陶，酷爱相声艺术。十几岁的时候，拉洋片艺人大金牙劝他在天桥从事专业演出，但是刘洪溪生性追求稳妥，觉着挣死工资更踏实。于是他考入北京电子管厂当了工人，业余时间到文化宫演出。


后来成立了燕京曲艺团，他和弟弟刘洪沂一起加入，随团到全国各地演出，场面非常火爆，谁都不愿意在他们后面演。因为他们的节目太火爆，在他们后边演，要是节目质量差点儿，观众真不买账。


好景不长，没过几年燕京曲艺团解散，兄弟二人也各奔东西。刘洪沂老师在社会上漂着，各处演出，后来落到了北京曲艺团，在首届电视相声大奖赛上获得二等奖。刘洪溪老师考虑的是家里有两个孩子需要抚养，没固定收入不行，于是就回到电子管厂当了工人。


以刘洪溪的艺术造诣，如果跟刘洪沂一起四处演出，最后一起进北京曲艺团，一起参加比赛，肯定也能得奖，也能成为著名的专业相声演员。但是他选择去了工厂，结果只能等到第二年参加业余相声大赛，虽说作品很好，也得了奖，但是影响可就小多了。性格决定命运，他的性格太过保守，所以命运里也就没什么大的亮点。


丁广泉老师的相声队解散之后，我四处寻找演出机会。当时的崇文文化馆有个曲艺队，经常到京郊各地商演，我就参加了这个曲艺队。


刘洪溪老师也在这儿演出，那时候他和一个叫梁宝奇的业余演员表演双簧。


梁宝奇也是电子管厂的工人，是曲艺业余爱好者。前两年听说梁宝奇遭遇车祸，被外国人骑摩托车撞倒身亡。据说去世前两天，有人请他参加演出，他说了，“我演出干吗？我孩子都上班了，以后用不着钱啦！”这句话真应验了，几天之后他真用不着钱了。


那时候刘洪溪才四十多岁，就提前退休了。说起这提前退休，是他唯一做的一次大胆抉择。他得了业余二等奖之后，和单位请假，跟着保定一个草台班子演了一个月。挣了几千块钱，人家拿他们当明星似的捧着，感觉挺滋润。


刘洪溪一想，“这比上班挣得多多啦！我这辈子就因为优柔寡断失去了不少机会，这次一定得当机立断。”他痛痛快快地跟单位辞了职，准备跟着这个团大干几年。没想到等他辞职了，这个团也解散了，他跟梁宝奇两个人，又被搁在旱岸上了。


我喜欢刘洪溪老师表演的双簧。那时候的演员都比较保守，像双簧这种绝活儿，是不肯轻易传授给别人的。但是刘洪溪老师很开通，把我叫到他们家，一招一式地教我。


他在天桥长大，经常看双簧艺术家“大狗熊”的表演，所以教的双簧挺正宗。后来我跟付强去南方演出，语言沟通有障碍的时候，就拿出双簧来应付，场场火爆，给我们赚了不少钱。


刘洪溪老师的家道小康，夫人、女儿人都挺好，每次我去学相声，他都留我吃饭。他做炸酱面一绝，不但酱炸得好，放的菜码也齐全。他经过研究考证，说能够做菜码的菜一共有一百零八种。当然了，每回就选其中的几种，都凑齐了人就撑死了。


越是没干上这行的越是爱这行，我到刘洪溪老师家，他跟我聊的都是相声。就在花家地他那间不大的屋子里，一聊就是一天。在他们家吃两顿饭，等走的时候已经天黑了。那时候我对相声也是特别着迷，所以那间小屋成了我的精神家园。


刘老师还经常四处搜罗好的相声录音，和我一起欣赏。别瞧他说了那么多年相声，还是特别爱乐，听到精彩的包袱，乐得直不起腰来。


刘老师挂在嘴边的话就是，“有屁股不愁挨打，一定要多上节目。”有段相声叫《望子成龙》，他认为非常适合我表演。那是一九八几年，网络还不发达，必须得找着纸质的本子。他回忆起某人曾经演过这个段子，就骑车一个多小时找到人家。那个人也是好几年前演过这个节目，本子不知道收哪儿啦。他就逼着人家翻箱倒柜，最后终于找到了，纸都发黄了，已经破旧不堪。


刘老师如获至宝，又骑车赶到我家，把本子交给我。然后他就一直督促我上这个节目，还把我叫到他家去帮着排练。


刘洪溪老师是个很容易满足的人。记得我们一起到京郊演出，白天没事儿我上镇子闲逛，看到刘洪溪老师坐在路边乐得合不拢嘴。我问他：“您乐什么呀？”他举起一把鞋刷子，“比酒仙桥商场便宜三分钱！”


有一次我们跟着崇文曲艺队到京郊演出，午休的时候刘老师在剧场外睡觉，结果中风，半身不遂了。那年他还不到五十岁，只能忍痛告别舞台。


一个酷爱相声的人说话不利索了，这是多么大的打击呀！我们每次去家中探望，他一肚子话说不出来，只是掉眼泪。后来我们就不敢去了，怕他伤心。


刘洪溪老师知道自己是业余演员，我总跟着他不会有什么发展，又把我介绍给了他的弟弟，著名相声演员刘洪沂。


刘洪沂老师有教徒弟的瘾，做起示范来毫不惜力，累得四脖子汗流。我要是学不会他真着急，扯着脖子跟我喊。他是急脾气，恨不得把一肚子的本事一下儿都教给学生，这可就苦了学生，只要到了他家，就别想待着，除了吃饭就是排练。


刘洪沂老师的爱人过去是杂技团走钢丝的，岁数大了退役在家，除了做饭就是打麻将。她这个人刀子嘴豆腐心，我们第一次到刘老师家的时候，她关着门在厨房做饭，我们走的时候没跟她打招呼，这下儿可给她惹急了，跟刘洪沂老师那儿吵了好几天。


刘洪沂老师偷着给我们支招儿，让我们跟她说了几句软话，这下儿她没脾气了，提着筐下楼了。不一会儿提上一大包羊肉片来，给大家改善伙食，吃涮羊肉。


刘洪沂老师的爱人比他还护着学生。有一次我跟他们两口子上长安商场，赶上服务员态度恶劣，我跟人吵了起来。从商场出来，他爱人跟他说：“孩子吵架，你也不帮忙？”这话都听着新鲜，哪儿有孩子吵架大人不劝，还帮着吵的？


刘洪沂老师解释：“我脸熟，人家都认识我。”这下儿把他爱人惹火了，“熟个茄子！你站这儿让大伙看看，你们谁认识他？”


刘老师的爱人在杂技团也是有名的心直口快，她要犯起脾气来，敢堵着团长办公室骂街。刘洪沂老师要是惹着她，甭管当着谁，她一点儿面子也不留。刘老师要是敢还嘴，她就敢动手。她练过踢毽儿，脚底功夫极好，一抬腿刘老师就得趴下。


别瞧她脾气不好，但是人要多好有多好。每次我们这些学生去她家里，她都忙前忙后的，做最好的饭菜给学生吃。


刘老师看我跟付强在社会上漂着，真替我们着急。正赶上国防科委成立演出队，刘老师托关系找路子，又帮着我们排练考试的节目。他的女儿已经是演出队的演员了，他让女儿带着我们去考试，我们终于成为了一名“业余专干”的演员。


从社会无业青年成为一名军人，国家管一辈子了，可以说是完成了我们人生中的一件大事。所以说刘老师是我生命中的一大贵人，没有他帮忙，我不知道还要在社会上漂多久。也许为了生计，我就彻底放弃了相声，做了一名工人。


我能靠着说相声买车买房，不能忘记刘老师的恩情。

孙涛


著名小品演员孙涛，比我大上几岁，长得却像我的晚辈。我认识他的时候我们俩都十几岁，那时候他就这模样，快三十年了一直没变，不知道他老人家怎么保养的。


我跟他相识是在著名快板演员来宝刚老师家，如今来老师也走了。


我跟孙涛的关系并不密切，来往也不频繁，我连顿饭都没请他吃过，但他却是我的贵人，帮了我三次大忙。


第一次是在我二十岁的时候，正跟付强一起在国防科工委演出队。付强犯口业得罪了领导，我们俩被人家轰了出来。刚刚安稳下来，马上又要变成无业游民，心情可想而知。这时候孙涛在南口的演出队，付强给他打电话求援，孙涛二话没说，让我们过去。


孙涛跟部队的领导关系非常好，先替我们说了一车的好话。我们过去考试那天，他又跟团里的演员们打好招呼，“甭管这俩人说什么，你们都哈哈大笑。”我们俩往排练厅一站，还没说话呢，笑声就响了起来。领导一瞧，这俩是人才呀，留下！


就这样儿，我们俩又成了国家的人。刚到团里，让我和一个舞蹈演员同住一间屋。那个演员正闹皮肤病，孙涛当时是住单间的，他担心我被传染，让我搬到他的宿舍住。


我爱喝酒，孙涛那时候没有酒量，但是还想陪我。硬挺着喝了半瓶啤酒，跑到门口全吐了出来。


孙涛看我们待着挺无聊，还带我们到南口的街上闲逛。南口有家录像厅，就是一个小黑屋，几个小板凳，坐的都是民工之类的人。孙涛掏钱买票请我们看录像，一个十几寸的彩电，放的是香港武打片儿。我觉着屋里太憋屈，恨不得马上离开。再一瞧孙涛，坐在头一排的小马扎上，上身笔直，完全被剧情吸引，已经到了忘我的境界。


后来孙涛上了春晚，成了大腕儿，我们的联系就少了。几年前的一天，孙涛突然给我打电话：“我给春晚弄了个小品，里面有个角色挺适合你，你愿意演吗？”上春晚是相声演员提高价码、增加知名度的捷径，傻子都不会拒绝。


我曾经编过两段单口相声冲击春晚，都没有成功，这次跟着孙涛上了春晚，在全国观众面前露了一回脸。上春晚对相声演员来说，是质的飞跃，是档次的提升，这个梦想是孙涛帮我实现的。


事后我送给孙涛一个蜜蜡手串儿作为答谢，他说什么也不要。他说了，“咱们是兄弟，咱们的友谊是纯洁的，我要你的东西就变味儿了。”他把那个手串转送给了小品的作者，而且一再跟人家说，“是清平送你的。”足见其良苦用心。


两年前的一天，孙涛又来电话了。“贵州卫视要做个脱口秀节目，找到了我。我现在拍戏挺忙，没时间做电视节目，我推荐你去。”


我当时在北京台有档栏目叫《脱口而出》，但那毕竟不上星，全国人民还看不到。能够在卫视有一档节目，可是很多人梦寐以求的事情。


这个节目叫《非常欢乐》，一直到现在还在贵州卫视播出。它不但让我在全国增加了知名度，每年还给我带来不少的收入。


这个馅饼不是天上掉下来的，是孙涛送给我的。


孙涛帮了我三次大忙，我却连顿饭都没请过他。有时候我就想，是不是上辈子我帮过他什么忙，这辈子他来报答我呢？


我人生中遇到过的贵人还有很多，能走到今天，离不开他们的支持。限于时间和篇幅，以及某些特殊原因，我只能先把这几位写在纸上。剩下的那些位，我都深深记在心中了。

第三章　活着


人生似乎是有定数的，比如说吃东西，人这一辈子该吃多少东西，那都是有定量的。你前半生把定量都给吃完了，后半生就没的吃了。您现在要是身体正常，能够享受各种美味，真是挺幸福的事儿，但一定要吸取我的教训，不要过量。细水长流，多吃几年。


1.一醉二十年


跟相声圈儿里的老人儿提到方清平，没人夸我会说相声，也没人说我能写东西。第一句话肯定跟您说，“方清平，葛着呢！”第二句话就是，“方清平，那是真能喝酒！”


“葛”，可能跟童年家庭不和睦，造成的性格缺陷有关系。爱喝酒呢，跟这也有关系。这可不是找辙，酒能使人心中温暖，安全，放松。爱喝酒的人，绝不是自甘堕落的人，他们都是渴望友情、渴望亲情、渴望爱情的人。


十八岁


我家里没喝酒的人，说相声之前也从没参加过酒局。十六七岁的时候从学校出来，每天到丁广泉（洋教头）老师家学相声，跟着煤矿文工团四处演出，丁老师顿顿喝酒，我还是滴酒不沾。


快到十八岁的时候，丁老师的相声队解散了，我没地方去，天天跟着师叔李方芝混。他也是“三无人员”——没工作，没收入，没老婆。


我们白天在后海一带转悠，看哪儿聚集的人比较多，师叔就用脚在地下画个圈儿，“这儿就是工人体育场，”我们便开始说相声。没人听拉倒，就当排练。听的人多了，就跟大伙儿要点饭钱。


晚上回到师叔的家——大杂院里的一间十平米的小屋。里面连正经的床都没有，用钢筋焊了两个架子，支着块床板。师叔坐在露海绵的沙发上，喝着二锅头，吃着煮花生，畅谈着远大的理想，“我要组穴，咱上全国各地巡演，上香港，上台湾，上美国……”


我听得兴起，端起师叔的杯子，喝了一大口。啊！我眼前出现了购票的观众，还出现了在台上连连谢幕的我……


从那儿之后，我就爱上酒了。


这时候我刚满十八岁。

头回醉


第一次喝醉是在十九岁，刚到部队业余宣传队不久。那时候还没住宾馆哪，住在郊区一个废掉的研究所里。四周都是庄稼地，院子里长满了蒿草。周末也不让回家，大铁门一关，挺无聊的。这要是没当兵的时候，我早四九城儿转悠去了。屋里也没电视，实在想不起来干什么了，我就想起了酒。


从铁门翻出去，到庄稼地旁边的一个饭馆儿里买了瓶酒，是六十五度的二锅头。心里想着，花同样的钱，买度数高的划算，就买了度数最高的。


回到房间，拿出早晨起来打饭留下的小葱拌豆腐，喝了两口，感觉没劲。叫了到部队刚交的女友，边喝边聊，有感觉了。


这之前的一年多，我一直在社会上漂着。打零工，摆地摊儿演出，跟着草台班子走穴，心里很迷茫，不知道这辈子还能不能靠说相声吃饭。到部队踏实了，成了国家的人，能靠说相声挣钱养活自己，心里这块石头总算落了地。再有个女孩儿陪着，越喝口儿越大。最后一口下去，直接瘫到了床上。


第一次喝醉，脑子很清醒，也没吐，就是身体不听使唤。估计是小脑酒量不行，大脑还没醉呢。从那儿之后总结出个经验——只要酒桌上有女孩儿，一定要注意控制量，因为很容易喝高喽。

永远的南口


1990年开春，从国防科工委出来，到了南口。虽说各方面条件差了，但是活得更滋润了，因为有了几个酒友。跟我最好的是吴亚梦，演小品的，我们俩住上下铺。


部队大院儿门口儿有一溜儿低矮的平房（因为房子比路面低），有一间平房的窗户上吊个灯泡儿，挂个破木板子，写着“军人服务社”。其实跟部队没关系，开小卖部的人叫老包，挺会做生意。营房不让喝酒呀，你上他那儿买酒、买花生米，就可以在他屋里喝。他帮你放哨儿，有当官的过来给你使眼色。你买方便面他还帮着泡，那时候很少见桶面，都是袋装的，他给你提供饭盆儿、筷子，还免费给你倒醋。遇上老主顾，甚至给你点两滴香油。


估计老包现在已经是大老板了，因为他太有经营头脑了。这个小卖部成了战士们的兰桂坊，每天晚上挤满了人。尤其是冬天的晚上，炉火正旺，喝着小酒，看着柜台上那黑白电视，感觉就是坐在现在的三里屯啦！我跟吴亚梦也是那儿的常客，今天你请我，明天我请你，那点儿可怜的津贴都进了老包的钱箱子。


赶上月初发津贴，我们屋的四个人（还有付强、胡诚）会改善一下儿伙食，下回馆子。部队大院有个饭馆，也是承包给军官家属的，我们一般去那儿。每回去就固定的点四个菜，锅巴肉片、水煮肉片、鱼香肉丝、宫保鸡丁，都是又解馋、量又大、又便宜的。


我们俩喝酒，付强跟胡诚吃菜。我们俩发现，等我们吃主食的时候，菜已经被他们吃光了，我们只能用水煮肉片的汤泡米饭。以后再下饭馆儿，我们就不和他们一起了，只找喝酒的战友。


南口镇上有家“聚龙餐厅”，号称南口镇厨艺最好的餐厅，口碑极佳。赶上哪个战友老家寄来笔“巨款”，或者谁要调动了、复员了，就请大伙上那儿大喝一顿。那可真开了洋荤，每道菜是每道菜的味儿，肯定不醉不归。


想天天在外头吃，肯定没那么多钱。平常我们大多是在食堂吃饭的时候装装样子，偷偷把饭带回宿舍（部队是不允许把饭带回宿舍的），然后喝酒。我喝多了有个保留曲目，就是躺在自己睡的上铺，模仿政委讲话。由于我模仿得惟妙惟肖，总能赢得阵阵笑声。


这天奇怪，我模仿了半天也没人笑。我从上铺探头一看，头当时就大了——政委就站在屋子中间。


从此，政委严查在宿舍喝酒，我们只能转移战场。营房墙外头是公路，公路旁边有个饺子馆，是专门供开大货车的司机吃饭的地方。每天我们俩端着食堂打的饭菜，带着酒到这里，再要个凉菜喝酒。


到月底津贴花光了，连凉菜都不要了，端着饭菜带着酒来，就用他这座位。老板冲着我们直瞪眼，但是不敢发火。他知道，要是得罪了我们，半夜会有砖头飞进来的。


有一个冬天的晚上，我跟吴亚梦正在大车店喝酒。旁边有几个开大车运石灰的民工，灰头土脸，喝得兴起。突然停电了，老板端个蜡烛出来，几个民工热烈鼓掌，其中一个又瘦又矮又脏的小老头儿用浓重的山西口音说，“咱们开个烛光晚会吧。”


这句话跟当时的环境以及他的身份极不协调，我们俩乐得蹲在地上站不起来。


部队大院后边是采石场，有一回我跟团里一个跳舞的男孩到石子堆上喝酒，喝着喝着石子堆滑坡，把我埋在了里边。幸亏那个男孩及时喊人，把我救了出来，要不然我就被活埋了。


还有一次遇险是喝完酒一时兴起，爬到了部队大院的大烟囱上边。从底下看烟囱不算高，站在上边往下一看，妈呀，这么高呀？吓得不敢下来啦！那一刻我觉着狼牙山五壮士太勇敢了，搁我肯定不敢跳。


风一吹烟囱开始晃，也许是我自己的感觉。我腿都软了，还产生了强烈的尿意。演出队的人组成拉拉队，在大家鼓励声中，我像个狗熊似的爬了下来。


去年拍戏又去了南口，我们吃饭的那条小街一点儿没变样儿，还是八九十年代我们喝酒时候的样子。透过一家儿饭馆的玻璃，我看到几个战士正在喝酒，他们跟我们当年一样，穷并快乐着……

燕山酒徒


从部队复员到燕山艺术团。山沟里没什么业余生活，喝酒成了唯一的娱乐活动。我喜欢在露天喝，喝多长时间都没人轰你。


冬天在马路边吃羊肉串儿，给你个小炉子，里边放点儿碳。边吃边烤，还能取暖，还能热酒，越喝越有感觉。


有一回到濮阳油田演出，跟濮阳艺术团的唢呐演员张建亚（现在重庆开公司）露天吃羊肉串儿，喝着喝着一抬头，烤羊肉串儿的炉子不见了，换了个大铁锅，老板正在炸油条。原来已经卖上早点了，没关系，我们要了两根儿油条，接着喝。


夏天的燕山石化颇为热闹，到处是大排档，一摆就是几十张桌子。那的人们晚上没地方去，要盘煮花生，要个拍黄瓜，喝酒聊天，花钱不多，还挺享受。


都是一个公司的人，差不多都半熟脸。经常是喝着喝着，老板端一扎啤酒过来，“那桌给你点的。”你再要个菜给那桌送过去，就为增加点儿气氛。


像我们喝白酒的，一次喝不完，跟老板要支笔，在酒瓶上写好自己的名字，下回来接着喝。如果到的这家饭馆儿自己没有存酒，又不愿意开一瓶整的，也没关系，上柜台那儿查去，看哪个瓶子上的名字自己认识，倒半杯。

写作与喝酒


从三十岁到四十岁这十年，我的人生大事只有两件——写作与喝酒。估计就在这段时间，我真正的形成了酒精依赖。


我当了专业编剧，用不着整天惦记着赶火车、赶飞机了，也用不着考虑什么时候必须清醒，登台演出了。时间完全由自己支配，写累了喝酒，酒醒了写作。


当编剧是一件很辛苦的事情。写的东西肯定是老板感兴趣的，但不见得是你感兴趣的。有时候脑子里什么灵感都没有，坐在电脑前边凑字儿。当演员签了合同是件高兴的事儿，意味着挣钱。当编剧签合同之后悲欣交集，欣喜的是能挣钱了，悲的是再也没有清闲时光了。人家天天催稿，就算有个时装模特请你喝酒，也喝不踏实。


尤其是写情景喜剧，都是边写边拍。现场等米下锅，你的本子写不出来，现场就要停工。老板给你打电话不停地央求，“快出本子吧，一天几万块钱呀。”这种央求比骂你还难受，让你深感责任重大。


所以我从早上五六点就起来写作，写到下午四五点完成一集。把本子发出去，如释重负，再也不想本子的事儿了，必须彻底的放松，迫不及待地联系人喝酒。那时候一个晚上可以喝几场，转战北京各地，先是饭店的宴会，然后是去歌厅喝啤酒，从歌厅出来再到地摊儿接着喝，不喝醉了对不起白天的辛苦。


到东北给“本山快乐营”写本子，刘流老师很体贴编剧的辛苦，专门托熟人给弄了北大荒的烧酒。六十多度的，第二天不上头，不恶心。


我白天写剧本，晚上拿着烧酒到地摊儿去喝。正值夏天，地摊上每个吃饭的都光着膀子，这个胳膊上文条龙，那人肩膀上刺条虎。这个说着，“我有枪。”那个说着，“我有三条人命。”让人有点儿恍惚了，感觉是威虎山聚会。


其实你不用害怕，他们跟我一样，工作太累，上这儿放松一下儿而已。

喝酒误事


四十岁重返舞台，还保留着做编剧时候的习惯，想喝就喝，这可就耽误事儿了。有一回上榆林演出，万人体育场。演出之前当地几个生意人请客，我喝多了。上台之后说了一分钟就下来了，后面节目的演员还没准备好。场子又大，主持人拿着麦克满场追我，求我再说五分钟。


我有个徒弟叫张鑫，北京台导演，请我上他的栏目录制节目。我头天晚上喝了大酒，第二天早晨起不来了。反正是自己徒弟，好说话，“我喝多了，去不了啦！”他那儿可不好交代呀，制片人都快抽他啦！他用欲哭的语气给我打电话，“师父，您不来就出大事儿啦！”我这才爬起来赶过去。


有回录制央视王晓导演的节目，我也是头天喝多了，上午起不来。录制现场，王导问，“方清平怎么还不来？”白凯南答，“估计喝多了。”王导说，“喝多了他也不敢耽误录像呀。”贾玲说，“上回北京台录像，他就因为喝多了没去。”王导说，“中央台他不会。”二人转演员郭金杰跑过来说，“方清平给我打电话，说来不了。”


王导跟郭金杰急了，“谁让你批准他不来的？”郭金杰有苦说不出，“是他自己不来的，怎么是我批呢？”只得打电话，央求我赶紧过去。

喝酒伤身


三十岁的时候，我还住在燕山石化单身宿舍。有一天晚上，足部突然剧痛难忍。一宿煎熬之后，早晨到燕山医院。燕山医院的大夫水平有限，也不怎么负责，说是丹毒。连着输了几天的消炎液，越输越疼。


廉春明老师有痛风，久病成医，“你验验尿酸去吧。”到医院一抽血，大夫说了，“痛风！以后别喝酒了，别吃卤煮火烧、爆肚了。”当时我的心就凉了，这都是我的最爱呀！


连着很长时间没喝酒，心情有点儿抑郁。后来实在憋不住了，又开喝了，就这样喝了疼，疼了停，停一阵儿不疼了，接着喝。


这期间身体状况越来越差，各项指标越来越高。一直到2015年的年后，又喝了几天大酒，感觉浑身难受。我有个哥们刘海洋，是个医生。他给我联系好病房单间，强迫我住院。到医院一化验，他跟我说，“哥呀，再喝就喝死了。”


从那天开始，我发誓，“要命吧，别要酒啦！”

戒酒


说起我戒酒的历程，其实挺艰难的。媳妇儿打嫁给我那天起，就跟我说，“你要是喝死了，我怎么办？咱们将来的孩子怎么办？你爸爸怎么办？”我心里明白，“这些都不好办，但是最不好办的，是我喝死了，我怎么办？”


主持人王为念老师曾经流着泪对我说，“为了能多给大伙说几年相声，别喝了。”


我真的不喝了，坚持一个月。某个场合，看大伙都举杯，心里痒痒了。“喝一回，应该对身体没什么伤害。”这一松口儿可就不是一杯了，最少半瓶。


回家媳妇儿急了，“你不要命了？”我还有的说，“就那谁，比我身体还差呢，人家照样儿喝！”


第二天后悔呀，“我怎么又喝酒了？”心里特别沮丧，怎么消除这种沮丧呢？接着喝呗！恶性循环，天天就得在酒醉的状态里，出不来了。连着醉五六天，直到身体也受不了啦，精神也抑郁了，这才停下来。


每回停酒，我都感觉从地狱归来，心中无限感慨，“不喝酒的感觉真好。”停了一个多月，又开喝！


媳妇儿为了让我戒酒，什么办法都想过了。有个偏方，用白酒泡活黄鳝，下回一端酒杯就想起黄鳝，一恶心就不喝了。对我无效，我中酒毒太深，只要是酒就行，甭说泡黄鳝了，泡癞蛤蟆我都喝得下去。


有位大师跟媳妇儿说了，“他身上有东西，是个喝酒喝死的老头儿。每回不是他喝酒，是那老头儿喝那。你做做酒供，让那老头儿喝好了，就不害他了。”


我媳妇儿每天买十瓶二锅头，天天在厨房点火，弄得我们家跟桑拿箱似的。连着烧了十天，一百瓶酒烧完了。


我做了个梦，梦见一个青面獠牙的鬼，围着点酒的蓝火苗子跳舞。不知道是火供显灵了，还是条件反射。


估计我身上那老头儿酒量太大，一百瓶二锅头满足不了他，我还接着喝。媳妇儿又下狠招儿，偷着把我手机里所有酒友的电话都拉黑，然后删掉。


找不着电话号码可以问别人呀，还是出去喝。好几回喝到找不着家，给媳妇儿打电话，“我旁边有个建筑，是某某某，你快来。”媳妇儿赶紧开着车来接我。


晚上我出去喝酒，怕媳妇儿骚扰，手机关机。媳妇儿就挨个给酒友打电话问，再找不着我，就去我常喝酒的地方，从饭馆找到酒吧，从工体找到后海，真是太不容易了。


直到我住院那天，我的医生朋友拿着化验单，指着上面的箭头跟我说，“哥，再喝真死了。”我突然顿悟了，一切钱呀、名呀、包括酒呀，都是瞎掰，活着最好。


为了戒酒，我练书法，读佛经。四大佛教名山，每座山去了两三次。现在我的感受就是，不喝酒真好。

致酒友


二锅头陪伴我走了小三十年的人生之路。它给我带来了快乐，帮我结交了朋友，每当孤寂、苦闷、失落、迷惘的时候，几杯酒下肚，烦恼全无。


它也毁坏了我的身体，耽误了我很多时光。每天清晨酒醒，还给我带来了无限的懊悔。


我不恨酒，也不再爱酒。


以前不喝酒不好，现在再喝酒不行。


喝酒伤了身，也带来了快乐，功过相等。喝酒不是好事也不是坏事，是你怎么做的事。有得有失，该不该喝，全靠自己权衡利弊。


我希望各位亲爱的酒友，通过我的故事，想想您自己——现在是接着喝，还是该放下酒杯呢？


放下酒杯的，祝您身体健康。


接着喝酒的，祝您心情愉快……估计您愉快了，您家人就该郁闷了。

2.酒友


酒友跟酒肉朋友是两码事。酒肉朋友，就是没事了凑到一起吃吃喝喝，互相吹嘘拍马而已。别瞧喝酒的时候聊得火热，感觉哪个人都能为你两肋插刀，真遇到点儿难处了，别指望他们能帮你。他们求你什么事儿，你也是能帮就帮，不能帮拉倒。


他们在酒桌上说的话你别当真，“某某某是我大哥……跟我说呀，我一句话的事儿……你跟他提我，吓死他……”诸如此类的话，只停留在酒桌上，出了饭馆儿这门儿就作废。真有事儿的时候你找到他，他绝对跟你说，“……这两天我大哥出国了……我认识那领导出了点儿事儿……千万别跟他提我，我们哥俩最近闹别扭呢……”


这种酒肉朋友并非一无是处，至少他在酒桌上给你带来了快感，让你为自己拥有这么多有门路、交际广的朋友而自豪。他们口头儿上对你的忠诚，让你短时期地感受到了无限的温暖。那一刻你感觉今后的道路畅通无阻，一片光明。


酒肉朋友还有一个用处，就是你宴请新朋友的时候，请他们作陪。你的新朋友肯定对你高看一眼，“某某某认识这么多手眼通天的人那？关系还都不分彼此，佩服！”


等他们吹累了的时候，你也可以瞅准机会，胡说八道一番。反正都是酒桌上的话，也不用负责任，还可以增加自信和自尊。在现实生活中碰壁、摔跟头、受了伤害，在酒桌上吹嘘一下自己的正能量，可以疗伤，可以减压，可以在精神上战胜那些欺负过自己的人，我管这叫酒桌上的阿Q精神。


酒肉朋友


我在某城市写剧本，制片人就认识一帮酒肉朋友。我刚到的第一天，就跟我说，“今天宴请方老师，在省内部餐厅，不对外的。”到了地方一看，破桌子烂板凳，灯光昏暗，估计省领导的司机都嫌这儿脏。


菜总共就上了四个大盘子，都是以土豆、粉条一类食材做成的炖菜，齁儿咸。制片人嘴里一说，这可就不是一般的菜了，这都是有故事的特色菜，每道菜里有很多讲究，是当地迎宾的必备菜。


喝的酒是白瓷瓶的，酒瓶上贴着张白纸，印着两个红字——“特供”。制片人说了，这是中央专门为省领导特供的茅台，都是三十年窖藏，市场价十万一瓶。我当时就判断出来，他说的是瞎话。他要是真舍得拿出十万块钱一瓶的酒，绝对不会就让我们吃四个菜。


制片人开始介绍到场的各位嘉宾，都是省市级的领导，还有一位书法家、一位易经专家，一位武术大师。他介绍完每一个人的头衔之后，在场的所有人都异口同声地称赞，“这可真是大领导”“这可真是大师”。


后来我知道了，他说那头衔都是生安上去的，比如在政府大院食堂炒菜，他就说成是管生活的副省长。没事儿爱给人看看手相的那位，就成了易经专家。那武术大师更是什么都不会，就在电视台武术节目中当过一年的生活制片。


酒过三巡，坐在正中间的、最受尊敬的、白发苍苍的一位“省级领导”讲话了（后来我闹明白，他媳妇儿的一个八竿子打不着的远房亲戚在省政府当干事，所以大伙把他包装成省级领导），所有的人都很入戏，马上放下手里的碗筷，挺直上身，洗耳恭听。


“省级领导”说话低沉而有分量，“我们去北京，住的都是内部招待所，专门招待省级领导的。服务员以为我们没背景呢，对我们挺冷淡，当时我就把桌子给掀翻了。那种地方谁敢闹事呀？我就不怕！我破口大骂，谁劝我都不管用。”


众人异口同声，“后来呢？”


“后来服务员把警察叫来，给我押送回来啦！”


众人泄气了，这算什么本事呀？这位“省级领导”喝多了，把实话说出来了。


制片人怕我明白过来，赶紧灌我酒。“来来来，方老师，我敬你一杯。”


“我真喝不动了。”


“换啤酒。”


“我有痛风。”我这句话仿佛是凝固剂，现场死一般沉静，每个人的眼睛都放出奇异的光彩。我有些茫然了，不知道将要发生什么事情。


“哎呀，他命好。”制片人此言一出，众人连连附和。现场两人一组，互相交流眼神，充分肯定制片人的话。制片人一指席中的武术大师，“大师研制出了一种中药，专治痛风。”大师转身从自己的双肩背书包里拿出个医院输液的瓶子，里面灌的都是中药汤子。“喝下去！”


我举起玻璃瓶子一饮而尽。制片人给我倒上一杯啤酒，“干！”我还是有点儿含糊，制片人说了，“喝了大师的药，啤酒随便喝，海鲜随便吃！服务员，上海鲜！”马上有人拦阻，“大哥，海鲜没特色，上一锅羊杂碎吧。”


服务员端上一砂锅羊杂碎，制片人说了，“吃吧！”我犹豫着不敢下筷子，众人七嘴八舌地说起了大师的先进事迹。这个说某某同学，那个说某某亲戚，都是严重的痛风患者，吃了大师的药之后，现在是天天喝大酒，吃海鲜，什么事儿都没有。


我听众人说得如此真切，那就别客气了。啤酒、羊杂碎一通儿招呼，第二天早晨痛风就犯了，在床上躺了一个礼拜。


制片人、大师、“省级领导”等人的关系，就是酒肉朋友。如果没有这些酒肉朋友，吃着土豆、粉条，喝着劣质白酒，宴会肯定会很无聊。酒肉朋友是生活中的调味剂，增加了生活的色彩。

“文艺青年”白叔


我所说的酒友，不是酒肉朋友。我说的酒友，你几天不跟他一起喝酒了，就会想他，打个电话约他出来喝两杯。不见得多好的餐厅，有时候两个人找个街边小馆儿，就能喝得神仙一般。


你遇到什么好事儿，比如挣了笔大钱，上了个新栏目，约他喝酒庆祝，他会由衷地替你高兴，绝对不会嫉妒。你遇上什么挫折，约他喝酒诉苦，他就像自己身处困境一样，沮丧、悲伤。你要是办了什么错事儿，无法消除内心的悔恨，他会安慰你，“这有什么呀？我办那事儿比你还丢人呢。”白叔就是我这样的酒友。


白叔是中国煤矿文工团著名的词作家，比我大二十岁。1976年四五运动的时候，正是热血青年的他到天安门广场念诗，结果被造反派关押。他在小黑屋里唱“大海航行靠舵手”，看押他的造反派嫌吵，抽了他一个嘴巴。


他向造反派头头揭发，“我唱歌颂毛主席的歌曲，他大嘴巴抽我。”看押他的那个人马上成了反革命，跟他关在一起。那个人发自内心地跟他说：“你丫太孙子了。”白叔也真诚地说：“谁让你丫打我啊！”


后来白叔成了著名的词作家，刘欢、李娜等老牌明星都唱过他写的歌。白叔酷爱相声和快板儿，经常写个段子念给我们听，自己乐得喘不上气来，而听的人却异常地冷静。喝到兴头儿上，白叔也会扯着脖子唱段儿快板儿。他认为自己唱的快板儿很地道，遇上专业的快板儿演员，他都敢跟人家PK。其实，唱得真不怎么样。


白叔年轻时候，总跟一帮当时先锋的诗人、作家泡小酒馆儿，什么北岛呀、王小波呀。这些人也没什么钱，菜就是一盘花生米，酒就是散打的白酒、啤酒。各人付各人的账，谁也没钱请客。


偶尔有谁挣到稿费了，“我请大伙儿上二楼。”引来一片欢呼。二楼环境相对优雅，还有炒菜卖。可上了二楼还是不点炒菜，煮花生变成炸花生，一毛三一两的白酒换成一毛六一两的，仅此而已。那时候的人穷，但是快乐。


我曾向白叔请教过写诗的技巧，他向我传授秘笈，“某诗人跟我说过，写诗就是胡说八道，假装疯魔。”我不知道这是酒后吐真言，还是酒后失言。


白叔江湖人称“白加啤”。吃饭的时候喝白酒，平常喝啤酒，基本上不喝不含酒精的任何液体。我们一起给电视台撰稿的时候，住的都是高档宾馆。宾馆里的啤酒太贵，白叔第一件工作，就是在宾馆附近找个小卖部，买一箱啤酒扛上来。写东西的时候，开作品讨论会的时候，白叔都在一瓶接一瓶地喝啤酒。到了吃饭时间，白叔会说，“喝点儿去吧。”到餐厅喝白酒，才算是真正的喝酒。


有一阵白叔脚疼，医生怀疑他是痛风，不让他喝啤酒了。医生给他抽了血，让他等化验结果。连着两天白叔都垂头丧气，第三天突然打电话约我喝酒，举起啤酒杯跟我说：“结果出来了，我不是痛风，咱得好好庆祝一下！”


那时候的高档酒店还不欢迎老百姓自由出入。白叔穿着一般，每次回酒店都要遭受保安盘查。白叔急了，立马到燕莎花几千块钱买了一件大斗篷，没想到，人家更不让他进了，以为是超人归来呢。


白叔喝酒爱划拳，每次都在酒桌上主动提议：“划两拳？”要是赶上身边的人都不会划拳，白叔还是不甘心，“石头、剪刀、布会吧？”


有一回，白叔挣了笔稿费，要请我上高档餐厅喝酒。我事先提醒，那儿可不能划拳。约好晚上吃饭，下午白叔上我们家找我来了，“咱划两拳。”


“下午我不想喝酒。”


“不喝酒，光划拳。”


“那多没意思呀！”


白叔掏出个小本儿来，“咱先记上账，晚上喝酒。”


白叔认真地写上我们俩的名字，然后开始划拳，谁输了就在名字后面划一道儿。晚上到了餐厅，掏出账本儿，按上面“正”字儿的多少喝酒。白叔是个豪爽的人。有一回我、白叔跟廉春明老师在大三元吃饭，白叔抢着结账。廉老师让我抱住白叔，他买了单。事后白叔很不好意思，“应该我花钱，你非抱着我。”我说。“您要真想埋单，我也抱不住您呀。”


白叔也不总大方，有时候去饭馆儿跟服务员说，“给我来一串儿羊肉串，一瓶啤酒。”弄得服务员都懒得搭理他。有时候喝高兴了，掏出一百块钱给服务员当小费。


有一回我作品获奖，白叔请我喝酒，还拿出自己的一千块私房钱给我发奖金。我知道白叔藏点儿私房钱不容易，死活不要，白叔把钱放到地上，转身就走。


过了几天白叔约我喝酒，一杯下肚眼泪就下来了，“我藏在抽屉下边的存折，让我媳妇儿搜走啦！这是我全部的私房钱呀，你说她怎么发现的呢？女人太狠毒啦！”我赶紧拿出一千块钱，“这是上次您给我那奖金，还给您。”


歌手王亚民是我的铁哥们儿，他因为没有新歌唱而发愁。我托白叔给亚民写了首歌词，说好稿费从优。白叔写完之后，我拿给亚民一看，词句太文雅，不适合他的风格，就没采用。


既然没用，我就不能让亚民掏钱给白叔了，但是我也不能让白叔白写这词儿，拿不到稿费呀？既然两边都是朋友，于是我就自己拿了两千块钱交给白叔，“这是亚民给您的，歌词他觉着不错，准备找人谱曲呢。”


后来亚民偶遇白叔，白叔说，“谢谢你给我那两千块钱。”亚民傻了，“我什么时候给您钱啦？”白叔这才知道这钱是我掏的。我在白叔心目中的形象从此高大了许多，这两千块钱我花值了。


白叔偶尔还会多愁善感。有一回我俩在马甸桥西北角喝酒，那时候正是秋天，挺凉快，我俩把桌子抬出来，在饭馆儿门口喝。一片树叶飘落，白叔叹口气，“一叶落地即为秋呀！”


白叔还是个民族自尊心很强的人。有一回开作品研讨会，一位礼仪专家大谈外国人如何讲究礼仪。我觉着人家说得没错儿，现在外国人就是比中国人注重礼仪。白叔拍案而起，讲了一个小时中国的传统礼仪，把那位专家教训得连头也不敢抬。


酒给白叔带来了快乐，也伤害了他的身体，如今白叔每周到中日医院透析三次。中日医院门口儿有家川菜馆，白叔办了张卡，每天透析完就到那儿喝一个小二锅头、两瓶啤酒。他说了，“毒素透出去了，喝多少酒都没事儿。”还跟我说，“我跟你没什么区别，就是每礼拜比你多透几回。”


白叔很关心我，前一阵儿我住了两个星期的医院，他还到医院看我。透析的间隙他去了一趟四川，觉着麻辣兔头不错，专门儿买了一大包带回来给我吃。


按说透析就不能喝酒了，但是我从来不劝他戒酒。没有了酒，白叔的生命还有什么意义呢？

酒神丁大个


好酒之人分几种。


一种是酒神。赶上酒局了，喝上三斤二斤的，脸不变色心不跳。丁大个就是酒神，我亲眼见他喝过满满一海碗二锅头，足够二斤，谈笑风生，没有任何异常反应。


一种是酒虫。甭管是不是饭点儿，有没有酒局，想起来就喝点儿。丁大个就是酒虫，平常桌子上随时摆着酒瓶子跟酒盅儿，没事儿坐那儿拿酒当茶喝。出门儿的时候怀里揣着小酒瓶，馋了就掏出来喝两口。


一种是酒鬼。不喝正好儿，一喝就多。有的人喝多了就哭，有的人喝多了爱抬杠，还有的人越喝越真诚。我曾见过两个喝多了的，一个北京人，一个广东人。两个人坐在酒店门口儿的台阶上，北京人说，“北京有事儿你找我。”广东人说，“广东有事儿你找我。”就这两句话，俩人一直说到天亮。丁大个不属于酒鬼，因为我就没见他喝酒失态过。


说了半天，丁大个是何许人也？


白叔是文人，丁大个是浑人。一米九零的个子，虎背熊腰。最早在古建队当瓦匠，会砖雕，曾经参与过故宫的修复工作。


他天生就不是本分人，改革开放之后，很多人辞职下海。80年代初，他也辞职了。不过他没本钱做生意，于是就在海淀区某大学门口儿支摊儿卖起了馄饨。


丁叔的爷爷解放前就在白塔寺卖馄饨，他这馄饨保持着老北京的传统风味，火爆一时。就连警察、城管等人下夜班儿，都去他那儿吃馄饨。丁叔天生就是个外场人，因此结实了不少官面儿上的朋友。


那时候社会治安还不是特别好，摆摊儿卖小吃难免遇上闹事儿不给钱的。丁叔样子挺凶，人高马大，上他这儿闹事儿的不多。但是旁边有那妇女摊主不行啊，总有人去捣乱。丁叔热心肠，只要旁边的摊主向他求救，他是该出手时就出手。


要说丁叔打架也没什么技巧，第一敢下手，第二身大力不亏。打着打着还就打出名气来了，很多地面儿上混的人都专门儿上他这吃馄饨，就为跟他交朋友。丁叔挺仗义，即便跟他动过手儿的人他也不记仇，不打不成交嘛。就这样朋友越来越多，在海淀一带出了名儿。


丁叔卖馄饨积累了资金，也积攒了人气，于是在北京的甘家口租了个百十平米的门脸儿，开起了饭馆儿，专卖老北京炸酱面。


那是北京最早卖炸酱面的饭馆儿，还收粮票儿呢。您吃过凉拌萝卜片吧？告诉您吧，这道菜就是丁叔研发出来的。厨师做凉拌萝卜丝儿，得把水萝卜的皮削下来扔掉。他觉着扔了可惜，就把萝卜皮洗干净了用盐一腌，然后倒点儿醋当下酒菜儿卖，客人还挺欢迎。


人艺的很多老艺术家，都是他那儿的常客，包括后来当了文化部部长的英若诚老先生。相声演员去的就更多了，马季先生、侯耀文先生、冯巩先生……


我二十多岁的时候，年轻气盛，跟人打架闯了祸，被关在了某派出所。我师父托到孟凡贵，孟凡贵找到丁大个。那一片儿正是丁大个的地盘儿，他找到当事者，三言五语，事情过去了。


从此我跟丁大个成了酒友，经常过去找他喝酒。甘家口那时候叫新疆村，有很多新疆饭馆儿，我跟丁大个吃他店里的饭菜吃腻了，就去新疆饭馆吃烤羊油，就是把羊尾巴油串成串儿烤，简直太香了。不过这种吃法太不健康了，为我们的身体埋下了隐患。


常言说“福无双至，祸不单行”，这句老话儿在丁大个身上应验了。甘家口扩建街道，丁大个的饭馆拆迁，给了二十五万的补偿款。他放在吉普车的后备箱里，结果被人砸车偷走了。肯定是熟人干的，但就是找不着这个人。


钱丢了心烦，到大排档喝酒去，跟几个小痞子发生了口角。本地的痞子都认识他，这几个是刚过来混的，跟他动起手来。他一个人空手对六个拿刀的小伙子，结果身中几刀。丁大个不含糊，愣自己开车去甘家口医院看的病。


刀伤还没养好，他的父母又相继过世。从那儿之后，丁大个风光的日子就一去不复返了。先是在街边摆了个小摊儿，卖卤煮火烧。他做的卤煮绝对是北京市一流的，可就是没人吃。一晚上就我一个客人。我们俩坐在锅旁边喝着酒，他一会儿从锅里捞块肥肠切了吃，一会儿又捞块儿豆腐当下酒菜儿，就这样我俩一直喝到收摊儿。


后来他亲戚在阜成门开了家面馆儿，他当前台经理。越是亲戚越不能一块儿干买卖，总闹矛盾。他那饭馆儿冰箱旁边有张桌子，是我的专座儿，我隔三岔五就找他喝酒。


再后来，他离婚了，一个人挺孤单。我有个学生的母亲也是单身，我自己都没结过婚，愣给两个人说媒，这事儿还就成了。我平生就当过这么一次大媒，成功率百分之百。


好景不长，没多久丁叔在阜成门的饭馆儿关张了，由于丁叔将房子给了前妻，他又早就辞职了，没有退休金，租不起北京的房子，只好和现任妻子到老家涿州租房。不过两人相依为命，相亲相爱，日子过得非常幸福。


要是没有我介绍的这个老婆，真不敢想象丁叔的日子该怎么过。


前年我母亲去世，丁叔专程从涿州跑来主持葬礼。他说了，“我们是一辈子的朋友，这种大事儿他必须到场。”


丁叔是挺刚强的人，去年夏天给我打电话哭了。原来我给他介绍的老伴儿查出了乳腺癌，恶性的。丁叔托朋友找关系，给老伴儿治病。后来老伴儿转危为安，丁叔的脸上又有了笑容。


前两天我去看丁叔，差点儿认不出来他。他已经瘦得不成样子，往日的威风再也找不着了。没有了饭馆，远离北京这些朋友，他每天就靠喝酒打发时光。天一亮就得找酒，一直喝到天黑，结果把身体喝坏了。


回想起他当初开着敞篷吉普车招摇过市的情景，我知道什么叫英雄落魄了。是什么原因迫使丁叔走到今天这一步呢？


一是观念上的陈旧。他阜成门那家饭馆为什么关张呢？我觉得，还是因为他按照80年代刚开饭馆时候的模式经营，菜品没有改良，餐厅的环境乱，服务不到位。现在不是酒香不怕巷子深的时代了，现在竞争这么激烈，拼的就是经营理念，而丁叔最缺乏的就是经营理念。


第二个原因就是酒。如果不是贪酒，喝坏了身体，他在北京自己摆个摊卖馄饨、卤煮，或者找家饭馆儿当大堂经理，也不至于离开北京。


丁叔是我二十多年的酒友，我对他唯一的希望就是——保重身体，能多喝几年。

3.吃货精神


现在我越来越相信人生是有定数的了。比如说吃东西，人这一辈子该吃多少东西，那都是有定量的。你前半生把定量都给吃完了，后半生就没的吃了。我这一辈子的定量现在已经吃完了，都是在二十岁到四十岁，这二十年吃的。


现在我的饮食还没有和尚丰富那，不但戒肉，连豆腐、菠菜、西兰花、蘑菇这些和尚可以敞开享用的美食，我都不能吃，因为有痛风。当然了，这只是医生给我规定的戒律，忍不住的情况下，我还是会破戒的。


80年代以后出生的孩子生下来就有好东西吃，所以逮着再好吃的东西也不会往死了吃，身体也就不会发生问题。我十几岁的时候，家里哪儿舍得让孩子敞开吃大鱼大肉，也就是淡饭，连粗茶都没有，您喝凉白开吧。等二十几岁，自己有了点儿钱之后，可该解馋了，便没有节制的胡吃海塞，结果身体出问题了。


吃不饱


我十七八岁的时候，常去京郊各地演出，说好了管饭。也就是在乡镇食堂，端上个大盆放在中间，里头装着面条儿。桌子上放两个小盆，一盆芝麻酱，一盆黄瓜丝。这帮演员可找着不要钱的饭了，后来又煮了三回面条还喊不够呢。


人家厨子说了，没芝麻酱了。相声演员刘洪溪（铁路文工团刘洪沂的哥哥）说了，“没事儿，弄三合油。”厨子说，“什么叫三合油儿？”北京人能不知道三合油吗？人家就是不想给做。


这能难住我们这帮吃货吗？刘洪溪老师教给他，“简单，弄点儿花椒、酱油、香油、醋，一炝锅儿就行了。”“不会做。”“没事儿，我自己做。”刘老师亲自下厨。


那时候演员都住在后台。吃饱了喝足了，刘洪溪老师在剧场门口儿找个阴凉儿地方午睡，醒了发现嘴有点儿歪，回去就半身不遂了，再也不能登台演出了，那年他还不到五十岁。


我今年四十五岁，刘洪溪老师病倒的时候，比我现在的年龄大三四岁，简直太可惜了。那个年代的人们刚刚解决温饱问题，根本没什么健康意识。不像现在，电视台天天讲养生，人们都知道如何爱惜自己的身体。


如果是现在，这种事情绝不会发生，刘洪溪老师至少还能在舞台上活跃二十年。好在刘老师以顽强的毅力坚持病后康复训练，目前身体状况不错。


祝老人家天天开心。


现在有些人，趁着年轻力壮熬夜、喝大酒，这可真不是好事儿。不是已经发生了不少起中年人甚至是青年人猝死的事情了吗？就算落下点儿病根儿，也得背一辈子呀。


身体是最重要的财产，身体垮了，世界就垮了。


还说演出的事儿。不光我们那种草台班子遭受这种待遇，国家一级团体，那年头出去人家也不管饱。有某国家级团体到县城演出，演完了到一家餐馆用餐。刚把大伙的馋虫给逗上来，桌子上就没东西了。


年轻演员负责张罗呀，“我再去厨房看看。”来到厨房一看，几个厨子正会餐哪，吃得比客人好。“师父，还有吃的吗？”说了几遍没人搭理，年轻演员臊眉搭眼地回来了。


老演员郭全宝自告奋勇，“你们没名儿，人家不认你们，瞧我的。”起身向后厨走去。全饭厅的目光都跟随着郭老师，盼望着他的出色表现。郭老师一挑后厨的门帘，“师傅……”人家把灯关了。


众人失落地走出饭馆。服务员在门口送客，“欢迎再来。”郭老师低声念叨，“这辈子也不来这地方了。”


80年代的时候，我跟随师父李金斗、侯耀文等一批名家到全聚德烤鸭店演出，说好了不给钱，烤鸭子管够。那年头儿人们肚子亏油水，那还不敞开了吃呀？吃到最后，全聚德经理说，“实在抱歉，鸭子得一个小时才能出炉呢，实在供不上您几位吃了。”“咱不是说好了嘛，不给钱，烤鸭子管饱。”“谁知道您几位这么能吃呀，还不如给钱哪！”


还有一回我们跟随文工团到企业演出。人家本身就不爱招待，有那招待费自己吃了好不好呀？演员里又没明星，还没看电视热闹呢！对我们很冷漠，吃饭也没有领导陪着。上了一盆西红柿汤，大伙饿得不行了，不一会儿就见底儿了。一会儿又上了一盆白面条，大伙每人盛了一碗，眼巴巴地等着上卤。等了十分钟也没动静，问问吧，“服务员，卤呢？”服务员面无表情地来一句，“刚才你们都给喝了。”

偷着吃


十八岁经相声演员刘洪沂老师（就是刚才说过的，炒三合油的刘洪溪老师的亲弟弟）介绍，到国防科工委（现在叫总装备部）文艺演出队。条件太好了，住的是祥云楼宾馆，吃的是餐厅四菜一汤。天天吃宾馆的菜，对我来讲就是天堂啊！几个月长了二十斤。


好景不长。搭档付强犯了点儿“口业”，我们俩把饭碗丢了。经小品演员孙涛介绍，我们来到了南口的部队业余宣传队。


进饭堂一看，跟国防科工委是天壤之别呀！大盆装的棒子面粥，笸箩里发黄的馒头，桌子上四盘菜，根本不够一桌子人吃的，只能拿咸菜找齐儿。


每个人的伙食费本来就不多，司务长买菜的时候再吃点儿回扣，能吃得好吗？炊事班的战士都是十几岁的农村兵，在家连煤气炉都没见过，哪儿会炒菜呀？就算有好东西给他们，也做不出那个味道。


伙食不好，我就想办法自己改善。买了个搪瓷缸子，一个热得快，自己涮羊肉。调料是从商店买的塑料袋装的涮肉料，咸得要死。演出队比普通连队条件好，俩人一屋。晚上熄灯之后，偷偷点个小台灯，吃着涮羊肉，喝着二锅头，感觉比上东来顺还美。


部队门口儿有个水塘，天天有人在那儿钓鱼。我就跟人套近乎，“我是演出队说相声的，您能不能给我们点儿鱼呀？”人家说了，“你给我们说一段儿。”那好办，回去拿上快板儿，唱一段儿绕口令，这帮人连连叫好，从网兜里挑了两条最小的鱼给我。我回去用白水一煮，放里点儿盐，那感觉跟孕妇下奶似的。


部队的伙食油水太少，我们又都年轻力壮，吃完之后俩小时就饿。大家都用热得快煮方便面吃，每个人都有不同的高招，放鸡蛋的，放黄瓜片儿的，加各种调料的。同样品种的方便面，每个人煮出来的味道不同，大家互相交流经验，取长补短。


当然了，方便面的绝配是火腿肠。当年我们都爱吃一个品牌的火腿肠，后来社会上谣传，那个火腿肠里掺杂着人屁股肉，所以吃起来香。谣传实在是靠不住，人屁股哪儿那么好找呀？


领导发现大家偷吃方便面的问题，部队怎么能自己开火呢？于是明令禁止，谁用热得快便给予处分。搭档付强顶风作案，被领导逮个正着，结果受了个处分。后来转业到企业，领导一看档案，“使用热得快受处分，这也给处分？”还觉着不可思议。


部队旁边是个果园，到了收获季节，我们跳墙过去偷苹果。果园养了几条大狗，我们必须快速摘下苹果，放到军用挎包里。只要大狗一发现，以百米跑的速度来到围墙边，翻墙逃走，动作稍慢，就有皮开肉绽的危险。


部队领导喜欢养兔子，我们就琢磨开了，兔子肉应该很好吃吧？夜里偷回来，送到饭馆儿，给人家点儿加工费，让人家帮着做熟了。领导开会讲话，“以后你们想吃肉告诉我，我给你们买。千万别再吃我的兔子了，那都是长毛兔呀！”

南京岁月


1993年夏天，我去了南京前线文工团，在当时来说条件是不错的。距离市中心二十分钟车程，一处树木茂密的大院子，分给我一间高大的平房。暂时没有洗手间，等过两年，就能分到带洗手间跟厨房的平房套间。


但是待了半年我就回北京了。为什么呢？没有自己想吃的！


文工团有食堂，也有炒菜、米饭，但是北方人离不开面条，而食堂很少卖，因为演员都是南方人，卖也没人买。我只能到大院门口儿的小饭馆吃，那种小饭馆就是个铁棚子，只有三面墙，前面全开放。


小饭馆没有麻酱面、炸酱面之类的，有一种雪菜面，热汤面里放点儿雪里蕻，我实在是吃不下去。有一种炒面，从冰箱里取出煮好的面条，用辣椒炝锅，把面炒得快要糊锅的时候，倒在盘子里。


因为强辣，吃得挺过瘾，所以我天天去吃炒面。一盘炒面，半瓶儿一块四毛五的“分金亭酒”。这是江苏的一种低价酒，因为买不到二锅头。


南方人做生意比较人性化，还免费赠送一碗汤。说是汤，其实就是热盐水，上头飘着一片绿菜叶儿。别瞧简单，喝完酒喝汤，胃里挺舒服。


炒面虽好，连着吃三天就腻了。听说距离文工团不远的孝陵卫，有家拉面馆儿不错，我欣喜若狂，急速前往。到那儿一瞧，还真火，门口儿都是端着面碗站着吃面的人。排队买一碗尝了一口，没觉出味道有什么不同，为什么这么火呢？


等到一碗面全部下肚，感觉出奥妙了。神清气爽，眼睛看东西清亮，浑身上下都那么舒服。第二天到了饭点儿，身不由己地往面馆儿溜达。


有一天中午又去那个面馆儿，工商人员正往门上贴封条呢。一打听才知道，面汤里有大烟壳。当时吓出一身冷汗，幸亏工商部门执法及时，要是吃拉面吃出毒瘾来，我可就太冤了。


这也算我这辈子唯一的一次涉毒事件。


在南京那段时间，最想的不是家人和朋友，而是二锅头和卤煮。文工团门口儿有家餐厅，卖一种用猪大肠做的菜，类似北京的炖吊子。真正的菜名儿我忘了，当时人们都管它叫呼啦圈。这下儿我可发现新大陆了，上自由市场买张烙饼，要份呼啦圈儿，把饼撕了泡在里面，代替卤煮火烧。


但那毕竟不是卤煮火烧。卤煮火烧是咸口儿，再加上烂蒜、辣椒油、香菜、醋，那什么劲头儿？呼啦圈儿偏甜，吃两天就腻啦！


看来文工团附近是没什么好吃的了，只能向更远的方向寻找美食。听说珠江路有夜市，赶过去一看，真热闹，马路两边都是临时搭的小棚子，足足有一公里。在那里我第一次吃到了小龙虾，就是后来风靡北京簋街的那种虾爬子。


不过他们的做法跟簋街不一样。簋街是下足够的麻辣料翻炒，珠江路夜市的做法是用竹签穿成串儿，放到锅里炸。买了一串儿尝尝，不是味儿。


在夜市来来回回溜达了几趟，也没发现想吃的东西，倒遭到招呼客人的商贩的几次嘲讽，因为没坐下点菜呀。


乘兴而去，败兴而归。


在北京演出队的时候，赶上下连队慰问就开斋了。我们算是总部派下来的，当地部队都把最好的东西给我们吃，每次慰问回来都能胖一圈儿。


在南京下部队就没这美事儿了。几次慰问都赶上去海岛，去的时候挺新鲜，坐登陆艇，拿馒头喂海里的海豚。上了海岛就傻了，很多海岛的蔬菜、淡水都得从岸上运，文工团领导一再交代，蔬菜留给战士吃，我们吃海产品。


所以我们吃饭的时候，是一洗脸盆一洗脸盆地上小海鲜。那东西也挺下酒，就是不能多吃，吃多了闹肚子。


有一次立秋之后上岛，当地首长告诉我们，秋后吃完海鲜，绝对不能下海。我年轻力壮，哪儿管那套呀，照样儿下海游泳。这下儿可惨了，上吐下泻。吃海鲜闹肚子，比吃脏东西闹肚子还难受，吐的东西都是海蛎子味儿。


第二天走路都发飘，还得上登陆艇去下一个海岛。登陆艇非常颠簸，正常人都吐，何况我这急性肠胃炎呀？


再也没心情拿馒头喂海豚了，我恨不得自己跳下去喂海豚。


那次慰问回团不久，我就打道回府，脱军装复员了。

吃遍北京卤煮店


1993年底，从部队转业到地方，挣工资了，外面的演出也多起来，终于不为吃不饱发愁了。于是开始猛吃，跟报仇解恨似的。


我最爱吃的东西是卤煮火烧，那几年时间，我把北京有名儿的卤煮火烧店都吃了个遍。最正宗的当然是南横西街的小肠陈老店，别瞧就六七张桌子，顶多容纳二三十位客人，但那家店给无数四十岁以上的北京人，留下了美好的记忆。


小店位于小马路的南边，店面比路面高出一米，得上几层台阶儿。透过玻璃窗户就能看见门口儿那口大锅，里面炖着大肠、肺头、猪肝儿之类的下水，上面飘着一层火烧。


那时候陈掌柜大概已经六十多岁了，亲自在那儿切火烧。我挺佩服老爷子那双手的，不怕烫，直接从锅里捞肠子、捞火烧，放到案板上就切。现在卖卤煮火烧的，大都是用夹子往出夹火烧，看着就不那么过瘾了。


给我母亲购买墓地的时候，看到了陈老先生的墓碑。非常气派，不比陵园里裘盛戎、谭福英的墓碑逊色。裘先生、谭先生给人们带来视听的享受，陈先生给人们带来了味觉的享受，在我心目中是一样的名人。


南横西街那家老店被占地拆迁之后，他的儿子在前门门框胡同又开了一家，仍然是老味道。跟老爷子那店一样，到了饭点儿，附近居民端着钢精锅去打火烧，成为一道风景。


除了小肠陈，还有几家卤煮店不错。不过那时候的卤煮店大都没有字号，即便有人们也记不住，只记位置。西单北大街路西有一家，北新桥路西有一家，东四北大街路东有一家卤煮白，这都是当年我经常光顾的地方。


特别值得一提的是，方庄立交桥底下、马甸立交桥底下，到了晚上有无照摊贩支个炉子卖卤煮，味道也挺正宗，就是卫生条件太差，不敢总吃。


去年我偶尔路过东五环京哈高速附近的豆各庄大集，集上有个小伙子，支口锅卖卤煮，吃起来也挺香。据小伙子说，他们家已经三辈儿做卤煮了。


吃了这么多年卤煮火烧，我发现了一个真理，世界上没有两家味道完全一样的卤煮店。卤煮火烧的关键就是一锅原汤，卖完了收摊儿。总往里兑水，往里放事先煮好的肠子，那就不是味儿了。

赶潮流


我还爱吃重庆火锅，在外边吃太贵，就让我母亲上自由市场买牛百叶。我有个战友是重庆的，给我邮寄火锅底料。吃麻辣烫用电火锅不过瘾，必须把铁锅放在煤气上，拿瓶啤酒坐旁边吃，吃得一脑门子汗，那叫一个爽。


爆肚儿也是我的最爱，不过比卤煮火烧贵很多，轻易不舍得吃，必须得是请人吃饭才舍得去。记得我请已故的相声老演员王学义先生……去请客那时候还活着那啊，请他去爆肚冯，吃得盘子落起半尺高。老先生跟人家说，“今儿这肚儿不嫩呀。”冯掌柜盯着那落盘子没说话，潜台词是，“不嫩你吃这么多？”


那年头北京吃什么都赶潮流，今年流行涮羊肉，大伙全吃涮羊肉。第二年涮羊肉没人吃了，兴起了羊蝎子。所有涮肉馆儿改招牌，改成羊蝎子馆儿。第三年又兴起了红焖羊肉，是河南新乡人发明的。


白塔寺那条街是火锅聚集地，类似后来的簋街。有家火锅店现在已经在北京开了连锁，那年头在白塔寺，就有两间平房。总是插着门儿，想吃火锅需敲门，服务员一看认识你，才给你开门那。知道你是吃主儿呀。要不是正经吃主儿，要个火锅光涮白菜，占人家一张桌子，人家还做不做生意呀？


有一年又兴起了羊肉串儿，白塔寺又改成了羊肉串儿一条街。在那儿吃羊肉串都是自己烤，有位大哥天天在各家儿饭馆儿转悠，帮人烤羊肉串儿。他一不为蹭吃蹭喝，二不要小费，因为他就爱好烤羊肉串儿。


卤煮、火锅、爆肚儿，这些东西都是以动物内脏为主要原料，动物内脏属于高嘌呤食物。吃卤煮、羊肉火锅的时候还爱喝汤，那汤的嘌呤就更高了。体内摄入太多的嘌呤排不出去，都凝结在关节处，疼痛难忍，步履艰难，这就是痛风。


综上所述，我不得痛风都冤。

各地小吃


我每到一地，必尝的是当地小吃。出去演出住的都是大饭店，宴请菜肴丰盛，但是我不爱吃，我愿意出去找地摊、小店。


去四川绵阳演出，火锅不能不吃呀。我跟付强来到火锅一条街，不知道哪家店正宗。当时不到饭点儿，也不能通过客流量判断餐厅的口味。于是我采取用鼻子闻的方法，感觉不对，跟付强使个眼色就出来，接着闻下一家儿。


餐厅服务员心里说，这俩人什么毛病呀？进来站一下儿，什么都不说，转身就出去？终于闻到一家味道不错的，我果断地冲付强点点头，“就在这家儿吃。”


等火锅一端上来，就证实我的选择是对的。浓浓的红汤上漂着一层花椒，那种味道只有四川跟重庆能闻到，出了这一省一市，绝对找不着这味儿。


等服务员把毛肚、鸭肠等端上来，往锅里一涮，七上八下，然后蘸上用麻油、盐、味精调好的调料，往嘴里一放，轻轻一嚼，入口即化。


不像北京某些火锅店上的毛肚，化冻的，跟嚼塑料布似的，怎么嚼都不烂，只能整块往下咽。到了嗓子眼儿那实在下不去，再用手拽出来扔喽。


新鲜的毛肚味儿，伴随着牛油味儿、麻椒味儿、味精味儿……这才叫四川火锅！后来跟当地人打听，那是绵阳最正宗的火锅店。


现在网络发达了，无论多小的城市，在网上一搜，就能查到当地美食，我这副好鼻子也就失去了用武之地。


我给电视台做撰稿的时候，到山东济宁的金乡县搞晚会，发现一样儿好吃的——甏肉干饭。先开始不认识那个“甏”，跟当地人打听，才知道念“蹦”，就是缸的意思。顾名思义，就是在缸里炖肉，就着米饭吃。


缸里不光有肉，还有海带啦、鸡蛋啦、豆皮儿啦，老汤炖的，跟山东济南的把子肉有一拼。正式录像那天，我师父李金斗先生来了。我上餐馆买了几大兜子（当地没有餐盒，打包都用塑料袋），提到后台。很多著名歌星都在场，大伙一闻挺香，不一会儿就给抢光了。


到山东、河南的县、镇演出，我必须吃的东西是羊肉汤。县城的大路两旁搭着简陋的棚子，支口大铁锅，破木头桌椅板凳。您别瞧环境差，羊肉汤极鲜，放上羊油炸的辣椒油，配上一个发面饼，给个县长都不换。北京后来开了不少羊汤馆，怎么也吃不出那地摊儿的味道。


1997年，到广州拍戏一待就是三个月，这可惨了。粤菜清淡，年轻时候口重，吃不习惯。给你换盘子倒是挺勤，吃两口就给你换一个盘子，我还琢磨那，他们这边刷碗工是不是不要工资呀？


感觉吃饱了，但是又不过瘾，刚出饭馆，又饿了。只能接着到外来人口聚集地，跟打工仔一起坐在马路边吃炸饺子，我就是那命。


广州吃饭前先上壶开水，我正渴那，倒茶杯里就喝。一看别人，用那开水洗杯子洗碗那，敢情我喝的是洗碗水。从那儿之后添毛病了，每次吃饭之前拿茶水洗餐具。回北京也这样儿，一块儿吃饭的哥们儿说，“你有病吧？”


广东人吃着吃着饭，还经常把茶壶盖儿拿起来斜搭在茶壶上，我怕摔坏了，赶紧给盖好。人家又给拿起来，往复几次，人家实在憋不住了，告诉我，“这是告诉服务生，没有茶水啦。”


回北京我也把茶壶盖儿掀起来，没人搭理我，只能扯着脖子喊，“服务员，加水。”


有一回在广东大排档吃饭，吃晚饭喊“埋单”。那时候北方人对广东话还不熟悉，我一直闹不清楚为什么管结账叫埋单，入乡随俗吧，我也这么喊。估计我发音不准确，人家不知道我这个北方佬喊什么那，一直没人理我。我生气了，起身就走，也没人拦我，那天白吃。后来我又如法炮制，没能成功。


感觉广东吃饭的习俗挺洋气，回北京到大饭馆吃饭用了几次，服务员对我另眼看待，认为我这个人吃过见过。到小饭馆儿用那套就不行了，别人说你装蒜。

自助餐


有家洗浴中心刚开张，门票六十八元，包含搓澡，自助餐免费，而且保证有大闸蟹。感觉挺划算，买张门票进去了。进去一看呀，免费搓澡等于没搓，一帮人光着屁股等着，就一个搓澡的，在每个人身上抚摸两下儿就算搓完了。


快到开饭时间了，到餐厅一瞧，阵势不对，很多人手里拿着大盘子，做起跑状，眼睛望着同一个方向——装大闸蟹的铁盘子。开饭时间到，服务员端着一洗脸盆小螃蟹往铁盘子里一倒，跟厨房倒垃圾似的。大伙儿好像听到了发令枪响，一跃而起。人多蟹少，现场惨不忍睹。互相撕扯的，摔倒的，骂街的……我赶紧换衣服走人，怕打起来溅一身血。


我知道北京最早的一家自助餐厅在马甸桥附近，好像叫“大森林”。那是80年代中后期，自助餐刚传到中国时开的。羊肉火锅，28元一位。开了没多长时间，被一帮的哥吃垮了。他们开了十几个小时的车，水米没打牙，收车直奔大森林，那还不给饭馆吃黄喽。


还有一回我在一家小饭馆吃自助火锅，正赶上有个人在那儿请搬家公司的伙计。都是重体力劳动者呀，老板都快给他们跪下了，“真的没肉啦。您几位要是实在没饱，就把我吃了吧。”请客的急了，“窗户上不是写着那嘛，28管饱。”老板说得也有道理，“我们是说管饱，但是我们没说管撑死呀。”


改革开放初期，很多东西一传到中国就变味儿。北京第一家肯德基在前门开张的时候，愣有人在里头举办婚礼。现在琢磨着挺二，那阵儿就是时尚。还有一帮人什么都不买，天天在那儿谈几千万的生意，谈了好几年，一桩生意没成。都是无业游民，感觉什么都不吃上那儿坐着丢人，拿谈生意遮羞。


现在吃日式自助餐挺划算。烤鳗鱼单卖68元一盘，吃自助168元随便吃。这要吃它五六盘，那就赚大发了。其实没那么容易，这种自助一般限制时间，俩小时吃完。您吃完一盘再点一盘，过一个小时才给上那！教您个诀窍，别照顾面子，坐下就点十盘。其实那样也吃不回来，自助餐给你上的东西，跟你单点的东西材料绝对不一样，买的没有卖的精。

醋卤面


我在燕山石化文工团的时候，有位老相声演员叫史英谭。他们家离我们团不远，我中午经常到他家吃饭。他从银川曲艺团回京，经常做的一种吃食叫“醋卤面”。燕山石化公司在山沟里，生活挺枯燥，醋卤面给我留下了美好的回忆。


企业文工团不比专业文艺团体，要求坐班儿。上午十点多的时候，史老师给我使个眼色，便出办公室了。我心里明白，那是回家做醋卤面去了。


十一点下班，我迫不及待地直奔史老师家。先是喝酒，在山沟里待着没什么业余生活，喝酒是最好的娱乐。喝得差不多了，史老师开始煮面。然后拿出个瓷罐子，里边就是醋卤。


把卤往面上一浇，吃完面再用碗里剩下的汤儿兑点儿面汤一喝。然后晃里晃荡地回到团里，在办公室睡一下午。熬到下班，接着到大排档吃晚饭。这种生活，我断断续续地过了七年。


把醋卤的做法跟您说说，您可以试着做做。


①等量的葱、香菜、蒜切碎备用。


②锅里倒油，炒肉丁儿，放辣椒。


③先放葱，再放蒜。


④倒入等量的酱油和醋，多少看菜量，反正得有汤儿。


⑤关火，放入香菜。


因为这里面有醋跟酱油，所以能在冰箱里放一个礼拜。夏天把面条过凉水，从冰箱里拿出醋卤直接浇面，过瘾！冬天吃“锅挑儿”（老北京话，就是面条不过水），凉醋卤浇在热面条上，又热乎还不烫嘴。


至于面条，您买切面就行，尽量别用手擀面，不是那味儿。

簋街吃货


我从三十岁到四十岁，做了十年职业编剧。每天的生活很规律，白天在家写东西，晚上出去跟狐朋狗友吃饭。那时候北京城拉晚儿的饭馆只有簋街集中，所以天天去那儿。一来那儿吃多晚都没人轰你，二来那儿气氛好，我们喝多了闹腾，也没人嫌我们吵。


我那时候住在石景山鲁谷，想去簋街得穿过大半个北京城。一般都是约七点吃饭，我打车去正赶上晚高峰，花那车钱都赶上饭钱了。坐地铁倒是不堵，车上人太多，能把罗锅儿挤成水蛇腰。


所以我就想了个办法，每天四点钟出发，五点到簋街。随身带着笔记本，先找个茶楼，边写本子边等着吃饭这帮人。有时候不用赶本子，我就在周围的胡同里转悠转悠。


这一转悠，看着胡同里街坊邻居坐在家门口儿吃饭聊天，透过临街住户的竹帘子，看着屋里那些陈旧的家具摆设，又勾起了我的胡同情节。


我的脑子里产生了个念头，“在簋街租间房多好？白天写本子，晚上溜溜达达参加饭局。再说了，我写那本子就是老北京民俗题材的，住在胡同里写更有感觉。”


于是为了参加饭局方便，我就在簋街附近的一条胡同里，租了一间平房。这是一个小杂院，住着五六户人家。我这间房子在院子的角落，门口有八九平米的空地，房东又给封出个小院子来，安了个天棚，能在院子里做饭、吃饭、喝茶、洗澡。


天棚是油毡搭的，中间有一大块玻璃，透过玻璃能看到院外的大树，能看到不远处的烟囱，还能看到满天的星斗，在院子里乘凉非常惬意。


更方便的是出了院门儿就是男厕所，不用担心闹肚子。


我隔壁住着的是一家三口儿。老两口儿都已经退休了，儿子小雨二十五六了，也不去上班，吃父母那点儿退休金。北京胡同里这种什么活儿都不干的年轻人不少，不是啃老就是吃低保，反正饿不着。


小雨出奇的懒。公共厕所就一个坐便，别人都嫌脏不用，只有他天天在那上面坐着。连蹲着上厕所都嫌累，您琢磨得多懒吧。


整天在床上躺着，就听见一句话来精神。只要谁冲着他们家窗户喊一嗓子，“小雨，跟我上簋街。”他迅速穿好衣服出屋，跟消防队员听见警报似的。


院子里还住着一位丁大爷，他在院门口堆着一堆外面捡回来的破家具，整天鼓捣那点儿东西。今天把椅子拆了改个梯子，明天把梯子拆了改个饭桌。改完了也没用，还跟那儿堆着。东西越堆越多，街坊邻居都有意见。


丁大爷有时候还从别的院儿叫俩帮工，帮着他一块儿拆拆装装。到了饭点儿，他让老伴儿弄一大盆黄瓜拌凉皮，在胡同里摆张小桌儿，招待人家喝酒。一边喝还一边说，“麻酱凉皮儿，管够！上回上簋街那家饭馆儿吃这菜，十块钱一盘儿，就两筷子。”


丁大爷帮着街坊修家具，人家请他上簋街吃了顿饭。这就成了他饭桌上永久的话题，吃什么菜都得评价一句，上回在簋街那家饭馆儿吃这菜……


我对门儿那间房是簋街一家餐厅的服务员宿舍，有八九平米。每天上午门一开，跟变魔术似的，从里边冲出来七八个女孩儿，抢着洗脸刷牙。院子里就一个公共水龙头，不抢在前头，上班就得迟到。


慢慢地跟她们熟了，我就让她们用我小院里的水管子，她们也请我到她们房间参观。进去一看，出乎我的意料。我本以为员工宿舍脏乱差，没想到屋子非常干净，墙上绷着装饰布，每个人的床头都有点儿小工艺品。


抬头一看，挂着满满一屋顶千纸鹤，五颜六色，都是女孩儿们自己叠的。电风扇一吹，几千只千纸鹤荡来荡去，煞为壮观。


屋子虽然又黑又小，但因为里面装载着七八个少女的梦，所以又让我感觉宽敞、明亮。


簋街租房之后，我过上了神仙般的日子。白天躲在小屋里，在小贩的吆喝声、街坊的打招呼声、聊天声伴奏下，进行着我那近乎瞎编的创作。


太阳落山，凉风袭来，我就合上电脑，出了小屋，顺着小胡同向簋街溜达。沿途闻着大杂院传出的炒菜的香味儿，听着窗子里传出的电视机、收音机的声音，看着认真地玩着各种游戏的孩子们，我没喝先醉了。


其实簋街的饭菜也算不上多精，大部分饭馆的看家菜就是麻辣小龙虾。麻辣味儿吃着过瘾，一个虾就那么一小块儿肉，吃多少也撑不着。喝酒聊天的时候一边剥一边吃，还解闷儿。其他菜就那么回事儿，随便点几个凑数，主要是喝酒。


晚上喝到多晚都不怕，不用担心坐上出租找不着家，满街转悠。也不用担心在地铁里睡着了，一直坐到总站。


深夜的胡同特别宁静，昏暗的路灯照着破旧的街门，洋溢着浓浓的生活气息。我会趁着酒劲儿在胡同儿里一通儿神游，脑子里胡思乱想，或者什么都不想。


走累了回到自己那小院，不用上楼，也不用等电梯，推门儿就睡。我出去从来不锁门儿，有隔壁大妈帮着看家，什么东西也少不了。


偶尔还会多捆菜出来。“昨儿晚上菜市场处理小白菜儿，我帮你买了一把儿，你给我两块钱。”第二天大妈会告诉我。


可惜好景不长，我租房的时候是2003年春天，等到夏天，非典闹得越来越厉害，簋街的饭馆儿大部分都关了。有几家儿坚持营业，我那帮朋友也不敢去吃了。


街坊大妈告诉我，“赶快买点儿吃的存起来，北新桥首航超市都快抢空了，明天一封城，可什么都买不着了。”


我对这种事儿半信半疑，但是我愿意凑这个热闹，觉着好玩儿。来到首航超市，货架子上基本上都空了。一瞧大桶的二锅头还有，我的心立马踏实多了。


回家望着抢购来的一大堆东西，心中充满了成就感，就盼着明天超市关门儿。


第二天上街一看，超市还开着，货架子又满了，感觉很失落。


不过这堆东西也派上了用场。我认识不少在剧组打工的孩子，住地下室或合租房，没有做饭条件。我就跟他们说，“到我家吃饭来。”


我炸一大盆酱，谁来了给谁下面条，我这间小平房开上了流水席。


在外面吃喝惯了，总在家里吃受不了，太素，口味也太单调。听说天通苑那边还有露天大排档营业，于是哥几个驾车直奔天通苑。


到那儿一瞧，就有卖羊肉串儿的，大伙连吃带喝，总算痛快了一把。


天天开车往天通苑跑也不是事儿呀，听人说辽宁只有葫芦岛出现一例非典，餐饮业照常营业。于是几个朋友决定，开车上大连吃去。

不惧非典


非典期间的某个清晨，天刚放亮，一辆排量1.0的两厢夏利，载着我和另外两名吃货，驶出了静悄悄的北京城。


出城的时候我们几个还担心，听说北京已经封城，只许进不许出，会不会被轰回来。结果发现纯属谣言，一路畅通无阻。


路上一辆车都没有，人人都在家躲避非典，谁会像我们仨吃货，为了有饭局，大老远地往大连跑。


从北京到大连，一分钱高速费都没交。一瞧北京的车，这肯定是非典患者开的，收费员赶紧关上小窗户，捂着鼻子冲我们摆手势，示意我们赶快通过。


马不停蹄到了大连市，先找个宾馆住下。服务员一看我们身份证是北京的，马上露出警觉的目光。她倒是没拒绝给我们开房，反正态度很不热情。


把东西放下之后，我们几个迫不及待开车直奔饭馆儿。大连最著名的是海鲜，我们直奔一家海鲜馆儿。把车开到门口儿，刚要下车，从饭馆儿里出来几个人，愤怒地冲我们挥手，让我们离去。


我们明白了，北京车牌惹的祸，找个地方把车停好，步行到另一家饭馆儿。人家一听我们是北京口音，马上问，“你们是从北京过来的？”


“不是，我们是北京人，一直在大连工作。”您想我们这顿海鲜还吃得痛快吗？


吃完饭回宾馆，一进大堂，满屋的“84消毒液”味道，服务员正在突击给地面、桌椅消毒。我们知道，就因为酒店住进了北京客人。


看来此地不宜久留，待长了指不定出什么事儿那！过了两天嘴瘾之后，我们草草收场，开车回到北京，继续上我位于簋街的那间小屋聚餐去啦！


聊了半天吃，这些都是美好的回忆了。现在身体不好，医生说了，只能吃菜，主食都要控制。命运太折磨人了，年轻的时候能吃能喝，没钱吃不着。现在有吃饭的钱了，身体不行了，还是吃不着。


您现在要是身体正常，能够享受各种美味，真是挺幸福的事儿。但一定要吸取我的教训，不要过量。细水长流，多吃几年。

4.打工趣谈


如今的选秀节目，出来不少草根艺人。这里有真有假，有的是真在地铁里唱过歌的，真在厨房里颠过炒勺的，真在老家种过庄稼的。还有的是在夜场干了好些年，一直没干出来，重新包装一下儿，冒充民工或者农民，再编几个煽情的故事感动观众，从而达到出名的目的。


真草根也好，假草根也罢，都是为了做节目，为了愉悦大众的眼球，无可厚非。真正从底层熬出来的艺人，比职业演员更艰难。吃过苦受过累，知道自己的一切来之不易，对待艺术认真，对观众和同行也真诚。当然了，还有一种草根，混出点儿名气来就找不着北了，比大牌还大牌。这种草根火不了多久，自己就把自己的路给堵死了。


我从小儿就学相声，也跟着文工团、草台班子演出过一阵，所以不算草根。但是我混来混去，文工团不要我了，草台班子也渐渐不景气了，于是我混成了草根。为了养活自己，还打了一年工。


建筑工


我十七八岁的时候，去外地演出的机会很少。师叔李方之带着我跟付强，在北京的北海、后海、蓟门烟树一带摆地摊说相声，根本挣不着什么钱，基本上就是为了过瘾。


在外头转悠了一天，该吃饭了。师叔买了两份炒饼，“我不饿，你们俩吃吧。”哪儿是不饿呀，兜里就有两份炒饼的钱。再后来连吃炒饼的钱都没有了，师叔决定，带着我们打工去。师叔过去在古建队上班，找到了过去单位的同事。


他那同事也从单位出来了，当了包工头儿，在前门东大街承包了一个工程，修建“红光美发厅”。后来我重新当上演员，那时候还有头发呢，偶尔去“红光美发厅”剪发，还自豪地跟人家说：“你们美发厅是我盖起来的！”


别瞧我们在台上挺大能耐，到了工地上就是个废物。什么技术都没有，只能干力气活儿。瓦工站在脚手架上砌砖，我站在下面和泥，再一铁锹一铁锹地往上递。那是全工地最累的活儿，干一会儿腰跟胳膊就酸了，还不能放慢速度。供不上大工的料，人家数落你。


中午人家管顿饭，馒头夹朝鲜泡菜。以前我从工地路过，看见民工吃饭，拿根儿筷子穿七八个馒头，我还笑话人家呢，“这帮人太能吃啦！”轮到我当民工，跟他们一样，一顿吃五六个馒头。


虽然累但是挺高兴，晚上收工回到师叔那间小屋，我们能聊喜爱的相声。而且我们那时候有盼头，就是等师叔买了马戏大棚，上全国各地演出去。这个理想根本实现不了，因为没钱。但是我们都相信那是真的，那是我们在工地干活的精神支柱。


每天的工资是十块钱，按说不少。但是干了一段时间实在累得受不了啦，我跟付强辞职不干了。我妈妈从单位退休之后，在一个装修队打工，做室内装修。虽说挣钱少，但是活儿没那么累，我跟付强又干起了粉刷工，往墙上刷大白。


活儿是轻松了，但是心情不好。离开了师叔，没有了盼头。一个人在空荡荡的屋子里，穿着浑身是白点子的工作服，头上戴着报纸叠的工作帽，一刷子一刷子地刷墙，感觉时间过得很慢，总也盼不到下班。后来想出个办法，一边儿刷墙一边儿背贯口，就是相声段子中的大段独白，时间过得才快点儿。


中午休息的时候，穿着工作服坐在门口儿晒太阳，看见同龄人穿着时尚的衣服，有说有笑地从眼前走过，感觉挺失落。后来自己安慰自己：“毕学祥多大能耐呀，不是也在房管局上班，给人糊顶棚嘛！”


毕学祥何许人也呀？他是相声、快板儿、双簧、拉洋片样样精通的老艺人，解放前后在天桥很红，担任天桥新谊曲艺团团长。后来政府取缔了天桥的演艺市场，艺人们都被迁往外地，支援各地的文艺事业。毕学祥的新谊曲艺团被发往四平，变成了四平曲艺团。


毕学祥是皇城根儿长大的，到那么偏僻的地方能待习惯吗？冬天零下十几度，根本受不了。再加上毕学祥的徒弟游泳淹死了，老人担心自己这一百多斤也扔到关外，说什么也要回北京。


回到北京没工作，正赶上房管局招工，毕学祥就去应聘。人家问他：“你会糊棚吗？”“没问题呀！”其实他根本不会。人家派他跟两个工人一块儿出去干活儿，三间屋，一人一间。毕先生跟那二位说：“你们先干吧，我手快，不着急。”其实他是不知道从哪儿下手。


人家在那儿糊棚，毕先生蹲在地上抽着小烟袋观察人家干活儿，把工序一一记在心里。都看明白了，把烟袋一磕，起来干活儿，还真给糊上了。在天桥混饭吃的主儿，能让这点儿事儿给难住吗？从那儿之后，毕学祥就成了棚匠，一直干到退休。


毕先生还算好的呢！跟他一块儿去四平的相声老艺人刘树江，回北京找不到工作，也没地方住。多亏单弦票友希世珍帮忙，在一家宾馆的外墙搭了个小棚子，母子勉强遮风挡雨。刘树江到郊区各处赶集，撂地说相声维持生活。


为什么说这些呀？因为我当小工那阵儿，这些老艺人的落魄经历一直是我的宽心丸儿，我认为自己跟他们一样，是身怀绝技的老艺人，只不过没赶上好机会而已。

装潢工


干了几个月的建筑工，我不干了。自己在外面野惯了，总在母亲身边，有人管着，感觉不自在。正好有家装潢公司招工，我跟付强就报名当了技工。


我们干的工作叫“立线”，不知道这“立”字写得对不对，反正是这个音。您看过地铁站里，墙上贴那瓷砖吧？上面有图案，长城啊、黄河啊什么的。那图案是怎么弄上去的呢？得先用铅笔在瓷砖上划线，然后用橡胶泥壶沿着线弄道小泥墙，为的是把各种颜料隔开，省得串色。我们一屋子人坐在一间大屋子里，每人脚下一堆瓷砖，埋头儿干活儿。


瓷砖上好了色，得拿到后头的炉里烧。我当时很想调换一下工种，去烧窑。因为那样儿可以单独在一间小黑屋里，把瓷砖放到炉里烧上就没事儿了，可以琢磨段子。但是不可能，有个小帅哥，很受女老板喜欢，这个好活儿派给他啦！不但女人能靠脸蛋儿吃饭，男人也可以。长个好脸蛋，干什么都吃香。


虽说工作挺枯燥，但是遇见个女孩儿，开始了一段儿似是而非的恋爱，给我的打工生活增加了色彩。这个女孩儿当初听过我说相声，对我相当崇拜，也对我的现状很同情，天天缠着我聊天。


女孩儿会画画儿，先是帮我画地铁月票，每月给我节省了一笔经费。单位没食堂，女孩儿天天给我带饭。我们俩本不在一个车间工作，她跟老板要求调到了我这间屋。我心里挺甜蜜，但是又不十分情愿地接受这份爱情。那时我心目中的女朋友得是演艺人士，要是找了打工的女孩儿，有点儿不甘心。


付强这时候也遇到了个女孩儿。这女孩儿曾经是个歌手，我们同台演出过。后来也没演出了，只能打工挣钱。我们四个人玩儿得相当开心，动不动就请假出去。出去也没什么地方可逛，大部分时间是在马路边溜达。记得有一回，我们从军博一直走到了圆明园，您说多大的瘾吧。


因为有点儿小事儿，我们俩跟老板吵了一架，辞职不干了。女孩儿的心也跟着我跑了，我走的第二天她就辞职了。她上我们家找过我几回，聊得挺开心。再后来我又找了份别的工作，女孩也只能上班去了，我们渐渐地就断了联系。

钳工


这个工作是我爸爸托人找的，人家就要一个人，付强没去。这回我更孤单了，没人跟我聊相声，也没人知道我曾经说过相声。他们只知道我学过两天相声，没学出来。每天拿着锤子、改锥，不是拧螺丝就是凿钢板。


我的钳工师父打算把我培养成一个合格的钳工，别人歇着的时候，扔给我一个铁块儿，让我在上边打眼儿，练手艺。我的心都碎了，难道说我这一辈子就指着钳子、改锥吃饭了？


每天上班这八个小时，我一句话都不说，跟他们也没得聊。那些工人一边干活儿一边开玩笑，连说带唱挺乐呵。只有我一个人，心事重重地埋头干活儿，显得很不合群儿。


干了一个多月，付强的亲戚帮他在印刷厂找了个工作。付强又把我介绍过去了，两个人在一起好歹是个伴儿呀。

印刷工


在印刷厂这段时间干得还算舒心。我们的工作是看印刷机，把一摞一摞的白纸上到印刷机上，等印上字从机器那边出来，再给搬下来。工作虽然枯燥，但是工厂不大，总共十几个人，管理也挺宽松的。


遇上个师傅叫范军，那年他三十多岁，对我们非常好。印刷厂的食堂不让临时工吃饭，我们去打饭碰了钉子，心里很窝火。范师傅替我们出气，跑到食堂大闹了一番。范师傅一家三口住在印刷厂的办公室，后来他就让我们在他们家入了伙，由她媳妇儿给我们做饭吃。


跟我们一起打工的还有两个女孩儿，来自北京郊区县。长得没有城里人洋气，但是人比城里女孩儿爽快。我们一边儿干活儿一边打闹，男女搭配，干活儿不累啊。


后来，我们又搭上个草台班子，隔三岔五地能去郊区县演出挣点儿零花钱了。范师傅非常支持，我们请假出去演出的时候，他一个人把我们俩的活儿都包了。有时候演出回来太晚了，我们俩就住在厂子里，省得第二天早起。范师傅从自己家拿来被褥，铺在车间的桌子上，等着我们回去。


这期间正赶上人口普查，我们俩排练了一个小品专题，上了北京电视台人口普查晚会。这下子印刷厂可轰动了，我们俩成了名人。食堂不但允许我们打饭了，每回还都多给我们盛一勺子。


艺人就是这样，只要演出能养活自己了，就什么活儿都懒得干了。我们俩靠演出能吃饱饭了，就把印刷厂的工作辞了。那是一家私人承包的印刷厂，老板不给我们结最后一个月的工资，范师傅还带着我们去老板家要工资，我们也当了一回讨薪的民工。


后来在当兵期间，我还利用休假去范师傅的小屋看过他，请他到门口的川菜馆儿喝了回酒。等到从部队复员回京，再去看望范师傅，印刷厂已经搬家了。人去楼空，谁也不知道他的下落。


范师傅在我们俩无可奈何地到工厂打工的时候，给了我们无私的关爱。他虽然在事业上帮不上我们的忙，但我一直认为他是我人生当中的一个贵人。总在幻想着，哪天演出完下台，一个又矮又黑、戴着高度近视镜的小老头儿站在我面前，“方儿，还认识我吗？”


但愿这天真的会来。

5.有车一族


在燕山石化公司艺术团的时候，单位旁边有个驾校，学车很方便。团里很多人都去考驾照，包括我的搭档付强。我却不学，我心想，这辈子也不可能买车，学完车也是给别人当司机，我才不受那累呢。


时代发展太快，很多原来认为不可能的事情，离我们越来越近，比如买车、买房、住别墅、定居海外、吸毒、艾滋病……


于是我也有了摸车的欲望。没时间学车本，想过车瘾怎么办呢？都是赶在去外地演出、写作的时候，跟人家司机商量，借人家的车开两圈儿。司机不知道我没车本儿，很放心地把车交给我。


我开过的最好的车是悍马。司机跟我说了，一脚油儿五块钱。人家那意思是委婉地告诉我，少踩点儿油门儿。我被驾驶悍马的喜悦冲昏了头脑，根本没在意司机的话，不住地猛踩油门提速，体验驾驶的乐趣。司机都快哭了，“方老师，您别踩了，老板看见油表，该骂我啦！”敢情老板也心疼油钱。


租车的享受


现在全国各地有很多租车公司，您想自驾游可以不用开车从家里出发，跑那么远的枯燥的高速公路。您可以先在当地租车公司定好车，等下了飞机，人家开着车在机场等你呢。您就在周边的城市转悠吧，转悠累了可以异地还车，不用回到租车的那个城市。我出去旅游就是采取这种方法，非常舒服。


现在只要有钱，想多方便就有多方便。


大概在1995年左右，我还没钱买车，但是又想体验有车族的生活。怎么办呢？租车。租的是夏利，二百块钱一天。


决定第二天租车了，头天先养精蓄锐，在家睡一天觉，第二天一早把车领到手，基本上这二十四个小时里，就睡四五个小时，其他时间都在路上跑。一天二百块钱租金呢，不能让这车歇着。


租的车都是手动挡，我驾驶技术不行，所以付强开车我坐车。租好车之后，先拉着父母上天安门转一圈儿。老人活这么大岁数也没坐小卧车走过长安街呀，虽然坐的是夏利，但是当时感觉不到车的档次低，他们只是由衷地感叹，“生活好了，能坐上小汽车了，这辈子算值了！”


不爱开口的父亲提出了要求，“能不能围着天安门广场多绕两圈儿？”我痛快地答道，“车子现在就是咱家的，想绕几圈儿绕几圈儿。”


车子围着天安门广场转圈儿，父亲给我们讲述着他在50年代刚来北京参观天安门的情景，讲述着他作为职工代表参观人民大会堂的情景，讲述着“四五”天安门事件，他偷着来天安门听人们朗诵诗歌的情景……


从他那幸福的眼神中可以看出来，他已经深深地陷入了对过去时光的美好回忆中。


晚上开车去酒吧。得找酒吧门口儿有停车位的，酒吧里面的客人还得能从大玻璃看到停车位。在服务生和其他客人的注视之下，停好车步入酒吧，感觉倍儿爽。


现在开辆夏利去酒吧，得找个没人的地方停，生怕别人看见。那年头儿甭管你开什么车，只要你有件四个轱辘的东西，就感觉比别人牛。进酒吧之后，不知道是心理作用还是真就那样儿，感觉服务员、客人看你的眼神里都充满了崇敬。


我这人粗心大意，租完车却记不住车的模样了。有一回上饭馆儿吃着半截饭，跟付强要了车钥匙，去租来的车里找东西。打开车门儿，在车里翻来翻去，感觉有点儿不对劲儿。一回头，看见一个美女怯生生地站在我身后，瞪着惊恐的大眼睛看着我。


“大哥，我车里没钱。”


我痛恨这车锁，怎么哪辆车都能打开呀！

买车之后


我买的第一辆车是白色两厢夏利，1.0排量的。那是在2000年左右，写剧本挣了六万多块钱。当时的心已经野了，租车开觉着不过瘾了，一看这稿费正好够买一辆夏利，毫不犹豫地买了下来。


那时候我在燕山石化上班，燕化是全北京工资最高的国企，职工全年收入也就三万多块钱，我这辆车相当于一个职工两年的工资。


现在看这辆车挺小，那时候看着它跟奔驰、宝马没什么区别。那年头私家车还不普及，只要你有辆车，甭管什么牌子，在朋友中就是大款。


买完车才想起来，自己还没驾照呢，所以我这辆车大部分时间是搭档付强充当司机。有了这辆车，北京城瞬间变小了。以前活动范围就是城区几个主要的商业、餐饮中心，有车之后，什么犄角旮旯、偏远地区，只要听说有好吃的、好玩儿的，开车就走。


这辆车给我工作也带来了很大的方便，那时候我正跟廉老师一起写剧本，这辆车拉着我们开研讨会、签合同，大大提高了工作效率，真是立下了“悍马”的功劳。


当然了，主要还是开着车跟付强一起去参加各种朋友聚会，一半儿是为吃饭喝酒，一半儿是向朋友显摆自己的车。


偶尔赶上近路，我这“非司机”技痒难熬，也会铤而走险，违章驾驶一回。那时候我住在鲁谷，有一回开到长安街那个路口儿，有个红绿灯，又是个上坡儿。开过手动挡的司机都知道，“坡起”是一大技术难关。连着好几个绿灯，我这车死活打不着，后边的汽车喇叭声响成一片。


警察就在马路边看着我那，他要是上来一问，知道我“无照驾驶”，那可就瞎啦！越紧张越打不着火，急出一脑门子汗。妈呀，警察过来了。


“哥们儿，红灯、绿灯、黄灯都不走，你这儿等黑灯那？下车！”


这回全完啦！我下了车，警察上车轻松地打着火，把我的车开到路边，下了车。我跟过去，笔管条直地站着，等候处理。“看什么呀？还不赶紧走？”我恍然大悟，开车逃之夭夭。“虎口脱险”之后没两天，我就到老山驾校报名学车了。


后来开着车去过几回外地，一跑高速，明显地感觉到车子太小了。旁边有大车经过，我们这夏利就一哆嗦，被风吹的。我那时候玩心正大，总想着自驾游，所以决心攒钱买辆SUV。


从打决定换车那天起，我就开始研究各款车型。上网查资料，跟有车族咨询。后来发现，一人一个主意，说哪种车好的都有。于是又跑车市，那时候我住华严北里，离亚运村车市不远，隔三岔五就去一趟。


先开始人家对我挺热情，又是介绍又是发资料，主动打开车门让我上去感受。后来再去就没人理我了，都认识我了，知道这光头光打听不买。


又一笔稿费下来，最终我决定买一辆本田CRV。全办下来二十六万，那是在2006年，对我来说也不是笔小数目，所以出手相当谨慎。买车那天，光哥们儿就去了十几个，买完车吃饭摆了两桌。


这些人没一个白吃饭的，有老司机，有对车型有研究的，有砍价水平高的，有在这个4s店有熟人的……挑车整整用了一下午的时间。


提出一辆新车，各路人马一起上阵，有试驾的，有听发动机声音的，有检查外观的，还有趴在地上往车底下看的，不知道是干吗呢。


挑来挑去，好不容易选中一辆，刚要说“就是它啦！”“等会儿！”一个哥们又发现问题了，这车的车身子弧线不够流畅，再换一辆！卖车的都快哭了，“买车的人要是都跟你们这样，就把我们累死了。”


就这样，一直到这家店马上要下班了，这才选中一辆办手续。要是还有时间，估计还得挑那！因为出主意的人太多，我耳朵根子又软，谁的话都信。


这辆蓝色本田在当时可是很拉风的，跟刚开始开白色夏利那感觉差不多。为了和车型匹配，我买了身迷彩服，还打了个耳钉，只要风不是特大就开着车窗，为的就是吸引眼球。


既然是越野车，那就得越野呀！开着车上永定河的河滩上疯跑了一回，差点儿把尾巴骨晃荡折喽。回家傻眼了，车轴折了，修车花了一千多块。人家说了，这是城市越野车，长相是越野车的模样，骨子就是轿车，根本不能越野。


刚买了越野车得意忘形，有过几次酒后驾车的经历。有一回是午饭喝了酒，回家走长安街。脑子里想的是白天没查酒驾的，长安街就更少。结果查酒驾的倒是没有，正赶上人民大会堂有活动，长安街限行。


我这车在长安街停了四十分钟，窗户外边就站着一个警察。您琢磨琢磨，我这心情得多紧张呀？还不能让警察看出来有异样，装得若无其事。那回可给我吓着啦！


还有一次是在国贸喝酒，喝完酒刚要上路，服务员拦住了，说今天警察查车，建议我雇个代驾。听人劝吃饱饭，请代驾开车上路，刚走不远就遇上警察了，给我吓出了一身冷汗。


又有一次是跟师弟白永慰去簋街吃饭，开车走到德胜门内大街，正赶上警察查酒驾。所幸是在喝酒的路上，吹完气儿之后，赶紧掉头把车开回家，打车前往。


有了这几次有惊无险的教训，我就再也不敢酒后驾车了。


如今自己不开车了，只管坐车。买了辆JL8，这种车宽敞，拍戏的间隙还能在里头躺会儿，感觉不憋屈。别瞧四十万元不到，但是开到哪儿都不丢人。有时候人家会说，“方老师这车真低调。”我含笑不语，心中暗想，“我倒想高调呢，有钱吗？”

献计献策


随着私家车数量的增加，城市交通问题随之而来，最大的问题就是交通拥堵。买不起房的人挺多，买不起车的城市居民不多。有几万块钱就能买辆车在街上跑，车增加了，城市道路没增加呀，能不堵车吗？


一到上下班时间，马路就变成了大型停车场，根本走不动。小城市为什么生活压力小呀？除了房子便宜之外，还有一个原因，就是城市小，去哪儿都没多远，上下班、跟朋友聚会，都不用遭受堵车的折磨。


这个问题怎么解决呢？错时上下班。有九点上班的，有十点上班的，有十二点上班的，不就能缓解高峰了？当然了，我说着容易，估计执行起来困难重重。


还有长假旅游期间高速拥堵的问题，怎么解决呀？取消固定的长假，都改成年假。想什么时候歇假，您跟单位商量，这就可以避免出行扎堆儿问题了。


这执行起来也有困难，旅游、餐饮、景区都指着长假大赚一笔，你改成细水长流了，人家怎么突击赚钱呀？


其实这交通拥堵还有一个原因，就是道路设计不合理。道路的出口、进口离着太近，乱成一锅粥了。以后设计道路的时候，应该多听听“的哥”的意见，他们天天在街上跑，知道这出口儿、入口儿设在哪儿不容易堵车。


现在这新手太多，在环路上开三十迈车，后头压着一个车队，也是造成交通拥堵的原因之一。中国也应该跟国外似的，城市主干道设置最低时速，低于多少迈就罚钱。不行，要是出口儿堵着，肯定快不起来呀！看来这个方法不适合中国。


最近这几天，奥运村地下通道飙车案挺受关注。这些年富二代在马路上飙车的问题，屡禁不止。我觉着应该上郊区找个空地儿，建个专业的飙车场。愿意飙车上那儿飙去，开八百迈都没人管你，别撞着其他人就行。


还有，现在酒后驾车的少了，但是开车打电话的现象屡禁不止。有时候坐在车里一扭头，就发现旁边那车的司机一边开车一边看手机。


更有甚者，有一回打车，有点儿拥堵，开得不算快，司机拿出一张报纸搁在方向盘上，一边看车一边看报。关心国家大事没错儿，但是得分时间、地点呀！


对于这路人还真不好逮，让警察站在马路边伸个脖子往车里看，看哪个司机看手机呢，估计有难度。让其他司机拍照举报吧，也不行，举报人也得受罚，他拍照也动手机了。怎么办呢？除了发现一处罚一个，还得靠自觉。

车脾气


天天在路上堵着，您说司机能没车脾气吗？很多人都是一边开车一边骂街，“你瞧那车，缺心眼儿，倒他妈走呀……这车傻×呀，拐弯不打灯……敢别我？你等着！”追上去要别人家，没弄好，俩车撞上了，自己时间耽误了，还加剧了拥堵。


这有车脾气更大的人，打开窗子骂街。俩车并排走着，你骂我一句我骂你一句，跟对口相声似的。万一急火攻心，血压上来怎么办呀？再说了，带着气开车，前方要是出现什么情况没看见，把人撞了怎么办？现在看病这么贵，兴许您这几年就给人家干啦！


还有更严重的，下车大打出手，造成人身伤害，那就得进去蹲几天啦！别瞧在马路上挺牛，进了小黑屋就傻眼，那里头那滋味能好受吗？


前两天看电视的法制节目，有个小伙子第二天就要办婚礼了，还缺点儿喜糖，开车买喜糖去。半路跟别的车发生了纠纷，忍不住骂了几句。那辆车的司机火上来了，拿刀把这小伙子扎死了。


新娘、双方父母得多难受呀？扎人那位也活不了呀，就因为车脾气毁了两家人。


奉劝司机遇事别冲动，为了自己及家人，千万别犯车脾气。


说了一车关于车的车轱辘话，我也该歇歇了。从窗口向楼下望去，十字路口儿又堵上了。说了半天，要想彻底解决北京交通拥堵的问题，唯一有效的办法就是——迁都。

6.房子的事


本来想把题目简化成两个字——房事，又怕读者误会，所以还是用四个字吧。无论你是亿万富翁，还是北漂一族，只要是中国人，不是街头流浪汉，你就得考虑房子的事。亿万富翁考虑买地皮盖房，大款考虑买别墅，老百姓考虑买板儿楼，北漂考虑租地下室。


像我这样已经安居的主儿，也总惦记着房价，担心房价降下来，自己这房子买亏了。人的心理都有点儿自私，买了房的盼涨价，没买房的盼落价。


房子已经影响到了中国社会的和谐。就因为房子，兄弟反目成仇，父子对簿公堂，单身老头儿不敢再娶，孤寡老太太嫁不出去。


也难怪有些人见利忘义。普通百姓都是靠工资生活，每月工资几千块钱，而一套房子好几百万，想不成为房奴都难。对平民百姓来讲，继承家里的房产是从奴隶变成主人的唯一途径。为了改变自己的命运，他们能不拼命地争吗？


租房，拆迁，买别墅


前两天我亲戚的儿子结婚，老两口儿把自己住了几十年的房子给孩子当新房，他们搬到郊区住了。要不然怎么办呢？一块儿住住不开，让孩子住郊区去，怎么上班呀？小两口儿一年总收入十万块钱，要想在城区买房子，除非中了六合彩。


北京这房子就不是卖给工薪阶层的。您别瞧这么贵，还照样儿有人买，全中国乃至全世界，那么多有钱人那，想上北京买房的人有得是，再贵都不愁买主儿。


让新婚小夫妻租房吧，也不方便。租了别人的房，你说你装修不装修？不装修住着不舒服，装修也有麻烦。我有个朋友在东四租了一个大院子，花几十万装修，装得跟王府似的，人家房东说不租啦！家具你能搬走，你总不能把墙皮卸下来也装车搬走吧？


我们小时候挺好，住国家的公房，按月交房租，住一辈子都没人轰你。我觉着现在还应该多建点儿这样的公房，省得让小两口儿为没房结婚发愁。当然了，房租不可能跟我们小时候似的，每月一块一毛六，有零有整儿。


上个月我到海口演出，被几位大爷大妈围住聊天，一口的老北京话，听着倍儿亲切。一打听才知道，住德胜门大街，房子拆迁，买不起城里的房子，海口风景好，房子也便宜，跑这儿定居来了。


现在您上固安、燕郊、大厂的新建小区转一圈儿，绝对能碰上一嘴京腔儿的老北京。在北京城住了一辈子，让开发商给轰到河北来啦。有几个愿意来的呀？没办法呀，你要是不搬算钉子户，犯法！要是当年北京的城墙全都留下，估计北京的胡同也不会拆得这么彻底，很多老北京人还能留在北京。


拆迁当中，也有那死活不愿意离开故土的，于是就成了钉子户。这种钉子户挺冤的，住了几辈子的房，突然就不让住了，再住下去就是违法，跟谁说理去呀？但是您还尽量理解和支持政府，该搬就搬吧。这么扛下去，也坚持不了多长时间。


还有一种钉子户，是为了多要点儿补偿款。这一定要把握好分寸，见好儿就收才行。别太较劲，最后把开发商惹急了，一分钱也多拿不到。


北京最著名的钉子户，应该是北苑立交桥下边那家儿了。立交桥的桥墩子下边，有那么几间破房子。已经停水停电了，周围都是荒草，房子上挂着横幅，写着醒目的口号儿——“某主席，救救我”、“誓与祖屋共存亡”、“开发商就是土匪”……


现在桥都建起来了，拆迁办早就撤销了，根本没人拆了，他们还抗拆那！估计最后只能自己找房搬家，一分钱拿不着。


国家也有国家的难处。要是大伙都不乐意拆迁，老城改造怎么进行呀？北京城到现在还都是大杂院、小胡同那，哪儿有这么多高楼大厦、立交桥呀？国家的利益跟个人的利益，总会有矛盾冲突，只能以国家的利益为主，因为那代表大多数人的利益。


当然了，不能以某个开发商的利益为主，因为那只代表他本人还有某个大领导的利益。


最近听说，北京四环以内已经有八万一平米的小区啦，随便买套两室一厅就得上千万。这笔钱拿到美国，能买一个别墅，带花园、游泳池、停车场。要不身边有很多人都到美国定居那，生活压力小呀。


不过话说回来了，那边的别墅十万块钱一套我也不买。吃了四十多年炸酱面了，现在改吃西餐，非拉稀不可。人生地不熟的，平常连个聊天的都没有，就周末上华人教堂呀、华人组织呀，才能有人聊聊天。平常就一个人守着大别墅，那不成看房子的啦？


别瞧外国房价便宜，外国年轻人攒钱买房的也是少数，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多是租房住。租房有个好处，调换单位了，可以随时换到离单位近的地方住，非常方便。


在国外，买房子是移民和有钱人的事情。移民买房是为了获得安全感，有钱人买房是为了积累财富，享受生活。至于年轻人，他们才不会做房奴呢。在单位附近有个能睡觉的地方就可以了，随意而洒脱。


外国人搞对象，也不会考虑房子和车子的问题。只要两个人对上眼儿了，一起租房住，一起坐地铁，一起背包四处旅游，随意而洒脱。


在对待房子的问题上，中国的年轻人应该学学外国的青年男女。


有人建议我到密云买别墅，三百万一套，上下三层带小院儿，这笔钱在四环路就够买一大客厅的。那边是空气好，没污染，问题是买了也得空着呀！演出、录像都在城里，就北京这交通，天天从密云往城里跑，根本不可能。那种地方也就适合画家呀、作家呀居住，还得没孩子的。有了孩子，幼儿园在城里，还是不能住那儿。


我身边买别墅的人，很多人又给卖了，重新在城里买房。为什么呢？顶多节假日回去住两天，平常房子都空着。有那没良知的保安跟贼都勾结着，你一走就通知贼了，“这家没人了，得一个礼拜才回来呢。”等你再回来，家具都拉走了。


节假日回去，先得打扫房间。多少天没住人了，房子里都是土。等收拾完了，也该往城里返啦！有那有钱的主儿，雇个保姆在那儿看房。路过别墅说回去看看，进门儿一瞧吓一跳，仨孩子一大老爷们在客厅沙发上看电视呢！保姆把家属都接北京来了，周末出去躲躲，平常住大别墅。花这么多钱，就周末回来住两天，平常给保姆住，这不是吃饱了撑的嘛。


对于大部分时间在城里工作、生活的人，买别墅真没什么用，除非你为了保值、升值。想度假了到郊区住五星宾馆，比起买别墅来，又省钱又省心。

我的“房事儿”


最早因为房子发愁，是在初中之后。那时候家里住两室一厅，我姐姐一间，我跟父母住一间。半大小子了，一点儿隐私都没有。心里就幻想着，要是把阳台封上，放一张小床，旁边有个小桌子，支个台灯，做我的独立空间，那得多幸福呀。


那年代我们家的条件还算好的。大杂院里，小两口儿跟老两口儿共挤一间房的有得是，到了晚上中间儿拉帘儿。问题是挡得住视线挡不住声音呀，两口子连说悄悄话都不敢，只能借着月光比划哑语。还不敢开灯，怕影响帘子那边的两口子呀。


1993年底，从部队复员到了燕山石化艺术团，我跟搭档付强分到了一间宿舍，感觉那就是天堂啊！在部队时也住宿舍，那时连被子怎么叠都有规定，感觉就是个公共场所。现在终于有了自己的私人空间，我们俩凑钱买了二手彩电、二手冰箱，还买了个电饭锅，能煮面条儿、热包子。楼下有洗澡间，随时能下去洗澡。还有公共厨房，能在煤气炉子上炒菜。我简直幸福死啦！


唯一的缺点是到了十点关门儿，回来晚了就得从公共厕所的窗户爬进来。还不允许外人借宿，想跟女朋友住一晚上，就跟做贼似的。就怕俩人正亲热呢，管理员敲门，“外人该走了啊！”我就纳闷儿，管宿舍的人怎么都那么敬业呀！


2000年从燕山石化公司买断工龄。现在的人可能不懂这个词，工龄怎么还能买呢？是这么个意思，我不是为国家工作了十几年嘛，国家给我六万块钱，从此之后我看病啦、住房啦，国家都不管了，我也不用上班了，成自由人了。


廉春明老师在石景山鲁谷看见个小区不错，三千多块钱一平米。在他的建议下，我跟付强合资用买断工龄的钱交了笔首付，买了套两居室，俩人一人一间。奋斗了十几年，真正有了属于自己的房子，感觉无比的幸福。虽说俩人共用一个厕所、客厅，可那时候两家住一个单元的挺多，所以我们也没感觉别扭。


我们那小区离八宝山火葬场不远，我常跟人开玩笑说，要是感觉身体不舒服了，自己走着就去火化了。对我们无所谓，只要有真正属于自己的空间，挨着刑场都行。后来小区门口儿开黑车的又说，我们这小区过去是坟地，有“东西”。也不知道这“东西”指得是什么，反正我不怕，有地方看书、写作、看电视就行。


住了一段儿就感觉别扭了，离城里太远，参加酒局不方便。付强把我出的那部分房钱给了我，房子归他了。我上房屋中介租房去，人家给我看房子的照片，又便宜条件又好。说看看房吧，得先交看房费。交完看房费，过去一看那房，跟照片上是两码事儿。再让他给我换一套吧，还得交看房费。我明白了，他们不是指着帮人租房挣钱，是指着骗看房费挣钱。现在房屋中介好多了，没有先交钱再看房这一说。


后来租了间平房，就在簋街附近。住着挺舒服，就是上厕所不方便，睡得迷迷糊糊地也得往出跑。要是夜里有人进错了厕所，绝对不是流氓，肯定是睡晕了还没醒。


停车也不方便，胡同里就那么点儿地方，谁先抢着谁停。胡同里的有车族都是揉库高手，我看见一辆车停在一个旮旯，前、后、右边都紧挨着墙，我怀疑车主是找几个街坊，把车抬进去的。


后来我又租了套单元楼住。我也是北京人，但是我对北京人欺生的毛病挺反感。一听我是租房的，拿我当北漂了。搬家的时候开电梯的嫌我东西多，楼长找我要头两年的卫生费。头两年我还没住呢，我交什么卫生费呀？我明白本地人为什么不愿意租房了，总感觉自己不是房子的主人，是个外来客。


于是我又琢磨着买房。我正在锦州采访那，付强来电话了，他跟廉春明老师在天通苑看上一套房，复式结构，带八十平米露台。我那时候总惦记养狗，就想要有露台的。我说从锦州回去再买吧，来不及了。房源紧张，当时就有人等着。没办法呀，付强用他的名字帮我订了套房。


那是经济适用房，五年之内不能改名字，所以我那房子的户主一直是付强。如今五年过去了，变更户主得交税，不少钱呢，还是写付强的名字。我们俩二十多年的交情了，不会出什么事儿。这要是遇上个不靠谱的朋友，非说那房是他的，我一点儿办法没有。


我父母的房子质量很差，我还算孝顺，让父母搬进了我那新房，我住父母的旧房。旧房也有个好处，离城里近，去哪儿都方便。


后来我又挣了点儿钱，把父母的旧房卖了，买的现在这住房。三年前买的，三万多一平米，我媳妇儿都快哭了，“太贵了，不行！”大事儿就得男人做主，勒紧裤腰带把房子买了，现在涨到五万啦！


买大件的东西，比如车啦、房啦，尽量买贵的，升值空间高。买个便宜的，过几年生活水平好了，觉着不满意，还得花钱换，这一折腾反倒费钱。


现在我们两口子住这房子挺宽敞，我又琢磨了，将来有了孩子，家里就乱了。我还得在这小区再买一套房子，当自己的工作室。


现在的好多中国人啊，这辈子，全都为房奋斗了。

第四章　年轮


穷在闹市无人问，富在深山有远亲。人情似纸张张薄，世事如棋局局新。风里来，雨里去，大千世界能够遇上，都是缘啊！


1.寻找故乡


我生在北京，长在北京，现在还住在北京，但我的故乡不是北京。


我的故乡是西直门外北下关娘娘庙胡同。


西直门外北下关娘娘庙胡同不就是北京吗？


不是。它是七八十年代的北京，不是现在的北京。现在的北京跟七八十年代的北京，已经完全是两种感觉了。


外地来的北漂，思念家乡了，可以买张火车票回去看看。我这个北京本地人，思念我的故乡西直门外北下关娘娘庙胡同了，到哪里去找寻它的影子呢？


如今它被推平，变成了高楼大厦。下面也掏空了，变成了西直门地铁总站。


我的故乡，从地面到地下，都没有了。


想抓一把故乡的土都抓不到，全是洋灰、柏油、钢筋。


虽然身在北京，其实我是个客居他乡的游子。满目的高楼大厦、餐厅酒吧，还有拥堵的道路，让我找不到一点儿乡情。


现在北京的胡同，保留得最完整、最集中的，就是后海一带，于是我到后海的胡同里去找寻故乡的影子。


坐着三轮像幽灵似的在胡同里穿来穿去，倾听穿着红坎肩，上写“胡同游”的车夫，用带有外乡口音的北京土语，向我这个土生土长的北京人介绍着北京的胡同。


我想跟他说，“我就是北京人，不用你介绍。”话刚要出口又收回来了，他介绍的那些老北京胡同的趣闻传说，我听着还真挺新鲜。


不识庐山真面目，只缘身在此山中。那时候就生在胡同长在胡同，谁还有那份闲心关注它有什么典故呢？


后海没有我故乡的影子，它只是一处旅游景点而已。


要想寻找我的故乡，只能从记忆里面了。


西直门和娘娘庙


让我们的记忆回到四十六年前的北京。


1969年，国家拆除了西直门城楼。这一行动引来很多文人学者、有识之士的惋惜之声，梁思成先生因此痛哭流涕。


那是珍贵的文物，是无价之宝，是北京城的标记。眼看着被一镐一镐地变成一堆废砖烂瓦，能不伤心吗？


假如当初听了梁思成先生的建议，保留下这些老城墙，晚上坐在城内四合院里的葡萄架下，透过城墙上的蓬蓬衰草，仰望城外彩灯闪烁的高楼大厦，那得是什么情调呀？


说什么都晚了，雄伟的城墙已经变成了废砖烂瓦！


城墙一拆，老北京的风土人情随风飘散。年轻一代北京人也喜欢穿个中式褂子，手里揉俩核桃，上潘家园溜达两圈儿，再上小剧场听几段传统相声。但是他们当中的大多数，跟老北京人是两码事儿，是既不新、也不老的“夹生”北京人。


城墙一拆，北京城几百年积累下来的底蕴也给拆了。如今的北京，有历史没文化，只剩下一个故宫，每天迎接着大量人流，排着队前门儿进后门儿出，仿佛向遗体告别似的转一圈儿，就算领略了博大精深的皇家文化。


痛心疾首半天，其实拆城楼的时候还没我呢！拆掉西直门城楼的第二年，也就是1970年，我才出世。


西直门往北一里地有个碧霞元君庙，碧霞元君就是泰山老母，也就是老百姓所说的送子娘娘。所以老百姓管那座庙叫娘娘庙，挨着它的那条胡同就叫娘娘庙胡同。娘娘庙正殿的后墙外边有一排平房，我就出生在其中的一间房子里。


我出生的时候庙里的塑像全都被推倒了，为的是破除封建迷信。人家才不管什么文物不文物呢，那么大的西直门城楼子都拆了，一座小小的娘娘庙算什么呀？


据说慈禧老佛爷信奉佛教，而娘娘庙是道观。老佛爷去颐和园必经此处，大臣们担心她看见道观心里堵得慌，就在娘娘庙前头修了座影壁，挡住老佛爷的视线。


您瞧瞧，老佛爷都没有因为信仰问题拆了道观，没想到让咱们给拆了。推倒了娘娘塑像，空空的娘娘庙大殿，改成了房管局。送子娘娘不在了，胡同里的人们照样儿三个五个的生，家家户户儿女成群。看起来送子娘娘挺有修养，你把我的塑像拆了，老娘不跟你们一般见识，照样给你们送去子孙。


要不人家成神仙了？她老人家不像咱们凡人，冤冤相报，人家是以德报怨。


后来修建西直门地铁总站，推平了娘娘庙胡同，捎带手把没有塑像的大殿也给拆了。附近的街坊们都就地上楼，分到了住房。送子娘娘最惨，连个独居都没分着，因为她老人家没有户口。


凡夫俗子们感觉对不起老人家，又重修了娘娘庙，地址就在我们胡同居民就地上楼的那个小区把口儿。小区的居民有意见了，在家门口儿弄个庙，烟熏火燎的多闹得慌呀？所以娘娘庙是修好了，塑像也立起来了，就是一直紧锁大门，没有烟火。


等到什么时候娘娘庙允许烧香了，我一定给她老人家敬三炷香，供点儿灯油。我就出生在大殿后墙外，肯定是送子娘娘送来的。


拆掉西直门的第二年，我降临在人世。我这人闲得没事儿的时候爱编故事，于是在脑子里就编开了——拆掉西直门跟我的出生之所以在前后脚儿，这里头是有原因的。


我猜想，我跟白蛇、孙悟空一样，千年修炼成精。刘伯温修建北京城的时候，怕我祸害一方，把我压在了西直门城楼子下面。就这样压了八百年，到了1969年，正赶上动乱时期，神仙们一瞧，“老百姓的日子过得太苦了，应该有个人说笑话逗大伙开开心。”这才发了慈悲心，让人们拆掉西直门城楼子，把我放了出来。


如此说来我不光要感谢送子娘娘，还要感谢那些拆掉城楼子的城建工人。

西直门立交桥


西直门城楼子的旧址上，修建了西直门立交桥。这是北京最难走的立交桥，甭说外地司机了，北京人开车上去都迷糊。传说那位伟大的设计师，想亲眼看看自己设计的作品，开车上了立交桥，结果呢？三天没转出来，困死在自己设计的桥上。


当然了，这只是个笑话，形容这个桥难走。还有个笑话是这么说的，西直门立交桥修好之后，第一任在桥上执勤的民警，头天上岗就接到了几十条投诉。都是司机告他瞎指路的，有人想去新街口他给指到了动物园，有人想去复兴门他给指到了四道口，还有个司机想去昌平，按着他指的路一直开下去，结果到了保定……


又有那好调侃的北京人说了，你们别埋怨设计师了，人家当初设计这个桥是出于战备考虑。万一哪天打起仗来，敌人进攻北京城，开着坦克车上了西直门桥，当时就晕菜了，根本找不着二环路，所以也就甭想找着那些政府机构。他们在桥上转磨的工夫，咱们的大部队到了，把敌人全歼在西直门立交桥上。


你如果上了立交桥没转向的话，兴许在桥的西北角能找着个出口儿，写着“高粱桥斜街”，沿着这条街步行二十分钟，就能到娘娘庙。

西直门浴池


在70年代，斜街把口儿是西直门浴池。现在北京城已经没有这种式样的澡堂子了，取而代之的洗浴中心。过去的澡堂子是光着屁股进休息厅……男人一屋，女人一屋！文明点儿的围条大毛巾，开放点儿的直接裸奔。


过去的人没那么多藏着掖着的，现在的人隐私多了，所以到休息厅都穿上衣服了。过去澡堂子就两个部门，男部和女部。现在的澡堂子要是更人性化点儿，还得增加一个部门——“不男不女部”。


现在洗一回澡，最少也得花几十块钱。20世纪70年代，一张澡票两毛六，搓澡还是两毛六。高消费的群体，可以再给服务员一毛钱，他拿出一个一寸见方的小纸包，里头包的是茉莉花茶。再拿出白瓷茶壶、茶碗，给你沏上壶茶，再提个绿暖壶放在你的床头。那你就可以在这儿泡上一天了，一只泡到浑身发白。


老澡堂子的休息大厅跟现在的洗浴城休息大厅也不一样，没有洗浴城大厅豪华，但是很温馨，很亲切。


每个人休息的床位是固定的，在你洗澡期间，这张床就属于你一个人。床位跟火车卧铺那么大，脑袋前头是个箱子，放衣服用的。赶上节假日洗澡的人多，床位不够用，很多人就得把衣服脱到筐里。连筐都用完了，服务员把你的衣服用衣架撑好，拿根儿带钩儿的竹竿，挑到房顶的水管子上挂好。


住平房的人洗澡都得上澡堂子，所以节假日洗澡的人很多。您进洗浴大厅一看，跟集中营的人体实验室似的，人挨人，人靠人。池子里头或站或蹲，稍微出现个空挡，马上又有人给填充上。有那霸占到好位子的，脖子靠在池台儿上，会扯着脖子来两句京剧。有时候也有人拿起池台儿上的铁扳手猛敲水管子，“水太烫！”


每个喷头前面都排着好几个人，你冲完了我冲。池子前头有个大板凳，搓澡工累得满头大汗，不时有人预约，“还有几个？”搓澡工操着浓重的定兴口音回答，“八个。”“我排第九，您记着点儿。”


现在去洗浴中心是享受，那时候去澡堂子是快乐。

高粱河与高粱桥


出了澡堂子往北走不远，有一条河叫高粱河。如今高粱河已经变成暗河了，高粱桥作为文物被保留下来，是我的故乡留下的唯一标记。


高粱桥有个古老的传说，就是高亮取水的故事。北京城过去是苦海幽州，归龙王爷管辖。刘伯温修北京城，占了龙王爷的地盘。龙王爷不高兴了，运用法术把北京城所有的井水、河水全都装到两个篓子里，放到独轮车上。他在后边推，龙王奶奶在前边用绳子拽，要把北京城的水全都运走，让大伙没水喝。


刘伯温知道这事儿之后，拿出一杆银枪来，跟手下人说，“你们谁能拿着这杆银枪去追赶龙王爷，用银枪刺破水篓？”众将知道银枪刺破水篓之后，如果不能飞速逃进西直门，就要被大水淹死，所以谁都不敢领命。


有个修皇宫的瓦匠叫高亮，他急众人之所急，毅然领命。骑快马追上龙王爷的水车，用银枪刺破水篓，掉头就往西直门方向逃跑。


刘伯温嘱咐过他，跑的时候千万不要回头。高亮逃到西直门城外，已经看到城楼上的刘伯温了。他想看一眼大水到底有多凶猛，刚一回头，就被大水淹没了。


高粱河就是当初高亮取水之后，大水流回北京的河道。人们在高亮牺牲的地方建了座桥纪念他，就是高粱桥。至于高粱两个字，原本是高亮，后来误写作“高粱”了。


过去的人们谈资比较少，没有什么明星绯闻、高官二奶之类的八卦话题，所以只能编点儿典故传说解闷儿。以后估计不会有什么新传说流传了，人们关注的热点变更得太快，很少有什么故事能够流传几百年。

兽医站与理发馆


过了高粱桥，路东是个兽医站。这条斜街一直是京西农民进城、出城的必经之路，我们小时候还有很多马车经过，大部分是往城里送菜的。汽车都经常出毛病，何况牲口了？所以兽医站总是爆棚。兽医站有个铁架子，把骡马绑在上面，用漏斗儿往它嘴里灌药。或者拿把刀子，给牲口修脚。


牲口长期进行马拉松运动，脚会长出厚厚的茧子。要用刀子把茧子削去，再重新钉上马掌。削下来的茧子用水泡了，那水就是好的花肥。钉马掌的大爷就住在附近，经常会把削下的马掌带回家，作为礼物送给养花的街坊们。


路西有家理发馆。给我印象最深的是老式的理发椅，白色铁质的，皮革面儿坐上去挺软和。椅子侧面有个类似舵轮的东西，理发师一摇舵轮，椅子就会平躺，为的是给客人刮脸方便。让理发师刮着脸，躺在椅子上睡一觉，对当时的男人来说，就是一种难得的享受。


椅子旁边还挂着一条皮带，刮脸刀不快的时候，理发师会拽起皮带的一头儿，熟练地把理发刀在上面鐾来鐾去。


我们这些孩子去理发的时候，理发师就会在椅子的两个扶手中间搭一块儿木板，让我们坐在木板上。一般的孩子都护头，每回理发都跟宰猪似的嚎叫。家长就得说，“听话，推完头带你上动物园。”


孩子不哭了，坚持到推完头，跟家长说，“上动物园吧？”家长变脸了，“什么动物园？回家洗头去！”在理发店洗头得多交一毛钱，所以家长一般都让孩子回家洗头。

北下关食堂与小卖铺


过高粱桥不远，这条街就该往西拐了，拐过去叫北下关。拐角处有家饭馆儿，绿色的木头门窗，门上方有个木头牌子，写着“北下关食堂”。


每天中午这里格外热闹，赶马车的车把式把马车停在门口儿，让牲口吃着草料，他们到食堂来碗“洋火烧”（后来才知道，这东西学名叫卤煮火烧），再打三两一毛三的白酒。吃饱喝足，晕晕乎乎地接着赶路，那种感觉简直赛过神仙。


富人有富人的享受，穷人有穷人的乐子。现在的人就算喝一万块钱一瓶的洋酒，估计也很难达到车把式们喝“一毛三”时候的快感。


胡同里富裕的人家，赶上饭口，会让孩子拿个铁锅，端上一碗“洋火烧”回来吃。其实到食堂吃更省事，但是人家要的是孩子端着铁锅走过胡同的那个过程。邻里们会投来赞许的目光，婶子大妈们会议论，“人家谁谁家那日子，过得真不错。”“是呀，出去俩啦。”她们管孩子上班儿叫“出去”。


记得文革结束后的某一天，父亲补发了点儿工资。母亲非常高兴，给了我九分钱，让我去北下关食堂吃一碗馄饨。卖馄饨的是小明子他妈（小明子是我小时候的玩儿伴），她给我盛了满满一碗，小心翼翼地替我端到桌子上。那种味精、酱油夹杂着香菜的香味儿，现在想起来还流口水。


后来北京出现了个体户，我一个小学同学的爷爷会面案上的手艺，推个三轮车，在食堂门口儿卖螺丝转儿、糖火烧、糖耳朵之类的面点，抢了饭馆的生意。气得小明子他妈站在馄饨锅旁边骂，“这老家伙，又来啦！”


北下关食堂往西不远是个小铺，卖烟酒点心。过去人喝酒一般喝不起瓶装的，喝酒的人家都有个酒瓶子，家长让孩子拿着瓶子到小铺打酒。


小铺的谭爷爷慢吞吞地接过酒瓶子，在瓶口儿插上漏斗儿。然后拿掉酒坛子上面裹着红布的盖子，用提子打出酒来，小心翼翼地倒进漏斗里。酒倒完了不马上把提子拿开，一直等到最后一滴酒滴进瓶子里，他才满意地把提子放回去。


小铺还卖烟。印象最深的是工农烟，两毛钱一包，整好一分钱一根儿，所以可以一根儿一根儿地零卖。我们小时候学坏抽烟，拿着一分钱去买烟。谭爷爷问，“给谁买的？”我一脸真诚地回答，“我舅舅来啦。”谭爷爷一边从烟盒里取出一根儿烟，一边念叨，“你妈真抠门儿，来客人就买一根儿烟。”


我心中暗笑，“这谭爷爷，老糊涂了都！”

冬储大白菜


小铺往西两百米，是北下关菜站。给我印象最深的，是快入冬的时候，卖冬储大白菜的情景。


快入冬的时候，菜站忙活起来了，卖冬储大白菜。只要有卡车往菜站门口一停，大伙就赶紧往家跑，拿钱去。那时候的人有福同享，边跑边喊，“来白菜啦！”屋里的人听见之后，赶紧翻箱倒柜拿钱。


不一会儿菜站门口儿就排起了大长队。其实不用排队过两天也能买着，但是人们都在那儿排着。这是物质极度匮乏时期落下的病根儿，生怕东西卖没了。


排队还不老老实实排，后面的拼命往前挤，前面的玩儿命往后拱，队伍像条蟒蛇，左右摆动着。有那刚吃完饭的，把屎都快挤出来了，跟后边的人说，“我上趟厕所，一会儿还排这儿。”


有人低声说了一句，“来啦，来啦！”卖菜的推个地秤出来啦。大伙看见他就好像看见了人民大救星，激动地喘着粗气。有那心脏不好的老太太，还往嘴里塞了一粒速效救心丸。


大伙越着急，卖菜的越不急，他得多享受一下儿万众瞩目的感觉。他拿起罐头瓶子喝了口水，又整理了一下儿脏兮兮的蓝大褂儿，抻了抻花套袖，猛吸了两口嘴里的烟屁，用鞋底子给捻灭了。伸着脖子往队尾看了看，用冷酷而低沉的京片子腔说了一声，“再挤不卖啦！”


这话很有震慑力，现场马上肃静。偶尔有个小孩冒出一句，“姥姥，咱买多少斤呀？”他姥姥赶紧用手把孩子嘴捂住，生怕惹恼了卖菜的，转身回去了……

我的故居


我在网上查了，活人的旧居也可成为故居，所以用了这个标题。


北下关街路北就是娘娘庙胡同，我的故居在娘娘庙胡同二号。并排五间房，我们家是最里面那间。我曾经幻想过，等我成为艺术大师之后，把那间十二平米的小房，改成“方清平故居”，跟梅兰芳故居似的，供人参观。


家具完全按照我小时候那样摆设——


一张枣红色木床头的双人床，洗得发白的淡粉色床单。床上靠墙有个四四方方的被窝垛，一床棉被是绿缎子被面儿，一床棉被是红缎子被面儿，这两床被子还是我父母结婚时候置办的。


被窝垛上面是个小小的窗户，我小时候常站在被窝垛上，透过后窗户，观察后院的人们在干什么。有少数住平房的人有个不好的毛病，喜欢窥探别人的隐私，这里也包括孩子。


床边有一个高低柜，是我妈托院里的街坊全喜帮着打制的，我妈自己刷的漆。她本身就是油漆工，干这活儿挺专业。先刷个黄色儿的，过个一年半载的感觉不好看了，再从单位“拿”点儿红油漆，给刷成红色儿。


高低柜是70年代流行的家具，由一个竖柜和一个横柜组合而成。横柜有玻璃拉门儿，里头儿放着几瓶白酒，别人串门儿送的，舍不得喝，留着串门儿的时候再送出去。


竖柜上放着台十二英寸黑白三洋牌电视机，外头用红丝绒布缝制的罩子盖着，丝绒布上绣着“小猫玩球”的图案。这台电视机是我上小学二年级时候买的，四百五十块钱，家里攒了两年，还跟互助会借了钱。


那年头工厂实行互助会，一个互助组十二个人，每人每月拿出十块钱，每月就有一百二十块钱。谁有事儿就先花这钱，以后按月交钱就行。那年头的人都讲信誉，办互助会没风险。现在的人，借完钱还不还哪，谁组织互助会谁倒霉！


家里还有张电镀腿的方桌，这是当年最时尚的家具。隔壁叔叔先买了一张这样的桌子，骑着自行车把桌子绑在身后，像凯旋的将士一样回到胡同，街坊们围上来，像参观红木家具似的，参观这张桌子。


大杂院的人都有攀比心理，你们家买了，我们家没有，连吃饭都不香。没过一个月我们家也买了，跟他们家一样，我爸爸背着桌子面儿，我妈背着桌子腿儿，骑车回来了。可惜这回没人围观了，上回看过了，不新鲜了。


桌上放个搪瓷茶盘子，里头放着大把儿缸子，也是搪瓷的，上面印着毛主席穿绿军装的半身像。那是晾白开水用的，不论谁回来，先端起把儿缸子“咕咚咕咚”灌一水饱儿。


那年头家里很少喝茶，买了点儿茶叶末子，那是待客用的。街坊邻居来用不着沏茶，家里又很少来其他客人，那点儿茶叶能放好几年，把花茶都放成普洱了。


桌子上放个台灯，我妈手工制作的。灯罩由废旧的胶卷儿组成。灯柱是四个玻璃酒杯，两个一组，口对口儿扣好，求单位的电焊工在杯子底儿打个眼儿，中间串根儿铁管儿，铁管儿里能走电线。底座儿有点儿粗糙，就是一块儿厚钢板。


那年头人们生活节奏慢，有的是时间，很多家居用品都是DIY出来的。废旧的挂历卷成细纸管儿，剪成两寸长一节儿，中间穿上线，就是夏天防蚊的门帘子。挂历上花花绿绿的图案把门帘子装点得挺好看，不亚于慈禧太后垂帘听政用那帘子。


还有用玻璃丝织成的杯子套儿。玻璃丝就是塑料线，有各种各样的颜色，能织出字来，像什么“吃水不忘挖井人”啦，“工业学大寨”啦，“社会主义好”啦。


我们家那电镀腿桌子挺好，但是吃饭从来不用，怕把硬塑料面儿烫花喽。有个木头做的小地桌儿，每人拿个小板凳，窝在那儿吃。屋外头有口大缸，常年腌着雪里蕻。窝头、棒子面粥就着雪里蕻，就是我小时候的本命食。


我的故居大概就是这样。可惜我没成为梅兰芳，建故居的幻想也就化作泡影了。


我在北下关生活了十一年，只是我现在的生命的四分之一时间。但是不知道为什么，我脑海里关于旧时的回忆，有百分之八十都是有关北下关的，仿佛我在那里度过了大半生时间。


我感觉我的人生只有两个阶段——北下关时期，还有后来的这些日子。

2.幸福童年


我说过很多脱口秀段子，人们能记住的，还是我在相声大赛上说过的那段《幸福童年》。


这种情况是很多演员所困惑的，你的艺术造诣越来越深，作品越来越成熟，但是给人们留下印象的，往往是你刚出道的时候，糊里糊涂弄出的一个东西。


不少我的同龄人跟我说过，他们能够从那个段子中，找寻到自己童年的影子。他们认为我段子里面最精彩的情节，就是把头塞进课桌拔不出来那段。当时把现场的公证员阎梅女士笑得趴在了桌子上。很多人都怀疑阎梅是我的托儿，其实我们俩到现在也没说过一句话。


顺便说一句，这个情节是我的酒友兼老师、词作家白云海先生提供给我的，他上学的时候确实把头伸进过课桌，只不过套着一个书包，而且顺利地拔出来了。


我也曾经尝试着写《幸福童年》的续集，但是效果不佳。因为我童年的笑话基本上在那个段子里说干净了，剩下的记忆大多没那么可乐。


今天，我就把那些不太可乐的故事，说给您听听吧。


为什么不爱笑


有人管我叫“冷面笑匠”，因为我在台上不爱乐。其实我到了台下，也跟面瘫似的。这是小时候养成的习惯。


童年的我就这样儿，整天面无表情、心事重重地待着。


按理说我们那时候的孩子，虽然没有好吃的、好穿的、好玩的，但是欢乐并不比现在的孩子少，不过我跟一般孩子不一样。


首先，我爸爸有海外关系。我爷爷在印尼做过生意，当然了，跟李嘉诚、霍英东没法儿比，也就属于小商小贩。50年代末，印尼排华，我爷爷的资产留在了国外，人逃回老家。赶上自然灾害，我爷爷倒是没受什么罪，直接饿死了。


我们家唯一的海外关系死在国内，不知道谁闲得难受，愣给我爸爸定了个海外关系。现在有海外关系是牛事儿，那年头彻底傻啦！有海外关系，你就有可能是外国特务，有可能在北海公园跟人接头，把咱们的图纸卷在一本儿画报里，交给另一个特务。


其实那年头，外国图纸比咱们先进得多，咱们根本用不着防备人家偷，而是应该想办法偷人家的。但是那年头人们认为中国的图纸最棒，美帝国主义全都想偷。


我爸爸原来在铁路部门搞技术，不能让他搞了。他要是使点儿坏，就有车毁人亡的危险。干脆，修铁路去吧。一个搞技术的人，被派去干全单位最没有技术含量的活儿。


他跟一般修铁路的人也不一样，随时被监视，预防他给外国人发电报。我爸爸哪儿会发报呀？他有急事儿跟老家联系，还得去电报大楼那。那时候的人思维都比较跳跃，他们假想我爸爸会发报，他的手表、皮鞋或者自行车座子，有可能就是发报机。等到夜深人静的时候，我爸爸会拿出皮鞋，用手指敲击着鞋跟，“滴滴答答”地给外国发报。


雪上加霜，我爸爸又犯了重婚罪。不是背着我妈跟第三者结婚了啊，他没那胆子。我父亲在福建老家结过一回婚，那时候才十几岁，父母包办，没什么感情。二十岁父亲跟着王震将军的铁道兵修鹰厦铁路，从老家出来之后，他就跟老家的女人彻底断了。


老家的媳妇儿不甘心，找上门儿来。我爸爸当初跟她结婚的时候就没领过结婚证，后来也就没办离婚证。现在跟我妈结婚了，就等于犯了重婚罪！


那年头，俩人搞对象在河边亲热亲热，让纠察队遇上，都得定为流氓，进行严厉的批评教育，更甭说你结两回婚了。差点儿给关进监狱，估计里头已经人满为患了，所以让我爸爸在工地上接受改造，工资停发，只给生活费。


单位逼着父母办理了离婚手续，但俩人谁也离不开谁，所以还同住在娘娘庙胡同那间小平房里。我的记忆里，我妈每天回家就是躺在床上骂我爸爸，扯着脖子骂，她心里委屈呀。父亲有海外关系，降工资，住妈妈单位分的房子，这些她都忍了。如今她又由名正言顺的妻子变成了第三者，搁谁谁不生气呀？


我妈气出了心脏病，经常是骂着骂着就昏过去。爸爸赶紧从房管局借手推车，送她上医院。我快步跟在爸爸后面，惊恐万分，担心妈妈会出现生命危险。


第二天早上，我出家门儿的时候总是低着头，因为父母头天晚上吵架了，我觉着丢人，觉着邻居会看不起我。


后来上小学，只要学校让带户口本，我就特别紧张。因为我被判给了母亲一方，所以户口本里没有父亲的名字，母亲的婚姻关系一栏，填的“离异”，我怕老师跟同学看不起我。


在家睡觉，有时候我会在半夜被吵醒。睁眼一看，站着一屋子人，是街道居委会的大妈来查户口。那时候只要你犯错误了，谁都有权利管教你。父母已经离婚了，算是非法同居。父亲被居委会的大妈们训斥一顿之后，深更半夜的，还得骑车带着我回单位住。因为房子是母亲单位分的，所以他得离开。


我在爸爸的单位住过一阵儿。我们就住在废旧的火车车厢里，一节车厢住了十几个工人，夏天让太阳晒了一整天，晚上睡觉跟进了蒸笼一样，我整夜合不上眼。


爸爸心疼我，晚上就带着我到野外露宿。蚊虫太多，爸爸就从野地里拔了蒿子，点燃熏蚊子。那时候爸爸没有朋友，所以他一肚子的委屈只能向我倾诉。我虽然岁数小，但是大人知道的事情我都知道了，大人的烦恼也是我的烦恼。我没有大人的承受能力，所以我受到的惊吓比大人要多得多。


爸爸经常问我，“你现在被法院判给了妈妈，万一警察让你跟妈妈过，怎么办？”我小时候感觉妈妈很凶，害怕妈妈，赶紧说，“我跟警察说，就跟爸爸过。”


爸爸欣慰地笑了，我可发上愁了。我担心那天真的到来，我害怕见到穿制服的警察。


白天爸爸干活儿，我独自在铁轨旁玩儿，会有好奇的工人过来问，“你爸爸还跟你妈妈住在一起吗？”我斩钉截铁地回答，“没！”我怕这人是便衣，来打探我爸爸的情报。


远远地看到单位领导过来，我会迅速地隐蔽起来。我知道单位不让带孩子上班，让领导看见我，爸爸又会被狠狠地骂上一顿。


整天担惊受怕，再加上营养不良，我小时候脑袋大，身子小，还有点儿鸡胸脯。医生说我严重缺钙，有得软骨病的危险。


我为什么不爱笑呀？您琢磨琢磨，我都这德行了，还笑得出来吗！

奶奶


我童年大部分时光是在奶奶家度过的。奶奶不是我的亲奶奶，是个街坊。我出生一百天就到了她家，直到上小学才离开。


奶奶挺不容易的。她们家三个孩子，加上她和老伴儿总共五口人，就靠老伴儿的几十块钱工资生活。奶奶精打细算，家中的日子过得红红火火。老两口子非常和睦，那么多年从来没红过脸。虽然穷，但是孩子们穿得都干干净净，绝不比别人家孩子差。


爷爷那点儿工资实在不够花销，奶奶就帮人带孩子贴补家用。要做饭、买菜、做家务，照顾老伴儿和三个孩子，再帮人看个孩子，奶奶每天的工作量可想而知。但是奶奶脸上从来没带过一丝愁容，日子过得有滋有味。她跟很多中国的老百姓一样，非常容易满足。


奶奶家缺钱，但是她不财迷。我一百天到奶奶家的时候，说好了看一个月给她十五块钱。那年代物价虽然不像现在，天天涨，但是也有缓慢的浮动。我四五岁的时候，别人给人看孩子的价码已经是三十块钱一个月了，她还是跟我们家要十五块钱。


她知道我们家日子也不好过。老人还会把自己家用不完的粮票送给我们家。那时候粮票可以跟老乡换个鸡蛋什么的，但是奶奶给了我们家，她心疼我，担心我回家吃不饱。


后来我上小学了，家里不给奶奶钱了，她还是让我放学到她家做作业去。赶上父母下班晚了，就让我在她们家吃饭。从一百天给我看起来的，她离不开我，我也离不开她。


我小时候曾经捡过一块钱，高高兴兴地拿回家交给她。老人完全可以用这钱买半斤肉解解馋，但是她没那么做，而是问我，“在哪儿捡的？”我带着奶奶来到胡同里捡钱的地方，她把那一块钱放到地上，“不是咱的东西，不能要。”拉着我快速离开，连头都不带回的。


奶奶家的三个孩子终于全都参加了工作，家里的日子总算好过了，奶奶却过早地离开了我们。医生说了，她的病就是常年营养不良造成的。她把肉都留给老伴儿吃了，因为老伴儿得上班挣钱养活一家人，她自己则是常年亏嘴。


奶奶从十几岁嫁到北下关，一直到去世，都是在那两间小屋度过。这么多年她从来没跟邻居拌过一句嘴，也从没有街坊邻居说她的坏话。


她走得太早了，去世那年整整五十岁。


她一辈子就是受累来的，没享过一天福。

“你这是侮辱社会主义！”


我上小学的时候犯过一回“政治错误”。


那是在语文课上，老师教大家如何描写长安街的夜景。老师循循善诱，“到了晚上，长安街的两边亮起了什么呀？”她需要大家接“彩灯”。我小时候虽然挺蔫儿，但是偶尔说出一两句话来，听着还挺葛，这可能就是我说相声的天赋吧。我下意识地接了一句，“点起了蚊香。”全班哄堂大笑。


老师被我气哭了。语文老师二十出头，本是青春少女，平常却总是一脸严肃，穿得也挺沧桑，估计是为了镇住孩子们吧。那天她肯定在家遇到什么不痛快的事儿了，我这一接下茬儿，触痛了她的敏感神经。不然就是再脆弱的人，也不可能因为这点儿事儿痛哭流涕。


老师把我叫起来，批评了我一堂课：“你小小年纪，思想复杂。”那么大点儿孩子能复杂到哪儿去呀？老师先给我来这么一句，吓得我差点儿尿了裤子。


“你这是侮辱社会主义！”那时候文革已经结束了，但是很多人身上还有文革的影子。“幸亏你岁数小，要是岁数大点儿，你犯的就是政治问题。”这下儿我更害怕了。我爸爸就因为一点儿海外关系，就受那么大罪。我要是侮辱社会主义，那还不得判刑呀？


老师接着进行批斗，“我要把你的言论记到档案里。你们的档案是跟你们一辈子的，将来你走到哪个单位，都会带着这个污点！”那么大点儿孩子哪儿有档案呀？可老师就那么说。我一听这辈子都完了，我再也顾不上脸面了，放声大哭。


这件事让我后怕了很长时间，一直到期末拿到学生手册，看到评语一栏儿里没写我侮辱社会主义这件事儿，我才放了心。


我小时候虽然文革结束了，但是有些极左的东西在学校还保留着，比如说吃忆苦饭吧。老师弄点儿棒子面，再从野地里拔点儿草，从菜站捡点儿菜帮子，放到大铁锅里熬得半生不熟，跟鸡饲料似的。每人盛一碗捏着鼻子喝下去，为的是别忘旧社会的苦。


学校还请老贫农讲解放前受苦的故事。给我们讲故事的是学校附近村子里的一个二流子，别人都下地干活儿，就他游手好闲，所以生产队就派他来糊弄我们这帮孩子。


老贫农声泪俱下，讲旧社会地主喝他妈的奶，把他媳妇儿卖到窑子，霸占她妹妹，逼他爸爸跳井……核着他们家人都让地主给祸害了，一个没剩下。


他还挽起裤腿，让我们看他腿上的伤疤，说是到地主家要饭，让狼狗咬的。学生当中有跟他一个村儿的，说那伤口是他晚上翻墙进院，偷看人家大姑娘睡觉，让人拿锄头打的。


别瞧老贫农没当过主持人，还挺注意互动。问我们，“同学们，你们说地主老财孙子不孙子？”同学们异口同声地回答——


“孙子！”


到了春天，学校还号召我们挖蛹。蛹是苍蝇的前身，老师说挖一个蛹就等于消灭了上万只苍蝇。我也不知道老师这账是怎么算的，反正老师让挖就挖吧。给每个人规定了数目，挖完之后交到学校，老师得亲自清点。


现在想起来，让孩子干这活儿，多不卫生呀？我也没见过蛹呀，就知道厕所里有。到厕所找了几条带到学校，老师说了，那不是蛹，是大尾巴蛆。


看了同学挖过的蛹之后，知道蛹长什么样儿啦。找那最脏的厕所，砖墙泥土地的，顾不得满地的粪便了，蹲那儿就挖。


挖蛹的孩子去了一拨又一拨，最后把厕所墙挖塌了，害得人们上厕所的时候都走了光。


孩子才管不了那么多那，挖完之后把蛹装到小盒里。第二天是星期日，在窗台上放了一天。周一交到学校，老师打开一看，飞出好几只苍蝇来。


我的童年没什么玩具。有一天上学的路上，捡了根儿猪尾巴，就成为了我的玩具，上课的时候在课桌下边偷着抡猪尾巴玩儿，结果被老师发现，猪尾巴被没收。


还有一回，上农村的菜地抓到只刺猬。我们院儿张爷爷刚刚去世，他那间屋子空着，家里人都不敢住，房门也没上锁，我就把刺猬放那间屋里了。


刺猬咳嗽起来的声音特别像人咳嗽的声音。有人说是因为刺猬有灵性，所以能出人声。也有人说刺猬是吃咸了，才咳嗽。甭管因为什么吧，这只刺猬夜里咳嗽开了。


张爷爷的儿女以为鬼魂回来了那，在房门口儿又是烧纸又是磕头，折腾了一晚上。等到天亮，进屋一瞧，一家人都气疯啦！


这一晚上，一直给刺猬磕头呢！

3.我的宠物


人常说，喜欢动物的人就有爱心。此话也不尽然，您看过去那土匪，跟战马感情挺好，不是照样儿撕票儿吗？还有地主老财，家里养着大狼狗，还是霸占穷人家的闺女。有人说了，您说这些都是电影里演的，不是真事儿。


真事儿也有呀！我身边就有这么位少妇，收养了一大堆流浪猫，每个月光猫粮就花一千多块。她男朋友觉着养猫干扰了生活，她毅然决然地……跟男朋友分手了。爱猫胜过爱人，这也不能算有爱心吧？


我们街坊也有这样的人。无论见着谁家的狗，都跟见着久别的亲人似的，一口一个“狗狗”。可是见了街坊家大爷、大妈，从来不打招呼，对狗比对人有礼貌。


更有甚者，天天在家伺候狗，给狗洗澡、理发、剪指甲。狗要是发烧、感冒了，带着狗去宠物医院打针、吃药，照顾得无微不至。家里老妈病了那，她不管——您自己上医院吧。


当然了，我说这些都是个别情况，林子大了什么鸟没有呀？大多数喜欢动物的人都是有爱心的，而且通过饲养小动物，还增加了自己的爱心，比如说我吧。


逮什么养什么


我从小儿就喜欢小动物。五六岁的时候，天天缠着妈妈，让她给我找只猫。妈妈答应了，于是每天她要下班的时候，我就站在院子门口儿等，看她是不是抱猫回来。有一次妈妈下班，我欣喜地发现，她的怀里抱着一只小黄猫。当然了，这只是幻觉，稍纵即逝，妈妈其实什么也没抱。


在上小学五六年级的时候，我养过一只麻雀。它是从树上的鸟窝里掉下来的，捡回家的时候还不会飞，也不会自己吃东西。得把小米用水泡软了，送到它的嘴边，它才迫不及待地吃下去。


后来麻雀能飞了，我就在屋里放养。甭管麻雀在哪个角落，只要我冲着它一招手，它马上飞过来，落到我的手上。


养了一段儿时间，妈妈不让养了。它到处拉屎，弄得床单上都是，怎么洗都有印儿。那时候家里条件有限，一条床单能使十几年哪，这受得了吗？我虽然喜欢麻雀，但是也知道一条床单的价值。举着麻雀来到门口儿，透过泪眼看着麻雀飞走。心里想着，没有我喂它小米儿，它会不会饿死呀？


第二天早晨起床，开门出屋，麻雀飞过来找我啦！这回我说什么也不同意再把麻雀放走了，跟家里定好了协议，在笼子里养着。


现在想找个鸟笼子很容易，花钱上市场就买回来一个。那年头卖鸟笼子的商贩不多，想淘换个便宜点儿的也不容易。再说了，人们也舍不得把钱花在这没用的地方。我爸爸托单位的钳工师父用铁丝编了个鸟笼子。架子是用钢筋焊的，钢筋已经生锈了，但是编鸟笼子用的铁丝银光闪闪，非常好看。


现在找个瓶瓶罐罐的挺简单，那时候可把我难坏了。在胡同里转悠了一天，看见有家街坊窗台上搁着几个瓷酒盅，不是有裂纹就是磕坏了边儿的。跟人家要了两个，固定在鸟笼子底部，一个装小米儿，一个装水。


把小鸟放进去之后，看着它蹦蹦跳跳，起先以为它是因为有了新家兴奋，后来才发现，它不适应里边的环境，撞笼子那。爸爸跟我说，“没事儿，等过两天，它在里边待习惯了就好了。”没想到几天之后的一个早晨，我推开屋门一看，挂在门口儿的鸟笼子，不见麻雀蹦跳的身影，它已经死了。


那时候的孩子没什么玩具，麻雀是我的好伙伴。望着麻雀的尸体，我的眼泪在眼圈里打转。要是还把麻雀在屋里放养，它肯定能多陪我一段时间。在大自然中自由自在是它的天性，非要把它的活动范围控制在二尺见方的空间，它只能以死来表达自己的愤慨。


后来搬到楼房，那个鸟笼子也拿了过去。但是我没在里边养什么鸟，我怕再给养死。


由此联想到现在的孩子。爷爷、奶奶、姥姥、姥爷、保姆、父母，那么多人看着一个孩子，怕孩子出点儿什么事儿，这不就等于把孩子关在笼子里了吗？这样养大的孩子，将来还能在广阔的天空自由飞翔吗？


还是得给孩子点儿自由的空间，让他们自己跑跑、跳跳，在地上打打滚儿。


上小学的时候，我养过王八，用积攒的零用钱从自由市场买的。一洗脸盆清水，王八懒洋洋地趴在里面，悠然自得地享受着上午的阳光。我心想，我要是王八该多好呀。


罐儿里养王八，越养越抽抽儿。洗脸盆养王八，倒是没抽抽儿，反正长不大，永远是小王八。


上小学的时候，我还养过白老鼠。有一回到邻居家院子里玩儿，看见人家窗台上搁着个玻璃鱼缸，里头放个树枝儿，用绳子吊个玻璃罐头瓶儿的铁盖儿，那就是白老鼠的秋千。白老鼠在上面荡来荡去，简直太可爱啦！


我把鼠疫之类的事情早忘干净了，上自由市场买了几只老鼠，装在衣服兜里，上了公共汽车。掏钱买票吧，先掏出一只耗子来，售票员当时就吓哭了，把我给轰下来了。从官园花鸟虫鱼市场，走了一个多小时，步行七八里路，才走回西直门外的家。


那时候就住一间平房，养老鼠的铁桶往屋里一放，我们家改大象房了，臊气冲天！放到外面吧，夜里总有猫围着铁桶叫唤，让人晚上睡不着觉。我妈一生气，把白老鼠放了。后来邻居家闹了一阵耗子，都是我那白老鼠繁殖的后代。


上初中的时候，我养过一只鸡，也是从小儿拿小米往嘴里填。这只鸡长到两三斤重，我把它放到窗台上，一招呼，它还会扑扑楞楞地飞过来，站到我胳膊上。人家儿都玩儿鹰，我玩儿鸡。跟鸡倒是没什么感情，我妈把这只鸡炖熟了，我吃得还挺香。


养狗、养猫之人，是不忍心吃自己的宠物的。爱屋及乌，现在大多数人都是不吃狗肉、猫肉的。但是养鸡的人，基本上没有给鸡养老送终，刨了坑儿埋掉的，全都是养到一定重量，宰了吃肉。


鸡为什么享受不到猫狗的待遇呢？我觉着一个主要的原因是猫、狗跟人一样，都属于哺乳动物，人不忍心对同类下手。还有就是猫狗比较会讨好主人，天天在主人身边蹭。而鸡属于鸟类，性格孤僻，不愿意跟人接近，所以只能挨刀了。


这跟在公司打工一样。领导的老乡或跟领导走得比较近的人就吃香，从来不跟领导一起娱乐、吃饭的员工，遇上点儿什么事儿，就得先挨刀。


猫狗之所以不挨宰，还有个原因，就是长得比鸡可爱。人长得可爱就吃香，动物也是这样儿。您看信佛放生的人，有放鱼的，有放鸟的，可就是没有放屎壳郎的，没有放臭大姐的，因为那东西面相丑陋，不招人待见。


长得好看的动物，人们就给它安上了吉祥的象征意义。比如说鱼象征连年有余，鸽子象征和平，乌龟象征健康长寿。


王八长得比乌龟丑陋，就什么也不象征，宰了炖汤喝。猪也属于哺乳动物，但是又脏又丑，只能象征懒惰，上锅炖着吃。羊看着挺可爱，但是味道太鲜美了，而且不通人性，所以还得被涮着吃。


后来我又迷恋上养热带鱼。自由市场卖鱼虫的四点就收摊儿，赶上下午有第三节课的时候，我担心人家收摊儿，就逃学买鱼虫去。有一回正碰上我们班主任，他手里也拿着一袋子鱼虫。


班主任说了，“我下班了，买鱼虫是‘正当防卫’。你还有课那，鱼虫没收！”望着班主任拿着我那袋鱼虫走出自由市场，我心里暗暗诅咒，“把你们家鱼都撑死！”


再后来我还养过一只鹩哥，是已经去世的朋友黑哥生前送给我的，会说“床前明月光”，比南方电视台的某些主持人普通话还好呢。早晨我还没醒那，只要天一亮，它就开始背“床前明月光”，还是花腔女高音，一嗓子就给我吵醒了。后来每天晚上给它放到厕所，让它见不到明天的太阳，我才能睡个踏实觉。


有一回电视台录制我的专访，我带着鹩哥来到现场。估计嫌出场费少，鹩哥耍上大牌了，我怎么逗它都不开口。提着鸟笼子刚下台，它马上来一句，“床前明月光”。给我气得，恨不得拔下根儿鸟毛来！


我有时候把鹩哥从笼子里放出来待会儿，它直接落到我媳妇儿脑袋顶上，撅屁股就拉屎。我正吃芝麻酱面呢，它也不见外，飞过来就吃碗里的面条儿。


鹩哥有个最大的缺点，吃得多拉得也多。我跟我媳妇儿都挺忙，没时间给它收拾，就把它送给了我的一个朋友。隔三岔五地去看它，它对我还挺有感情，看见我就说，“床前明月光。”

宝宝


宝宝是我在大杂院捡的一只狗。出生日期，2002年。性别，女。籍贯，北京前门。民族，京巴与马尔济斯混血。家庭出身，城市平民。政治面目，白色长毛。


2002年初，我在前门附近的胡同儿里租了一间房，是大杂院门洞里的一间。别瞧房子老，还是木地板那。住那儿没别的企图，就因为从小儿在胡同长大，有胡同情节。


有家南方人也在院里租房，两口子在大栅栏卖衣服。宝宝就是他们俩养的，名字也是他们起的。南方人说话比较嗲，所以起了个嗲声嗲气的名字。我这个大老爷们儿要是给狗取个宝宝的名字，估计别人该怀疑我性取向有问题了。


两口子受不了北京冬天的气候，打道回府了。不可能给狗买张卧铺票，也带回南方去呀，就把狗留在了院子里。这狗认家，除了大小便的时候出去一趟，平常就在院子里待着。我在家喝酒吃饭的时候，开门儿把宝宝叫进来，吃剩下的鸡骨头、猪排骨、都成了宝宝的美食，它成了我的一个酒友。


宝宝挺懂事儿，我怕它把我的木地板弄脏了，每回都在地上铺张报纸，宝宝就在报纸上啃骨头。偶尔会把骨头叼到报纸外边，我说一声“宝宝”，它马上给叼回来。到了晚上，宝宝就睡在院子里。


有一天半夜，一阵挠门声把我吵醒。我心里有点儿紧张，“别是做什么缺德事儿了，鬼找上门儿来了吧？”转念一想，北屋那孙子把厕所门都卸回家盖小厨房用了，鬼要找也得找他。这下儿心里踏实了，刚一开门，一个东西从脚下钻了进来，吓我一跳。


仔细一看，是宝宝。再看外面，漫天的大雪。它肯定是冻得受不了啦，敲门借宿来了。院子里住着七八户，它为什么单挠我的门呢？它是把我当成了亲人呀！我心头突然涌过一丝歉意，为以前没有照顾好宝宝，让它在风雪交加的夜晚露宿街头而内疚。


我赶紧找出根儿火腿肠，看着宝宝吃完。然后在地上铺条旧床单，让宝宝睡在上面。从此以后，我就跟宝宝同居一室了。


后来我为了吃饭喝酒更方便，在簋街附近又租了间平房。搬家的时候本不想带宝宝了，那时候查狗户口挺严，我新租的房子对门儿就是居委会。这帮大妈要是告密，我就得挨罚。


付强开着我买的夏利帮我搬家，因为我买车了但是不会开车。往车上搬东西的时候，宝宝一直趴在院子门口儿，眼巴巴地望着来回忙碌的我。我也有点儿依依不舍，毕竟相处了那么长时间，陪着我喝了那么多顿酒。我又从门口儿的小卖部买了条火腿肠给它。然后打开车门儿，刚要迈腿上车，宝宝像箭一般冲过来，钻到车里。


还有什么说的？带上它吧！


从此之后，每次出去遛它，只要看到有白色的汽车打开车门儿，它就会一溜小跑钻进车里。它担心我坐着汽车离开，把它单独留下。让人遗弃了一回，它心里有阴影了。


搬到簋街不久，非典开始了。有一天我上街遛狗，正赶上警察开辆后边带铁笼子的车查狗。担心狗成为传染源，所以没有户口的狗一律逮捕法办。


我跟警察说好话，警察说了，“是狗命重要还是人命重要？你不为自己着想，也得对街坊邻居的安全负责吧？”我没得说了。警察挺有办案经验，不亲自抓这狗。警察也是人呀，也怕传染。


警察让我去抓狗，我望着傻乎乎的宝宝，“对不住了，警察叔叔也是为了首都人民的安全负责，你千万别恨他们。”警察急了，“你哪儿那么多废话？快点儿！”


我伸手去抱狗，奇迹发生啦！平常我只要一伸手，宝宝肯定两只前爪伸向我，等着我抱。今天我冲它一伸手，它扭头就跑，钻进小胡同没了踪迹。警察急了，“你给狗使暗号儿了，是吧？”这可真冤枉死我了，我们之间从来没定过暗号，是它自己感觉到危险的！


狗没了，一个人孤零零地往家走，心里挺失落。琢磨着等非典结束了再买只狗，长得一定要比宝宝漂亮。走到院子门口儿，街坊大妈正坐那儿喝茶那。“把狗遛丢了吧？”


“警察告诉您的，是吧？”


“哪儿又出来个警察呀。”


“您怎么知道的？”


“早回来啦！”


我心头一喜，跑进院子一看，宝宝在我的屋门口儿趴着那。从案发地点到我家，隔着好几条胡同呢。北京的胡同错综复杂，我喝完酒遛弯儿都容易走丢了，它老人家是怎么找回来的呀？


从那儿之后我明白了，千万别把狗当狗。它也有智慧，有思想，有感情，只不过它不会说人话，无法跟咱们沟通而已。哪个生物学家要是破译了狗的语言，蹲那儿跟狗聊会天儿，兴许能获得不少人生感悟……不对，是“狗生”感悟！


宝宝逃脱警察追捕的事迹在胡同传开了，宝宝成了胡同里的名狗。隔壁大妈说了，“我跟片儿警熟，她给我面儿，以后我帮你遛狗吧。”遛了几回宝宝，大妈跟宝宝产生了感情，“干脆我帮你养吧。”这是好事儿呀，我省得伺候它，还能天天见着，我当然乐意啦！从那儿之后宝宝就跟隔壁大妈生活了。


大妈家老两口儿都提前退休了，还有个儿子，二十五六了，不上班，吃父母的退休金。北京胡同里，吃父母喝父母的大小伙子不在少数儿。一家三口儿在家里基本没什么事儿干，就是守着台电视。宝宝过去这家子可有事儿了，一天到晚逗狗，还给狗买了个布娃娃。


宝宝成了他们家聊天的主要话题。有一天大爷跟大妈一块儿遛狗回来，大妈说了，“六号那虎子（是只公狗）忒嫌赁，想勾引咱们家宝宝。”老头儿说了，“你就知道向着自己狗，我看得清清楚楚，是宝宝先闻人家屁股的！”这下儿两口子可就吵开了，一发不可收拾，街坊邻居谁也劝不开。由狗说到了人，当年谁先追的谁啦……陈芝麻烂谷子全抖落出来了，连吃饭的碗都摔了。


我躲在小屋里，听着隔壁稀里哗啦的声音，暗暗自责，“我干吗把狗放人家那儿呀？这不是招事儿嘛。”我坐不住了，想把狗抱回来。推开他们家屋门一瞧，暴风骤雨都过去了，老两口儿乐呵呵地收拾地上的残骸呢。大妈还说那，“幸亏没吓着宝宝，要不然跟你老东西没完。”大爷说了，“它不害怕，狗胆包天！”


平房太热，我又租了个独居的楼房。搬家那天，隔壁大妈家上锁，三口子带着狗躲出去了，怕我把狗给要走。我一想，宝宝给他们家带来那么多乐趣，一家三口儿对宝宝也不错，就让宝宝陪着他们吧。


搬到楼房之后，一个人独自在客厅喝酒的时候，总觉着缺点儿什么。这时候宝宝要是能蹲在脚下，摇头晃脑地啃着我递给它的骨头，那该多好呀！想也白想，大妈家那三口子说什么也不会让我把宝宝抱走的。


离大妈家不远有家小吃店，卖的烧饼夹牛肉不错。一个多月之后的某一天，我想吃那儿的烧饼了。付强开车拉着我到小吃店门口，刚一下车，就发现宝宝蹲在饭店的门口儿。它也发现了我，一溜烟冲过来，不由分说上了白色夏利。


我透过小吃店窗户往里一看，大妈正排队那。饭馆儿不让狗进，所以她把宝宝放在门口儿。“对不起了，大妈，谢谢您这些天对宝宝的照顾，我们俩会记住您的。”我在心里默念这些话的时候，车子已经开出老远了。脑子里想着大妈一家三口儿在胡同里焦急地巡视，嘴里喊着“宝宝——宝宝——”心里就很愧疚，感觉对不起那一家三口儿。大爷跟大妈会不会又吵一架，把盘子、碗摔得满地都是呢？“反正也不贵，摔了再买新的吧。”我只能这么安慰自己了。


甭管大妈能不能看到这篇文章，在这儿我真心地跟大妈一家道个歉。虽说狗是我的，但您像对待家人一样爱护它，它已经是您家的一员了。我不应该把您平淡生活中的那点儿快乐给夺走，我永远欠您的。


不知道大妈家现在养没养狗，要是没有的话，我真想找条小狗送过去。


我租住的楼房在七层，懒得天天下楼遛狗，想了个办法，让狗自己遛自己。每天早晚打开门，把狗放出去。给它留着门，解决完问题，它自己回家。这下儿惹事了，宝宝就近在楼道里解决，居委会找上门儿来啦。


我进行了几次强化训练。带着狗出去，只要它打算在楼道大小便，刚有预备动作就打它，逼着它到楼下方便。该心狠的时候就得心狠，玉不琢不成器。


训练了几天，宝宝长记性了。再把它放出去，我趴着窗户往楼下看。不一会儿宝宝跑出去了，找偏僻角落方便之后，四处溜达溜达，跟邻居家的狗逗逗闷子，然后打道回府。我不担心它走失或被别人抱走，有跟警察做斗争的经验，什么情况它都能应付！


我有点儿高估了宝宝的能力。好几次宝宝下去方便，很长时间都不回来。我出去找，在三楼或四楼某家的门口发现了它。跟我们家位置一样，但是楼层不一样。我明白了，狗不识数，所以记错了楼层。


我在我家门口儿铺了个脚垫，这下儿宝宝不会迷路了。记不清楼层，它可以记脚垫儿呀。宝宝跟了我将近一年。后来我要去外地给人家写剧本，得离开北京几个月，于是就把宝宝送到了母亲那里。

老人与狗


父亲喜欢养花，不喜欢家里养个猫呀、狗呀的。但是我已经把宝宝抱回去了，他也不好说什么。有一件事情，改变了父亲对宝宝的看法。


那是夏天，父亲生病了，在地上铺张凉席，躺着休息。妈妈忙着买菜做饭，没人陪他。人在生病的时候，身边特别需要亲友的陪伴。宝宝仿佛懂得父亲的心思，蹭到凉席上趴了下来。父亲躺了三天，宝宝除了下楼大小便，其他时间都躺在父亲的腿旁。


父亲终于接纳了宝宝，每天早晨睡醒第一件事儿，就是带宝宝下楼。宝宝会揣摩主人的脾气。父亲脾气温和，下楼的时候，宝宝就伸着两个前爪让父亲抱着下楼。母亲脾气不好，赶上母亲去遛他的时候，它就乖乖地自己跑下楼。


平常我们不回家，只有父母和外甥女一起生活。外甥女上学一走就一天，宝宝成了两位老人忠实的伴侣。每天跟在父母身后，看着他们做饭、收拾屋子，陪着他们吃饭。他们看电视的时候，宝宝也蹲在沙发上，瞪着眼睛看电视。父母对宝宝挺照顾，每次播《动物世界》的时候都不换台，让宝宝也看看它喜欢的节目。其实这只是人的想法，谁知道宝宝是不是喜欢看那些动物呢。


每天晚上外甥女快要放学的时候，宝宝就趴在门口，等着外甥女回来。外甥女写作业的时候，宝宝就蹲在一旁静静地看着。有一次宝宝淘气，乱动外甥女的毛绒玩具，外甥女用布娃娃打了它一顿。


宝宝记仇了，等外甥女上学之后，便在她的床上撒尿。母亲要教训它，父亲心疼宝宝，拦着不让，两个人还吵了一架。大人管孩子，也总因为意见不同而拌嘴，看来宝宝已经成为了他们的孩子。


母亲身体不好，住了一个月的医院。这些天宝宝闷闷不乐，整天趴着门口儿等着母亲回来。母亲出院那天，刚进楼道，宝宝就听出了声音，兴奋地狂叫。母亲躺到了自己的老位子——客厅的沙发上，宝宝又开始在屋里跑来跑去，家中立刻恢复了生气。


逢年过节的时候，我应酬多，基本上没时间陪老人吃饭，陪他们吃饭的就是宝宝和外甥女。父亲会专门儿给宝宝买点儿腔骨、鸡肝儿，炖烂了给它吃。母亲说了，“咱过节它也得过节，也让它高兴高兴。”


宝宝陪了父母将近十年，慢慢地我们发现，它已经老了。先是下楼很费劲，再也不是一溜烟跑下去了，而是一步一步往下爬。后来宝宝不在自己的狗窝里睡觉了，每天晚上都来到父亲的床前，不停地走来走去，直到天明。


可以看得出来，它挺痛苦。父母用小三轮车拉着它去了宠物医院，大夫说是腰椎骨刺。父母每天带着宝宝去输液，他们自己看病的时候，从不舍得买自费药。可是给宝宝看病，一回就好几百，他们毫不犹豫。


后来宝宝又得了子宫肌瘤，动了手术。再后来得了心脏病，医生说活不了多久啦。每天父母抱着它下去大小便，它解完手就缠着父母要回家，也不跟楼下的狗玩儿啦。回家之后整天在狗窝趴着，一动不动。只有你叫它的时候，它才会艰难地起身，慢慢地踱到你跟前。


有一天，能明显地感觉宝宝要不行了，父母赶紧带着它来到宠物医院。医生说要全麻手术，但是很可能醒不过来。父母赶紧问，“要是不做手术，能活几天？”“活不过今天。”二人异口同声地说，“做。”


宝宝没醒过来。


父母和外甥女给它穿上过年的时候才穿的红色小衣服，守着她哭了很长时间。这十几年，它比我陪伴父母的时间要长得多，父母对它的感情很深。


那时候正是腊月，父母和外甥女，顶着凛冽的西北风，把宝宝葬在了社区的小花园。


后来父母出去散步，街坊们会问，“宝宝呢？”


“死啦。”父母告诉大家。


再后来母亲也去世了。墓碑上需要印上母亲的遗照，我让父亲和外甥女选一张。第二天我去家中取照片，他们递给我的，是一张母亲搂着宝宝的合影。


现在，母亲和宝宝的合影就印在母亲的墓碑上，让宝宝永远地陪着她老人家吧。


我收留了宝宝，给了它一个温暖的家。而宝宝呢，陪伴我父母度过了那么些年快乐的时光，这是它对我的报答，它在替我尽一份孝心。


仅此一文，感谢宝宝。

4.一车一世界


童年的车世界


我乘坐过的第一辆车，是童年时的竹车，下面是木板的底，装四个轱辘。四周用一寸宽的竹板钉制成栅栏做拦挡，跟孩子的身高差不多，孩子在里面可坐可站。


大人推着车来到胡同口儿，把车往不碍事儿的地方一停，就可以张家长、李家短地讨论胡同大事了。反正孩子在车里也出不来，哭喊的时候过去抚摸两下，接着聊。


这辆车是从邻居手里买的N手车。等我长大点儿，能满地跑了，又把这辆车卖给新添小孩的邻居。这辆竹车就这样在胡同里传来传去，养大了好几个孩子。


那时候的人穷，给孩子穿的衣服、用的玩具都买不起新的，一般都用别的孩子剩下的。为了掩饰自己的尴尬，还编出个说法来，“孩子穿百家衣，好养活。”


我想买的第一辆车，是小孩骑的三个轱辘的童车。比现在孩子骑的小车简单得多，就是用铁管焊个架子，装三个轱辘而已。但在那个年代，那就是富二代使用的奢饰品，给我羡慕得了不得。


我无数次地跟父亲要求：“我想买个小自行车。”父亲给我的回答总是，“现在咱们家困难，等不困难了就给你买。”现在想起来，父亲真不应该把家境告诉孩子，让孩子跟着大人着急。这时候完全可以编个别的谎话，比如“买车要票儿”之类的，搪塞过去。


邻居孩子有辆这样的车，我就总跟他套近乎，为的就是蹭他那辆车骑几圈儿。


我拥有的第一辆玩具小车叫“鸭子车”，长度不到一尺，前面是个木头板儿做的鸭子脑袋。用绳子拉着在地上跑，车子一动鸭子脑袋就会左右摇摆。车的底板下面有个弹簧，发出“嘎嘎”的叫声，听起来有点儿像鸭子叫。


虽然这辆车是亲戚家孩子玩儿剩下的，但是我也如获至宝。每天在车上拉半块砖头，或者装一把沙土，在胡同里搞起了运输，忙得不亦乐乎。


中午胡同里很安静，老人们都在睡午觉，只有我那鸭子车“嘎嘎”的叫声在胡同里回荡，搅得人们睡不着。


爹妈都上班了，邻居奶奶负责照看我。邻居们就到奶奶那儿去告状，说我影响大家休息。奶奶给我规定，每天中午不能玩儿鸭子车。这下儿我可伤心了，“哇哇”地哭。奶奶也觉着我挺可怜，就这么个玩具还不让玩儿，于是又给我找了辆没声响、不扰民的车玩儿。


那是奶奶的老伴儿托单位的木匠做的一辆小车，一米多长，四个轱辘加一块儿木板儿。他们家没有自行车，用它运点儿菜呀、煤呀。每天中午大人们睡觉的时候，那辆车成了我的玩具，我坐在上面，用两根儿“火筷子”（捅煤火的铁钎子）在地上划着，驶来驶去。


胡同里其他小孩看着新鲜，都要坐我的车。我捡了个破烟盒，撕成一张一张的小纸条，发给孩子们当车票。孩子们凭着车票，可以上车蹲在我后头，让我带着在胡同里转悠一圈儿。这下儿我在孩子们当中的人气指数飙升，孩子们都拍我马屁，为的是得到几张“车票”。这辆车肯定没有游乐场的过山车好玩儿，但是他带给孩子们的快乐，绝不亚于过山车。


这时候正赶上毛主席去世，胡同里的人们都在默默地哀悼，能听到的只有收音机里播放的哀乐的声音和念讣告的声音。这时候我还划着小车在胡同里跑来跑去，跟沉痛的气氛很不相符。奶奶怕我这么做给家里大人找事儿，就把小车收起来，不让我玩儿了。我也开始和大人们一起，戴个黑箍怀念伟大领袖。


奶奶家住在胡同把口儿，紧邻一条小马路。院门口有块一米长、半米宽、一尺高的大石头，我总坐在石头上看来来往往的车辆。那块石头在某天半夜不翼而飞，奶奶说是偷走做墓碑了，不知道是在诅咒那个小偷，还是她真那么认为。


那条街道是连接城乡的要道，总有马车经过。年轻的车把式站在车上，一手攥着缰绳，一手把鞭子在空中一甩，声音清脆。马昂首挺胸，跑得飞快。车子在路上颠来颠去，车把式稳稳地站在车上，身子不摇不晃，卖的就是这门功夫。


中年壮汉赶车，喜欢跟牲口并排步行，大步流星，绝不落队，连口粗气也不喘。奶奶家旁边是个小铺，买散酒。有几个粗瓷制作的小碗儿，专给车把式预备的。他们经过门口，让马车接着前行，跑进小铺，掏出早已经准备好的两毛多钱，让谭爷爷给打二两酒，仰脖一饮而尽，转身出去追赶马车了。


只有岁数大的车把式在车前边坐着，两只脚在空中耷拉着。马车走得不紧不慢，他们抽着旱烟，悠然自得。


奶奶的弟弟我叫舅爷爷，是净土寺大队的车把式。他会把车停在院门口儿，进屋喝碗水。舅爷爷为人爽快厚道，身子骨健壮，说话声音洪亮，典型的京郊农民。


要是赶上“老头队”经过，那可就热闹啦。


“老头队”是一只三轮车队伍，平均年龄也就在五十岁左右。现在五十多岁了还能叫“大男孩”，那个年代就是老头儿了。


他们当中有些人到退休年龄，退休在家又闲不住，所以出来卖力气挣钱。有的是想个办法提前退休，就为拿着退休金，出来再多挣一份工资。


这些人中大部分孩子已经出去了，抱着连玩儿带挣钱的态度，所以干起活来心情不错。三轮车上载着重重的货物，他们屁股离座，奋力蹬车，不能掉队。让人家说体力不行，那还不如不干这活儿那，太丢人。


蹬空车的时候，队伍飞快地从马路上划过，谁也不能掉队。心情好或者喝了酒的时候，他们还会来个车技表演，一个后轮腾空，斜着骑。兴致来了还会大吼一声，马路边那些修车的、打牌的、喝茶的北京爷们，也高喊一声作为回应，仿佛对暗号儿。


别瞧这些人岁数挺大，但是一般的小伙子也不敢招惹他们，用北京话说，他们属于“老炮儿”，见过些阵仗的，跟他们动手不见得占便宜。


奶奶家门前的马路上，隔一段时间会有一辆公交车经过。那是十六路，从动物园到北太平庄的。是老式汽车，前面带个大鼻子。售票员没有座位，左手拿个票夹子，脖子上挂个书包装零钱，在门口儿站着。


售票员在前门儿站着的时候，先检查一下儿前门将要下车的人的车票。等车子到站一停，赶紧下车跑到后门口儿堵着，检查后门下车乘客的车票。每天就这么前门儿、后门儿两头儿跑，真挺累的。


学龄前的我，经常在每天晚上五点多钟的下班时间，坐在门口儿的大石头上，看着公共汽车缓慢地驶过，听着车里售票员肉嗓子的报站声音，看着坐着和站着的乘客，脑子幻想着，什么时候我也能拥有一张月票，神气地坐着公交车上下班。


我那时候绝对不会想到，现在我出门儿坐私家汽车，而且也不需要上下班了。


2000年左右我到中朝边境演出，在鸭绿江对面的朝鲜公路上，又看到了那种大鼻子的公共汽车，我仿佛又回到了童年。

自行车王国


在七八十年代，未婚青年男子要是准备好了“三转一按”，保准有一堆姑娘在后边追着你，拿苍蝇拍都轰不走。


何谓“三转一按”？“三转”者，自行车、手表、缝纫机也；“一按”者，照相机也。飞鸽、凤凰是两大自行车名牌，相当于现在汽车中的奔驰、宝马，不过在当时光有钱你不一定能买的着，还得有票儿。


新车买回去先得加装保护措施，大梁跟车把缠上塑料胶带，脚蹬子跟座子套上橡胶套儿，就连铃铛盖儿都得弄个铁卡子给固定好了，因为专门有人偷那玩意儿。其实偷回去也没用，那年头孩子实在没得玩儿，只能搞点儿恶作剧寻求刺激。


前一阵北京奥运村地下通道飙车案件影响挺大，我们小时候的富二代也飙车，不过飚的都是自行车。几个半大小子骑着自行车，脖子上挎着军挎（一种军绿色书包），从马路上呼啸而过，是再潇洒不过的事情。


有时候军挎里面装得不是书本，而是板儿砖。骑车找到仇家，把车子往路边一扔，掏出板砖扔过去，直打得仇家满脸是血，倒地不起。然后快速扶起自行车，飞身上车离去，自行车就好比关公的赤兔马。


我从五六岁就骑父母的自行车。那车的后支架支好后，后轱辘是腾空的，我坐在座子上，欠着脚尖蹬得车轮飞转，车子还一动不动。


大概在八九岁，我就能骑自行车在胡同里窜了。那时候腿短，只能把一条腿从大梁下面掏过去，蹲着骑。所以骑不了直线，基本上是原地转圈儿。


我高中考上了区重点，离家比较远，家里把妈妈那辆旧车给了我，供我上下学用。离学校不远有个修车摊儿，修车师傅五十多岁，又矮又瘦，听口音好像是南方人。我的车胎扎了就在他那儿补，补一次五毛钱。他挺会做生意，对学生很关照。


后来发现问题了，班上骑自行车的同学总在学校门口儿扎胎。大家在路边寻找，找到了不少图钉儿。我们终于明白了，这是修车师傅布下的陷阱。


同学们找到修车师傅吵了一架，他死活不承认钉子是他撒的。不过从那儿之后，我们的车子很少被扎了。


那时候偷自行车的挺多，车子放在楼下不放心，家里地方小又没处搁，人们只能把车子搬到楼道里。早晨起来经常发现气门芯儿被人拔了，因为搁楼道里碍事儿。


中学时期我已经开始说相声了，经常跟随着草台班子到郊区演出。只要车程在四个小时以内，我都是骑车去。顶多出去百十来里地，但在当时感觉已经很新鲜了。


我曾经骑车沿着朝阳路到过通州。通州的饭馆儿还是绿色木头门窗，我们小时候见过的样子，感觉很亲切。饭馆的饺子用四方铁盘子上，量大味道香，我现在想起来还流口水。


我还骑车到过门头沟。骑行在山间公路上，望着两旁的青山，仿佛到了世外桃源。城子水库水面开阔，让人心旷神怡。三家店还都是老旧的平房，青砖黑瓦，屋舍俨然，感觉那里的人生活得安详、自在。


我还骑车到过玉泉山。骑行在山下窄小的公路上，迎着夕阳，顶着凉风，忽然想起一句小令——“古道西风瘦马，夕阳西下，断肠人在天涯”。为啥断肠呢？因为那时候想说相声，又找不到文艺团体接收。


那时候自行车不但可以用来代步，还可以拿来赚钱。不少农村人进城做生意，卖点儿老家的土特产，都是用自行车带货。车后头挎两个铁筐，里面装着白薯、老玉米、鸡鸭什么的，从河北过来，少说要骑一百里地。还得带几百斤货，没个好体力真的不行。


他们的自行车外观很破旧，车架子的油漆早就掉了，全是铁锈。但是焊得非常结实，因为得驮重物，要是坏在半道儿就麻烦了。


我见过一个卖货的农民，自行车轱辘的挡板都没了，跟跑车似的。他那车也没有车闸，遇上警察拦他，便用鞋底子蹭车轱辘停车。他穿得是拖鞋，这一蹭飞出去老远。警察来一句，“快把你那闸皮捡回来。”


现在人体质为什么不如过去人呀？过去人骑自行车上下班，是有氧运动。现在的人都挤公交、地铁上下班，都快给挤散架了。


当然了，现在的人骑自行车上下班也得不到锻炼，因为汽车尾气让你受不了。

的哥


第一次见到出租车是在四五岁的时候。同院邻居病愈出院，从医院叫了辆出租车送到院子门口。车子是黑色的，窗户上有纱帘儿。妈妈跟着去接病人，感觉她从车上下来的时候很帅。下车之后妈妈还跟司机要票，司机从票夹子上扯下来两张交给她。


1994年从部队复员之后，手头宽裕了些，偶尔奢侈一把，也会打车。坐在出租车里那感受，真没坐公交舒服。眼睛紧紧地盯着计价器，每蹦一个字心头就缩紧一些。脑子里飞速运转，盘算司机是不是给自己绕路了。赶上堵车，车不动计价器动，那更是追悔莫及，恨自己为什么不坐公交。


后来有了黄色“面的”，大大方便了北京市民。十公里之内十块钱，堵车不蹦字儿，确实挺便宜。超过十公里就不是一块钱一公里了，好像变成了一公里一块六。所以我那时候打面的，眼看着表蹦到九点九公里了，交钱下车，再换一辆。


有一回下了车，又打了一辆面的，上车之后愣住了，还是刚才那个司机。刚才我下车之后，他开到前面掉了个头，又开回来了。我们两个人心照不宣，都明白怎么回事儿，当时我那叫一个尴尬，这一路一句话都没说，到地方赶紧交钱逃走。


没过几年，“面的”就停运了，说是影响首都的形象。用奔驰、宝马当出租车不影响形象，一公里不得要五块钱？谁坐得起呀！


北京跟上海的风土人情有很大的差异，这点从“的哥”身上就能体现出来，要不管“的哥”叫“都市名片”那。上海的“的哥”彬彬有礼，北京的“的哥”热情爽快。当然了，哪儿都有不合格的“的哥”。


有一回我到上海打车，说出要去的地名，司机连看都不看我一眼，开车就走。到了地方给钱下车，他还是没抬眼皮，让人感觉很冷漠。其实人家做得也没错儿，把客人送到地方就行了，说那么多话干吗呀？客人兴许嫌烦呢。


北京也有个别“的哥”，号称“京都神侃”，甭管客人爱听不爱听，自顾自地说起来没完。赶上那一肚子牢骚的司机，你坐他车还得听他骂街，虽说没骂您，听着也别扭呀。


我还遇上过一个爱抬杠的司机。上车之后我们俩也不知怎么就聊到了摔跤，我跟北京摔跤界的人也挺熟，就跟他提了几个人。我说一个，这“的哥”骂一个，“他算什么呀？跟我哥们儿比差远了。”


说得我这脸上实在挂不住了，我当时身体还算强壮，也学过那么两下儿，初生牛犊不怕虎，跟司机说，“你拉我找您那哥们儿，我跟他比划比划去。”估计司机就不认识摔跤的，跟我说了，“我还得拉活那，没工夫。”我说：“车钱我照付！”


这哥们傻眼了，想求我下车吧，又抹不开面子。开车带着我四九城的兜圈子，找会摔跤的人。我那时候也没什么正经事儿，就跟着他满北京城跑。后来他上了京通高速，一边开车一边假装打电话，意思是让那边多准备几个人，好好教训教训我。我已经看出来了，他这是吓唬我那，我根本不搭理他。


这哥们儿开车带我进了一个空院子，他说进屋去找人，把我一个人留在车上。估计他是想给我机会让我逃跑，我铁了心了，今天就要较这个劲，就算挨顿揍也不跑。过了十分钟那哥们儿从屋里出来了。我弄明白了，那是他们出租公司，他进去求援，没人帮他。


他又开车拉我回了城里。这回他用上了苦肉计，用话激我，想让我动手打他。我才不干那傻事呢，打他我就违法了。车走到长安街上，警察把我们给拦住了。原来他实在不知道怎么对付我了，偷着用车上的报警装备报了警。


警察把我请下车，这场持久战才算结束。人家警察了解完情况，也没让我给车钱，还帮我拦了辆车。那哥们儿只能认倒霉，两百多块的活儿白拉。


有句老话儿叫“顺情说好话”，这绝不是教人油滑。该较真儿的地方一定要较真儿，但是像我跟那出租司机似的，谁也不认识谁，因为挨不着的事儿抬杠，就太没有必要了。


如果我们俩人说话的时候都注意对方的感受，“的哥”不至于一下午一分钱没挣着，我也不至于几个小时窝在出租车里度过。


这叫什么呀？就叫吃饱了撑的。


也搭着那时候年轻气盛。现在遇到态度不好的的哥，我才不跟他计较呢，真动手也打不过人家呀！现在混得脸熟了，很多司机都能认出我来，聊得跟一家人似的。


有一回打车还碰到个快板儿爱好者，车上放着竹板儿，等活儿的时候就拿出来打两下儿。我抄起竹板给他示范开了，马路上所有司机的目光都聚集到我们这辆车上，因为快板儿声传出好远。

第五章　四十不惑


我没事儿喜欢去寺院待两天。跟师父聊聊天儿，早晚听听诵经的声音，心情格外的宁静……我喜欢禅宗的思想。不执着于有，也不执着于没有，世间一切都是空的，包括自己的肉体。


1.打架丛谈


我所说的打架，不光指舞刀弄棍和拳脚相加，也包括破口大骂和冷嘲热讽。如此说来，世界上所有正常的成年人，都应该打过架。就连刚会说话的孩子，也会用含糊不清的话语，跟小伙伴或者看管他的大人争吵一番。


如此说来，打架是人受到不公正待遇时的一种本能反应。一辈子没跟人打过架的人，要不就是道行太深，要不就是活得太压抑。


骂架


现在我们经常在街上见到的打架，确切地说应该叫骂架。前两天我开车去房山拜佛，我的经纪人兼司机三儿是个慢性子，开车比较稳当。后面一辆车嫌挡了道，冲到前面把我们别住，摇下车窗骂架。司机是个三十多岁的妇女，女性只要破了“骂戒”，骂得比男性花哨。动词、名词、形容词、感叹词……变着样儿地用，东北脏话、广东脏话、北京脏话，偶尔还来句“发克油”，仔细一琢磨才明白，是美国脏话。


经纪人毕竟年轻，想下车理论，被我拦住。她正愁找不着对手呢，你下车那不是中了她的诡计吗？你跟一个女的对骂，走路的都得笑话你没出息，而且你那词汇不见得有她丰富。我倒是兴许能骂得过她，但是我敢下车吗？回头让好事者把视频传到网上，给我封杀了，我拍过的那部电视剧的老板不得急哭喽？为了不伤害这些无辜的人，我还是忍了吧。


阿弥陀佛。善哉善哉！


女子终于骂累了，一脚油门儿走了。我看三儿心情低落，开始给他进行心理疗伤，“她骂那么半天，伤神耗气，血压升高，兴许回去就半身不遂了。她说咱们那动词，真实施了吗？没有吧！她说咱们那些形容词，形容得准确吗？不准！论骂架她就是个外行，骂架应该直指命穴，直接从我的光头下手，那才有伤害力呢。”


其实人家那位女士不见得没看见我的光头，人家骂起光头来，也有好多词儿呢。但是人家严守骂架的规律，“打人不打脸，骂人不揭短。”谁身上都有短处，谁家都有隐私，骂架就是表示一下儿态度，鄙视对方，看不起你，也就行了。真伤害到对方心灵，造成武力冲突，那就属于违规行为了。


骂架还有个原则，就是找身体状况中等的骂。身强力壮、血气方刚的别骂，兴许挨顿揍。身体虚弱的别骂，血压上来晕倒在地，容易惹麻烦。前两天就听说过这么件事儿，有位六十岁的保安跟一位女司机发生了纠纷，女司机大骂老保安，老保安当场倒地身亡。也许骂死人不负刑事责任，但是舆论和内心的谴责，你受得了吗？


还有个保安，跟一个女业主发生了纠纷，骂出了女业主的短处——“破鞋”。破鞋是北方一句俗语，是对比较放荡的女性的蔑称。这女子这方面真的不检点，本以为谁都不知道，每天还冠冕堂皇地出入小区那。今天一听，连小区保安都知道了？那自己这光辉业绩应该妇孺皆知了。越想越惭愧，吃安眠药自杀了。前后来了七八个男的揍那保安，都是给心上人报仇的。这些事都是前车之鉴，望骂架者引以为戒。骂架虽然不文明，但是比打架人性，也更有策略，类似武林中的隔空伤人之类的上乘功法，给对方留下的是内伤，而不是肉体伤害，这样自己就免受牢狱之灾和金钱损失。不值得提倡，但是也难杜绝。不让骂架了，有气儿没地方撒，直接动手，那不是更麻烦嘛。

说架


见过骂架的，见过打架的，您见过说架的吗？我见过！话说十七八年前，我到浙江东阳演出。演出结束到夜市喝酒，旁边站着两个人，低声细语地对话。先开始以为好友聊天，后来俩人越聊越激烈。这才知道，甲乙二人谁也不认识谁，因为吃饭抢占好座位发生冲突，正在说架。


甲：你要是不把这张桌子让给我，我肯定要让你住院的。


乙：你要是再不走开，你后半辈子都要坐轮椅的。


甲：吹牛吧！看见我的肌肉了吧？（展示股二头肌）


乙：光有肌肉管什么用？我灵活，你打不到我！（跳跃一下）


甲：我还用亲手打你吗？我有枪的。


乙：枪才有多大杀伤力？我有手雷。


……


两个人心平气和，慢条斯理地说着真刀真枪玩儿命的事儿，一直说到了生化武器和国际雇佣军。两小时之后我们都喝完酒了，俩人还在那儿说呢。我哥们儿刘驰，中国杂技团的，实在忍不住了，过去问二人，“你们什么时候打呀？”甲轻蔑地看他一眼，“打架是野蛮人做的事情。”乙随声附和，“对，我们才不办那种傻事那！”敢情俩人在过嘴瘾呢！


说架比骂架还高一个境界，不但解了气，而且不伤感情。

太极架


这个太极架不是用太极拳打架，那不叫打架，叫比武。我说的太极架是两个人不会太极拳，但是打架那速度跟太极拳似的。


我在石景山鲁谷住过一段时间，有一回小区门口儿发生了一次冲突，我的楼下正是小区大门，看个正着。某男骑自行车带着孩子在前边走，嫌后面汽车司机按了喇叭，俩人先是理论（挺文明，没带脏字儿，只是摆事实、讲道理）继而发生肢体冲突。二人都会点儿功夫，可不是西洋拳击，也不是中国散打，而是太极推手，推来推去。一方把另一方推得倒退十几米，另一方又给推回来，把这方推到场地中央，好像谁出了场地谁犯规似的。


双方亲属都在场，虽然二人打得不激烈，但是亲人们劝得都很激烈，连哭带喊的，生怕自己的亲人把对方打死。亲人们往两边拉二人，二人为了不被分开，开始互相撕扯。由太极推手，演变成了慢镜头的摔跤。最后俩人挤到墙角，一方用胳膊夹住另一方的脖子，开始静止。看热闹的已经把大门堵死了，后面汽车喇叭声响成一片，但是俩人就在墙角挤着。


最后被夹住脖子的那方大喊，“我要解手。”另一方怕弄一身屎，这才放手。二人相约，对抗赛暂时告一段落，明天上午十点三十分，准时开赛。不到者视为自动放弃比赛，另一方获胜。

真架


这种架上来就打，速战速决。七八年前，我在兰州一家串儿吧吃羊肉串，吃着吃着感觉不对劲，回头一瞧，已经倒下一位了，身上插着刀。没有骂架的前奏，也没有太极架的僵持。从那一刻我彻底了解到，西北民风彪悍。人家打架之前不骂街，令人防不胜防啊！


现在大城市发生真架的可能性不大，到处都是摄像头，打完人也跑不掉。打死人得偿命，打伤人得赔钱，一般老百姓觉着不划算。村镇里的人法制观念淡薄，打起架来真是不顾后果。


在十八九岁的时候，我跟相声搭档付强上外地演出，长途车上跟人发生冲突，从车上扭到车下。对方拔腿就跑，这下儿我们来精神了，紧追不舍，一直追到村里。村里有一家人正在盖房，跑的人一声大喊，“北京人欺负咱们。”一帮人抡着镐头、铁锨向我们冲来，吓得我俩扭头就跑。幸亏长途车司机救命，一直等着我们，让我俩上了车，开着车一溜烟儿跑了。这要是落到他们手里，必死无疑。


后来到了部队业余宣传队，到某山沟演出。路边摆着个高倍望远镜，看一次一块钱。有个好事的女孩看了一下儿，什么都没看见，对方非说“看一个景点一块钱，山上一共十个景点，”要收十块钱。当兵的一个月津贴三四十块钱，一下儿让人蒙走十块，不甘心。由争执到群殴，路边一共有十几个做生意的，人家根本不怕穿军装的，下死手打，还有人回村喊来了大部队。我们这帮人都是文艺兵，不是野战部队，不敢恋战，逃上汽车。汽车关键时刻掉链子，打不着火，大伙又下车接着逃命。最后逃进了派出所，总算躲过一劫，不过还是乖乖给了人家十块钱。


军民鱼水情，我们这帮鱼让水给打了。这还不算新鲜，有一回两拨鱼打起来了。还是部队演出队发生的事儿，我们到某军区大院演出，跟连队的业余演员同台。我们宣传队的队长认为自己是专业的，以专业演员的标准要求人家那帮战士。真给人家说急了，我们演完从剧场出来，发现那些战士都在门口儿等着那。大家感觉不对，刚要转身回剧场，已经来不及了，两拨穿军装的打起来了。其实根本不是打架，而是我们被动挨打。人家八十多人，我们二十人，还有十个女的。人家是警卫部队，天天练擒拿格斗，我们练的是唱歌跳舞。现场惨不忍睹，追得我们这帮人满院子跑，跟农村逮鸡似的。有个军级领导出来制止，穿的是便服。一个战士不知道他是谁，上去就是一个嘴巴。打军级领导，那还了得？调查了很长时间，也没查出是谁。现场都顾着打架那，谁也没看清呀！


那战士在复员前的欢送宴会上，酒后跟大伙说，“我当兵最光荣的事情，就是抽了军长一个大嘴巴。”这事儿传到那位领导耳朵里，领导急了，“不应该让他复员呀，这种胆量，打起仗来肯定是个好兵！”


还有一次跟随草台班子到某小县城演出。我们虽然没什么名气，那也是北京的演员呀，节目安排在最后，去的也晚。北京去的，得端着点儿架子呀。那时候也没车接，刚溜达到剧场门口儿，就被一帮人按住，拳脚相加。我赶紧跟人家解释，“我是演员。”“打的就是演员！”敢情草台班子的人惹了祸，人家在门口儿等着呢！

劝架


北京人最好热闹，只要打架，就有看架的。在街上发生点儿小摩擦，本来俩人不想打，看热闹的在旁边煽风点火，有支持甲方的，有支持乙方的。双方迫于拉拉队的压力，不能给自己的支持者栽面儿呀，不得不拳脚相加。甚至看热闹的双方因为争论过于激烈，也动起手来啦。发生摩擦那俩人都回家了，这帮看热闹的还打呢。


看见有人打架，大家最好能帮着劝劝，避免流血事件。不过劝架也要注意，打群架你最好躲得远远的，免得被其中一方误认为是对手，挨冤枉揍。遇见群架最好报警，让警察来劝。警察穿着制服那，不至于被误伤。


警察要是没穿警服，劝架就要谨慎了。我有个朋友是位警官，上自由市场买肉，看见两个商贩打架，义正词严地批评人家，结果后背挨了一钩子（钩肉用的）。他忘了自己没穿警服了，也没跟人家亮明身份，人家还不算袭警。您说冤不冤？

2.借钱


估计很多人都遭遇过借钱这种事，其差别在于数目有大小矣。我的感觉是，朋友之间，什么时候一方吐露出“借钱”二字，这朋友的缘分也就差不多了。不借给他心里是个结，借了总惦记对方什么时候还。想催着要不好意思，不催心里又怨恨。百爪挠心，千头万绪，卧之不安，食之无味，别有滋味在心头。


儿时父辈之间也有借钱之事发生，但是很少尴尬。被借一方只要有闲钱，大多乐意帮忙。那时候人们不富裕，每家收入不多，都是量入而出，挣多少钱过多少钱的日子。全靠家庭主妇精打细算，每月工资下来，买多少油、多少盐都有严格的预算，一般不会花亏了。真要借钱，那就是真过不去这个坎儿了，比如父母有病住院了，孩子考大学了。那时候的人讲信誉，借钱的时候就想好了还钱的计划，每个月从牙缝里剩，到日子总把钱还上。


现在的人就不是那么回事儿了，借出去那钱真有可能打水漂呀！过去的人很少搬家、换工作，一个胡同的人、一个单位的人要在一起相处几十年。欠钱不还，身边的人都会看不起你，后半辈子就抬不起头来，所以那时候的人们必须讲信誉。


现在那，城市那么大，人也比原来多出多少倍。而且可以天南地北地跑，上哪儿都能混口饭吃。实在不行人家出国了，你能追到国外要账去吗？


为了社会和谐，我认为应该禁止民间借贷。成立个合法的借钱机构，谁有困难就上那儿借去。有法律管着呢，到时候不还钱扣房子扣车。要是什么抵押都拿不出来，那就不借给他。当然了，他要真有急事咱也不能见死不救，可以给他捐款呀。


零打碎敲


有这么一种人，跟人借钱时不会狮子大张口，动不动就上万。三十五十，一百二百，不分时间，不拘场合，随时随地开口，令人防不胜防，想不出拒绝的理由。


半路偶遇，“方哥，正好儿遇见您，我忘带钱包了，借我一百块钱打车。”你能说什么？我也没带？哪儿那么巧呀！乖乖掏钱吧。临走给您撂下一句，“明天就还你。”第二天您好意思上人家里要去嘛，“你昨天欠我一百块钱，该还我了。”这也太不开眼了。下回在某个场合相遇了，人家跟您谈笑风生，借钱这事儿好像根本没发生过。您看人家这么坦然，好像觉着自己有点儿龌龊似的，总惦记那一百块钱。您看人家多具大家风范，根本没把那一百块钱放在心上，早就忘了。


人家可不只跟您一个人儿借，到处撒网，网网有鱼。跟张三借二百，跟李四借一百，积少成多，集腋成裘，一个月下来也不少那。工资留着买大件东西用，平常基本靠借钱过日子。也有那不开眼的账主儿，非追着人家要那点儿钱，人家把钱扔给你，再甩出一句不冷不热的话，“这点儿钱我都忘了。”结果难堪的是要账那位。

欲擒故纵


还有一种借钱的方法，分几步进行，数目一回比一回大，层层深入，诱你上钩。先跟你借个三千五千的，你一想，也不算太多，即便真不还了损失也不算惨重，别因为这点儿钱耽误交情，就借给他了。人家真讲信用，说好了一个月还，半个月就把钱送来了，弄得你心里直忏悔，当初的担心太多余了，真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。


过两天又找你来了，“又缺钱了，跟别人借吧，关系不到，还让人多心。您最了解我呀，知道我不是借钱不还的人，所以还得找您。不多，一万。”您一想，人家没把自己当外人，咱关键时刻也别掉链子呀，乖乖掏钱吧。


说好俩月还，又是一个月还给您的。这回还多给您五百，“这算利息。”您哪好意思要呀，人家跟打架似的，死活往您兜里塞，您只能接受。事情过去之后埋怨自己，“我办的这叫什么事儿呀，跟黄世仁似的，放上高利贷了。”


第三次找您借钱，可就是个大数儿了。人家说好了，不白用您这钱，比银行利息高。打过两回交道了，您绝对不怀疑对方的人品，又得人缘儿又赚利息，何乐而不为呢？乖乖把钱拿给人家。


这回跟前两回可不一样了，说好了三个月还，一个半月的时候没见动静，三个月的时候不见人影儿。打个电话吧，不好意思提钱的事儿，你不提人家也不提，“最近怎么样……那什么我也挺好的……没什么事儿……您忙那……回头再聊。”没提钱的事儿就挂了。你还安慰自己那，“人家可能遇上点儿难处，咱别催得太紧。”


过了半年还没信儿，这回真坐不住了。“兄弟，那钱什么时候还呀？”对方不高兴了，“不就那点儿钱嘛，您着什么急呀？”“你不是说好了三个月……”“多一天给您一天的利息，又不跟您白借。”弄您一个大红脸。


这回甭说利息了，连本儿都回不来。

道貌岸然


还有种人，在社会上有一定的地位，家大业大，从哪方面看都不像借钱不还的人。跟你借钱的时候明告诉你，根本不缺钱，但是钱都投资了，上外国买海岛了。所以手头儿空了，跟你借五万零花儿。您一听人家这派头，借五万零花儿！您用脚趾头想，都没想到过这个人能借钱不还。您甚至想啊，他跟我借钱是看得起我，以后少不了求人家帮忙啊！屁颠儿屁颠儿地给人家打钱。


一年过去了，钱还没信儿。催催吧，人家告诉您了，“抱歉抱歉，这两天参加一个会，忙着准备发言稿，明天给你。”又过去一个月，再催，“出国考察那，后天回国，回去就还你。”人家日理万机，您这点儿钱已经耽误人家处理世界大事了。


以这种人的身份，最后绝对不会不还你，但是绝对不会那么痛快。今天三千，明天一万，跟前列腺不好似的，一点儿一点儿往出滴答。虽然最后钱一分不少，但是你为这事损失的脑细胞没人还你呀。


这种人还真不是赖账的人，但是排场铺得太大，手头难免拮据。不像您所想象的，身上有花不完的钱。

先赔后赚


这也是一种借钱的方法，就跟钓鱼一样，想钓大鱼，先得准备诱饵。我在酒桌上认识个朋友段总，人很仗义，动不动就请大伙吃饭，请大伙洗澡，请大伙唱歌。请得我都不好意思了，说掏钱结账吧，人家死活不让。这种活动持续了一年多，现在分析起来，段总是想放长线，钓大鱼。


大鱼真的来了。我给黑龙江《本山快乐营》写剧本挣了几十万，跟段总喝酒吹牛说出了此事。没过两天，段总电话过来了，“账面需要周转，用几十万充一下儿账，几天就还。”我痛痛快快地把血汗钱打给他，结果可想而知。


后来才知道，段总在老家就已经欠了很多钱，为躲债两手空空逃到北京。白手起家，在北京买了房子、车子，还开起了公司，其实都是借钱操办的，已经欠了两百多万外债。我认识一个出租公司的老板，肯定不是傻人吧？被他借走一百多万。演出商张总，被他借走十万。他高就高在，借走你的钱还不上，还不让你恨他，还能跟你坐在一张桌子上吃饭。张总找他要账没要回来，又给了他五百零花儿。


我这钱真是血汗钱呀，顾不得面子了，把他臭骂一顿，逼着他写了欠条。其实形同废纸，他在北京还骗了个媳妇儿，房子已经划到媳妇儿名下了，俩人办了离婚手续。他的车子也被人开走抵债了，名下什么都没有，法院拿他也没辙。这属于民间借贷，也不负法律责任。


后来的几个月，我的主要工作就是追债，听到他在哪儿出现，就过去堵截，让他把身上的钱拿出来还我。后来我找个哥们儿天天跟着他，逼着他到处找钱……


功夫不负有心人，总算让我要回来十几万。后来老段被公安局抓起来判刑十五年，我剩下的账也就泡汤了。


现在有人跟我借钱，我如果借给他，那就是做好了要不回来的准备。跟这个人的交情到了，或者以后用得着这个人，那就算要不回来也不冤。要是借钱这人跟我关系一般，但是看样子他真需要钱，那就采取这种办法，你不是跟我借两万吗？手头就有两千，你拿着花去吧，不用你还。这样能把损失降到最低点。


七八年前，有个小编剧跟我借钱，我就采取这种办法，给了他一千。此后杳无音讯，前两天他打电话要还我这一千块，难道是这么长时间过去了，突然觉着不合适了？


这两天又有好朋友跟我借钱，我这人脸皮薄，不好意思拒绝，就编瞎话说自己在外地呢。现在我一听电话响心里就哆嗦，怕是他问我回来没有。我招谁惹谁了？


所以说以后您遇上借钱的，不想借给他就直接拒绝，省得自己难受。关键问题是，有些时候，“不借”两个字还真说不出口。

3.作秀


秀这个词儿用了没几年，但是使用频率可太高了。打开电视，达人秀、草根秀、大咖秀、喜剧秀……还有我做的节目——脱口秀。


可给明星们忙坏了，台上秀完了台下秀。过去为了宣传自己，常常秀绯闻。现在不行了，秀绯闻有可能遭封杀，那就转型，秀恩爱，俩人手拉手出去逛街，时不时深情对视。还有的忙着求婚秀，就差请专门儿的策划团队了。


有人说了，这是人家的私生活，不是秀。那您可错了，不想暴露给公众的生活才叫私生活呢，这是故意做给粉丝们看的，所以叫秀。多少粉丝因此感动得热泪盈眶，“太幸福了，太投入了。”那您就上当了，兴许那女的背后还傍着大款那，兴许那男的不喜欢女的呢。


所以我奉劝粉丝们，迷明星有个度。您喜欢他的歌，喜欢他的表演，喜欢他的长相和气质，这都可以，但是你用不着喜欢他的做人。因为您也不认识他，不知道他做人究竟怎么样，知人知面都不知心，何况咱不知道那！兴许他还不如您呢。


官场秀


网上曝光了几个贪官，家里金银、现金堆成山，但是十几年了，就穿一身衣服。上下班骑自行车，上饭馆就点一碗面条。对下属和蔼可亲，经常给老百姓解决实际问题。幸亏犯案了，要不然就能给树立成焦裕禄、孔繁森似的典型。


现在老百姓所崇敬的干部里，会不会还有人家里金银成山呢？这可不敢瞎说，说错了遭封杀。但是咱敢说，肯定有一种干部，不像您想象的那么好。


在我们小时候，人们总在称颂着某位领导，穿着打补丁的鞋子，工作餐一菜一汤。但是您忽略了，他一进城就把媳妇儿给休了，跟个女演员结婚了。


话说回来了，就算是贪官，就点一碗面条也比大吃大喝强，对老百姓和蔼可亲也比端着架子、板着面孔好。这种秀还是有益于社会的，不管他出于什么动机。

善心秀


小时候老师总教育我们，做好事要不留名，别人问你叫什么，你得说“我叫红领巾”。但是老师又要求我们写作文《一件好事》，把这事儿给写出来。我一直闹不明白，到底让不让人知道呀？


现在做好事，大可不必跟做贼似的，怕人知道。但是还有一种人，为了让人知道而做好事。当然了，甭管出于什么目的，人家做的也是好事。网上不是有视频嘛，一个时尚美女，看到一个乞丐晕倒了，嘴对嘴做人工呼吸。网友评价，这是当今最美女孩儿。后来又曝光了，说这美女作秀那，就为了炒作自己。


不知道炒作这事儿是真是假，但是嘴对嘴做人工呼吸是真的，我看视频了。当时我就想，多不卫生呀，这乞丐要有传染病怎么办？不能为了表示爱心，就得跟乞丐亲嘴呀。完全可以用手挤压胸部。而且她怎么在实施救助的同时，不打电话叫救护车呀？我还有个非常世俗的想法，她男朋友看见他跟乞丐嘴对嘴，会不高兴吗？


电视上还播过，某某企业家带着车队到灾区慰问，把衣物送到灾民手中。电视报道这种事挺好，多宣传宣传，让更多的人向企业家学习。不过企业家的表演有点儿过，在医院输着液，跟医生说，“快给我拔掉针头，灾区需要我。”当然了，这是小瑕疵，不能抹杀他对灾区的贡献。

赈灾秀
	某地遭灾，我参加了慰问团，到灾区慰问，也秀了一把。先是买了很多玩具，来到小学校。孩子们对于玩具很冷淡，送玩具的来了好几拨儿了，新鲜劲儿早过去了。
	问题是电视台来拍摄了，得播出那。慰问团有老同志，慰问过好几回灾区了，有经验，做起了现场导演。他调动孩子们情绪，指导孩子们做动作，拍出了孩子们看到玩具的激动场面。这哪儿是慰问那，改录节目了。
	老同志还说了，“我们要到最惨烈的地方去。”陪同人员说了，“惨烈的地方已经不通车了。”老同志说了，“不通车我们坐直升飞机，我们不怕危险。”现跟部队申请直升机，还真调来了。大家很兴奋，头一回坐直升机呀！老同志跟大伙说，“我坐过好几回了，我就是为你们。”
	到一线一看，灾情严重。大伙忙着拍视频、留影，把惨烈的情况发到博客上，让全国人民都来慰问。然后到志愿救灾团去采访，到那儿一看，正吵架呢。志愿团的团长总是作秀，不干实事。有一位志愿者干了很多实事，但是因为说了团长的坏话，团长要把他赶出志愿团。几个志愿者觉着这个人很冤枉，哭着要把他留下……闹成一团，比灾民还乱乎。
	老同志掏出本子采访志愿者，志愿者们很配合，争先恐后地讲述自己的经历。慰问团该去下一个景点……不是，下一个受灾地点了。老同志被志愿者围住出不来，我们等了他半个小时。
	该返回驻地，出问题了。管直升飞机的急了，“灾民还运不过来呢，让他们自己走回去！”幸亏有关部门出面儿，要不然我们真得走上三天三夜。

捐款秀


在慈善活动中经常看到，老板们举个大牌子捐款，写着捐款数额，后头好几个零。捐款的每位老板，平常都这么大方吗？还真不一定。这里兴许就有偷税漏税的，有商业竞争不择手段的，有克扣员工工资的。


费这么大劲挣来的钱，一下儿捐出去几百万，他肯定不心甘情愿。为什么还得咬着牙捐呢？首先说，这也是一种广告呀！人们会因此购买他们家的产品，尤其是女士们，很容易不明真相地支持某人，“他们老总净做善事，东西贵咱也买他们的！他们每卖出一块，要拿出一毛三给失学儿童呢。”


还有个目的，破财免灾。把自己的正面形象树立起来，省得工商、税务总盯着自己。就算真查出点儿事儿来，这是已经树立起来的典型了，也不可能轻易就给废了。该保护得保护，不能打自己的脸呀。


我在部队的时候，连队也组织捐款。钱数都有规定，连长捐多少，排长捐多少，小兵儿捐多少。当然了，数目规定出来了，具体捐多少还在你，不强迫。但是大伙的捐款，比规定数额只高不低。有个战士，高出规定钱数的十倍，贴红告示的时候，他的名字在头一位。


但是生活中那，这个人比谁都抠门儿。蹭烟蹭酒，借钱不还。捐款干吗那么大方呀？捐功名，为提干呀！


我参加的捐款活动不多，但是我也有自己的捐款计划。我身边有几位老人，过去都是我吃吃喝喝的朋友。现在有的半身不遂了，有的做生意赔光了，没有经济来源。每年年底，我拿出一部分钱给他们，先紧着熟人帮吧，然后再帮那不认识的。

好人好事秀


小时候老师经常给我们布置任务，“这个周末，每人必须做一件好人好事，回来写作文。”我们那年代的孩子都听老师的话，老师让干什么就干什么。一般不会撒谎，本来没做好事，非跟老师说做了。


怎么办呢？放学不回家，满大街转悠，找好事儿做。上商店打听去，“您这有好事儿吗？”人家嫌孩子添乱，一般都说没有。赶上喜欢小孩儿的，说了“给我们擦擦玻璃吧”。这事儿马上在同学中传开了，某某单位有好事儿，赶快去，去晚了别的同学就把好事做尽了。于是一拨一拨的同学都过去擦玻璃，人家烦了，“都走吧，我们还工作呢。”这帮孩子挺拧，怎么赶都不走，给人家祸害一溜够。


某企业家发愿，我今年要干十八件好事儿。派手下四处联系，什么敬老院呀、孤儿院呀，每周去一家。这挺好，自己的心灵得到洗礼，带着员工去那，对员工也是一种教育，还增加了企业的凝聚力。


但是得注意一条，您干的好事儿，一定是人家需要的。

演出秀


我们在部队宣传队的时候，在剧场演完节目之后，队长说了，“站岗的士兵没有看到演出，我们去慰问他们。”于是来到营门口，也不管人家爱听不爱听，对着站岗的士兵就唱开了。士兵还年轻呢，一个大姑娘对着他唱歌，不适应呀，连眼珠子都不敢动，臊得满脸通红。


周围一帮老乡看热闹，“你瞧，他脸红了嘿！”“还不好意思那！”“瞧他那德行，哈哈哈……”说得小战士想找个地缝钻进去。


队长又说了，“我们去慰问伤病员吧！”大伙可能在黑白电影里看过这种场景，文工团女演员给伤病员唱歌，伤病员激动得热泪盈眶。


我们说相声就不是那种情况了，人家刚做完手术，我们逗人家乐，这一乐伤口撕裂了怎么办？再说了，顾命还顾不过来呢，多可乐的包袱儿，人家也没心思乐呀。


唱歌的也好不到哪儿去，战士岁数都不大，一个人在医院，家里大人没在身边，本来心里就难受。再对着他唱，“你入学的新书包……”这不是让人家更难受嘛。


吃完饭，队长还让我们慰问炊事班的战士。有一回在秦皇岛某部队疗养院，我们给炊事班说相声，那天效果还真不错，战士们笑得前仰后合。我们说得正起劲儿那，厨房来一句，“快干活儿来。”人都跑光了，立马给我们俩晾那儿了。

僧侣秀


作为在家俗人，应该敬重佛、法、僧，绝不能诽谤僧人。但是我说的这种人不是真正的僧人，他把出家念佛当成一种职业，为了吃饭，为了挣钱，为了出名，为了受尊重，甚至为了女信徒的尊重。


京郊某寺主持，平常念佛烧香，给信徒讲经说法。其实呢，又当婊子又立牌坊，私下在网上聊天，勾引女网友，结果事情败露，被逐出寺院。


还有的僧人，念完经之后，背个双肩包下山了。找个公共厕所，换上时尚的便服，看电影、唱卡拉OK去了。


还有的僧人，做法事明码标价，抽签解签多少钱，超度亡灵多少钱，给公司求财多少钱……大量现金流入自己腰包，然后在外买房子置地。


应该把这种僧人逐出寺院，还佛门清净，也让我们这些俗人有个洗涤心灵的场所。

4.吃吃喝喝


现在限制公款吃喝，杜绝浪费，是英明的决定；不过我想，肯定也给有些公务人员开展工作增加了难度。说是公款吃喝，其实公款吃是次要的，现在谁也不亏嘴。尤其能动用公款的人，早吃出脂肪肝了。人家的目的主要还是喝，无酒不成席嘛。


都是官场上的人，见面儿全端着架子，谈话打着官腔儿。“这个……那个……不好办呀……”几杯酒下肚，俩人就是哥们儿了。既然是一家人，那就不说两家话，“哥……这……不算事儿……交给弟了……”


所以我觉着可以改成“私款”吃喝，反正光喝酒不摆排场，花不了几个钱。几个负责人在办公室一坐，你带包儿花生米，我带瓶二锅头，为的就是缓解谈话气氛。当然了，还得规定，不许撒酒疯。


哈哈，上边是开个玩笑，你以为都像我啊！


高档餐厅


一限制公款消费，很多高档餐厅扛不住了。私人花钱谁上那儿呀？高档餐厅讲究的是服务，讲究的是环境，讲究菜品的样式，讲究制作工艺的烦琐。还有的什么都不讲究，就讲究一个字——贵。


两口就能让你吃饱的餐厅，绝对是低档餐厅。吃多少口都不饱的餐厅，那才叫高档餐厅。


我参加过很多饭局，动辄花钱上万，宴席结束还得找家饭馆儿吃碗拉面。吃着吃着听见有人说“来碗拉面”，抬头一看，是花钱请客那主儿。他也没吃饱呀！


咱中国人吃饭爱凑热闹，饭馆里人越多，客人越爱去。津津有味地坐门口儿那塑料凳子上等位，吃着免费瓜子、虾片儿（其实是淀粉做的，没虾米），手里拿着纸条儿，盼望着，盼望着。服务员拿麦克喊“1800号”，赶紧站起来招呼同伴儿，“别买煎饼了，到咱们啦！”


要是挺大的餐厅，空空荡荡，一个吃饭的没有，服务员大眼儿瞪小眼儿，厨子攥着菜刀发愣，谁敢进去呀？那天我跟我媳妇儿进了一家餐厅，一个客人没有。大堂经理看见我们，大喊一声，“来吃饭的啦！”就跟盼了多少年似的，吓得我们落荒而逃。


高档餐厅也不能总扛着呀，得响应号召，降低门槛儿。也卖起了地三鲜、刀削面、西红柿炒鸡蛋，价格亲民，还是没人进来。布置得跟皇宫似的，面前摆两个酒杯、一个分酒器，不锈钢的刀叉，景泰蓝的筷子，身后站俩服务员，让你吃蛋炒饭，也吃不下去啊。像刀削面呀、卤煮火烧呀、麻辣烫呀，就得在马路边的小馆儿吃，高档餐厅的厨子还真做不好。这就好比让莫言写段相声似的，估计他不会。


高档餐厅的出路在哪里呢？我觉着别光在高档上下文章，可以增加点儿文化气息，比如跟某个年代挂钩，跟某部文学作品或者某位名人挂钩……办成主题餐厅，让客人醉翁之意不在酒。我就是瞎想啊，您要是办完之后赔钱，跟我没关系。

随份子


曾经请我吃过饭的某基层领导，因为给孩子办婚礼，结果被罢了官。这人给我的印象不错，平易近人。我觉着他挺背的，领导也是人呀，给儿女办酒席，这是做父母的责任和义务呀。不过国家也有国家的考虑，很多官员借着给儿女办喜事儿，收红包敛份子。矫枉过正，对整治腐败是个好事儿。那位基层领导可能自己觉着也挺冤，但是要想彻底改变风气，总得有牺牲啊。


我有位老师兼酒友白云海，是位词作家。上美国交流访问，正赶上洋人在他下榻的宾馆办婚礼。白云海先生从那儿路过，也被邀请喝喜酒。外国人自来熟，俩人不认识，走街上都互相乐乐。不像现在的中国人，俩人住对门儿，在电梯遇见了，谁也不搭理谁。


白先生外场人，洋酒挺贵的，哪儿能蹭儿喝呀？他那个岁数的人有强烈的民族自尊心，不能给炎黄子孙丢脸，马上掏出一张美子（他们那个岁数的北京人对美元的称呼）拍给人家，“This is fen zi.”他那英语水平不会翻译“份子”，只能采取音译的方法。


老外愣住了，怎么还给小费呀？这是“飞来凤”呀！乐得鼻涕泡儿都出来了，一个劲儿地给白先生敬酒。白先生惨了，喝得晕头转向，差点儿给炎黄子孙丢脸。


后来才知道，美国人结婚一般不给现钱。办婚礼之前小两口儿列个单子，把需要的东西写上，发给大伙儿。大伙儿根据自己的实力以及跟新人的关系，决定给人家买什么。当然了，单子上列的都是小物件，类似泡菜坛子之类的，不能狮子大张口儿，写上别墅、豪车，写也白写，没人给你买。


国内结婚都扎堆儿，赶上好日子，同一家酒店的几个厅同时举行几场婚礼。每个厅门口儿都摆张桌子，那就是收款台。您随份子的时候一定注意旁边的结婚照，看看新郎、新娘您认识不认识。


有位相声演员去随份子就出错儿了。他认识新郎的母亲，也不知道新郎长什么样儿，也忘了问新郎姓什么了。到大厅门口儿交完钱，进大厅一看，一个人也不认识。


新郎正敬酒那，一瞧进来位相声演员，赶紧迎上来了。相声演员一问才知道，随错份子了，他参加那婚礼在楼上。


新郎要把钱退给他，这位演员挺局气，“给出去的红包哪儿有往回收的呀？这说明咱有缘，我也沾沾喜气。”说完这话上楼了。


他正在楼上喝喜酒那，新郎提着两瓶茅台，拿着两条软中华还礼来啦，比那份子钱多出好几倍。


这就是仗义人遇见仗义人啦！要是每个人都跟这二位似的，讲外面儿，生怕别人吃亏，社会风气会好得多。


问题是现在想占便宜的人太多。


随份子基本上不赔不赚。你结婚我给你随份子，等我结婚的时候你还得给我随份子呢。我要是已经结婚了呢，没关系，给孩子办满月酒，你还得随份子。要是孩子也大了，那也没关系，给我们老太太办生日，你得随份子。反正总得找个茬儿，把份子钱收回来。

年夜饭


现在很多人懒得做年夜饭，上饭馆儿吃。三十晚上饭馆儿改行了，改劫道啦！价格翻倍不说，还不许点菜，给你上什么吃什么，咱花钱还得让他管着！还得给你规定时间，俩小时一场，吃到一半儿，下一场的客人来了，一家人站桌子旁边瞪着你，你还吃得下去吗？


您要不给人腾地儿，服务员指不定说出什么来呢！本来过年回不去家就一肚子气那，那天还比平时忙。虽说三倍工资吧，三十晚上干得是四倍的活儿。她兴许把这一肚子怨气发在您身上。就算没跟您发火儿，大除夕的，看见服务员吊个脸子，心里也不痛快呀！


菜也都是提前做好的，给您加加热完啦！客流量增加好几倍，有一部分不缺钱的厨子还回家过年去了，厨房根本忙不过来。而且不缺钱的厨子都是干得好的，留下的很可能就是炒菜不怎么样的，所以饭菜口味下降是理所当然的。


我劝您三十晚上还是在家吃。实在懒得做，酒楼不是卖半成品嘛，买回去加工加工。饺子也是，包几个意思意思就得了，别跟我们家似的，去年除夕包的饺子还没吃完呢，又进腊月啦。

宴请


宴请一般都是指因公务、商务而凑在一起吃饭。参加这种宴请一定要注意着装正式，准时出席，千万别迟到，否则在一群人的注视下入座，感觉自己都快被红烧了。


但是也别去得太早，因为很可能对赴宴的宾客不很熟悉，你早去了，还有几位也早去了，谁也不认识谁，在包房里大眼儿瞪小眼儿，非常尴尬。再说了，参加宴会一般都有点儿拘束，提前去了，提前受拘束，不是给自己找罪受吗？最好的办法就是提前到酒店附近，找个咖啡厅喝点儿东西，看时间差不多再去酒店。


去之前先在家煮点儿面条吃。这种宴请的菜品一般都是样子货，禁看不禁吃。而且去了之后，不是自己发言就是假装认真地听人家说话，埋头吃饭的时间不多。事先吃点儿垫底儿，省得在餐桌上总寻找机会偷嘴吃。


主办者安排座次的时候，第一次安排给你的地方一定不要坐，这多半儿是客套，其实你该坐哪儿他心里早就有数儿了。大伙互相谦让，你可以躲在一旁等着。直到比你有身份的人全都坐好了，这时候安排给你的座位，你就可以坦然地坐下了。


吃饭的时候一定要明白在餐桌上的角色。是主要被宴请者，还是请来陪客的，或者是请来陪酒的。如果你是主要被宴请者，那么一定要多说话，说少了别人认为你端架子。假如你是陪客，那就多倾听，说多了搅和人家的正事儿。


假如你是负责陪酒的，那就端着分酒器，站到每位宾客的身后敬酒。然后再提议，“拎壶冲”一回（就是直接拿分酒器往嘴里倒）。这时候你可以闹腾一点儿，因为主办方就是让你来活跃气氛的，把组织交给的任务完成好，就会增加自己的人气指数。


但是也要注意一点，喝得要恰到好处。给别人感觉你已经有点儿喝多了，其实那种状态是表演出来的，你心里明白得很。你的任务是替主办方把被邀请人灌多了，你要真喝多了，折腾起来没完，那就抢戏了。


如果赶上被邀请者海量，没完没了地敬你酒，你觉着自己不行了，可以偷着上洗手间吐一下儿。千万别把分酒器中的酒换成矿泉水，被人发现了，客人会对你极其鄙视。


你可以跟服务员要一大杯矿泉水放到一旁，喝酒的时候不咽下去，在腮帮子里存着，然后假装喝水吐到大杯里。但是要注意，不要喝完酒马上端水杯，得让酒在嘴里存一会儿，最好再说两句话，让客人认为你真咽下去了，再端水杯往里吐。


嘴里含着酒说话的时候一定要吐字清晰，这是一门功夫，平常在家可以多练练。大杯子里的矿泉水可以趁人不注意的时候，偷着往桌子下边洒点儿，别让人瞧着越喝越多。

饭局


饭局的规模比宴请小，档次比宴请低，都是因为私事儿，或者什么事都没有，就是哥几个凑一块儿聚聚。


朋友聚会的饭局是最轻松的，想喝多少喝多少，什么好吃就吃什么。不用担心酒后失态，也不用照顾吃相儿，更不用说那些屁用没有、可是又必须得说的客套话。


还有一种饭局是答谢宴会。人家帮你办完事儿了，请客表示感谢。这种饭局最重要的是气氛热烈，放开量喝，把客人都喝迷糊了，才显出你的真诚。反正事儿也办完了，不用担心客人第二天把该办的事儿给忘喽。


最需要引起重视的饭局是求人办事儿请客。这种饭局的环境一定要高档，酒和菜一定要看上去就很贵，这样人家才知道你对人家很重视。吃饭的时候尽量少提让人办事儿这话题，容易引起尴尬。等到人家提起来的时候，您再说几句“您多费心”之类的话，然后赶紧转移话题，“喝酒喝酒。”那意思是“您能办就办，不能办拉到，咱照样儿是朋友”。别给人施加太多压力。


80年代末，我师爷赵振铎先生家要装电话。那时候老百姓想装部电话太难了，明明有号儿也不给你，你就等着去吧！


我师父请电话局的人吃饭，我师爷也到场。人家喝得非常高兴，跟我师父一块儿上洗手间的时候，告诉我师父了，“放心吧，李老师，一个星期通电话！”


本来事情挺圆满呀，饭局结束的时候，我师爷一句话给弄砸了，“这酒也喝了，饭也吃了，电话什么时候装呀？”


就这一句话，又等了仨月！

5.烟、赌、毒


禁烟令


咱们中国人跟老外比起来，比他们聪明，比他们勤劳，比他们服从上级领导，就是自觉性比人家差点儿。我可不是崇洋媚外，我觉着中国人除了自觉性跟外语，别的方面都比外国人强出不是一星半点儿。


咱们中国人习惯让人管着。封建时代有皇上跟父母官儿管着，解放后是组织管着。现在加快民主化进程，组织上不管那么多了，很多人就跟孩子突然离开家长身边似的，撒了欢儿地折腾。也难怪咱不自觉，压抑了那么些年，好不容易没人管了，再自己管着自己，那不是自找苦吃嘛。


就说人行横道的红绿灯吧，咱中国人要是看左右都没车，红灯照样儿过马路。外国人那，方圆十里地都是无人区了，看见人行横道是红灯，他照样儿在那儿等着。就跟狗看见骨头就流口水似的，形成条件反射了。


在咱中国，要是马路上一辆车没有，这人站在马路边等红绿灯，肯定有人会偷着乐，“这哥们，缺心眼儿。”问题是等红绿灯这人不缺心眼儿呀，他也能发现别人瞧自己那眼神不对。心里琢磨，“再跟这儿站着，别人真拿我当大傻子了。去他妈的吧，我也过。”慢慢的，等红绿灯那小部分人，也融入到广大的不等红绿灯的人民群众中去了，甭管红灯、绿灯、警报灯，没车就过！


还有这禁烟令，下达那么长时间了，还有那不自觉的，看没人盯着，掏出根儿烟就点上。别瞧咱中国人挺关心别人的私生活，谁谁谁年收入多少了，恨不得上税务局查查底账去；谁跟谁一块儿看电影了，恨不得跟踪追击。但是遇到违反公共道德的事儿，很多人的热心就消失得无影无踪，变得极其淡然、超脱，事不关己，视而不见。


看到有人违反规定抽烟了，旁边那些不抽烟而受到尼古丁污染的人，能够上前制止的有几个呢？万一抽烟这人是黑道儿上的，捅我一刀跑了，谁给我报销医药费呀？他想得也不是完全没有道理，真有那见义勇为的主儿自己花钱看病，连被他搭救的事主都不露面儿。多一事不如少一事，吸那么点儿尼古丁得不了肺癌，比让人捅一刀强多了。


有人说了，组织个类似城管的组织，叫“烟管”，到处抓偷着抽烟的去。罚款一部分上缴国库，剩下一部分给他们开工资。您别忘了，偷着抽烟的人都是不自觉的，有几个老老实实交钱的呀？我就没钱，你敢翻我兜吗？不让我走我愣走，你能用手铐给我铐起来？抽根儿烟也没那么大罪过呀！城管查抄小摊儿也是为了执行公务，招多少人骂呀？“烟管”得罪的人肯定更多，又没城管那好身手儿，弄不好就得挨揍。


让群众自己管理群众呢？瞧见有偷着抽烟的，鼓励大家拍视频放到网上，进行人肉搜索。搜索着又能怎么样呀？这不像嫖娼，不敢让人知道。就是抽根烟而已，身边的同事跟亲人也不可能因此鄙视他呀？顶多见面了开句玩笑，“成名人了嘿，给我签个字吧。”事儿就过去了。


看起来要真正实行禁烟令，确实有难度。反正我是没招儿，当然了，这事儿也不归我管。以前不是也规定过嘛，饭馆不允许抽烟。可是咱中国人下饭馆离开不酒，烟酒不分家呀，喝酒就得抽烟。


你不让我抽烟，我不上你这儿吃了，上能抽烟的饭馆儿吃去。饭馆不能把财神爷拒之门外呀，便采取了个折中的政策，左半拉是吸烟区，右半拉是无烟区。尼古丁不管是不是无烟区，该往哪儿飘往哪飘儿，跟让随便抽烟差不多。


当然了，就算这禁烟令暂时不能完全执行，颁布了也是好事儿。提高全民的禁烟意识，早晚有一天养成不在公共场所吸烟的习惯。还能提醒那些不吸烟的人，千万别学，学会了也没地方抽去。良性循环，烟民不是越来越少吗？


有人说了，要是不卖烟，不就全戒了吗？


您要这么说，咱就换个话题吧。

打麻将


身边有不少人热衷于打麻将，一打就是十几个小时。累了让别人替两把，躺沙发上眯瞪一觉，睡醒了接着打。很多专为打麻将设置的棋牌室、茶楼应运而生，连洗浴中心的包房都摆上了麻将桌。


北京还稍微好点儿，到了南方一些中小型城市，走几步就能看见一间棋牌室。很多是由居委会改的，条件极其简陋，除了麻将桌什么都没有，连打牌坐的椅子都得自己带。


很多经营小生意的，干脆把麻将桌摆在摊位旁边，临近的几个摊主凑一局，连玩儿牌带照顾生意，两不耽误。要是玩儿上瘾了，那可就没时间管生意的事儿了。你站那儿喊：“老板，来瓶汽水。”老板连头都不抬，“自己拿。”


“给你钱。”


“放桌子上。”


“找钱。”


“抽屉里有。”


到了四川、重庆一带，家里长辈去世不但设置灵堂，还得设置麻将桌。亲友来吊唁，在遗像前大哭一通儿，孝子也陪着哭天抹泪。例行的程序结束之后，孝子马上招呼茶坊（就是负责接待的人员）“再开一桌！”


茶坊马上支桌子，拿麻将牌。吊孝的亲友擦干眼泪上战场，化悲痛为力量，不赢个三百二百的，对不起死去的亲友。


不是有那么个传说嘛，飞机飞抵四川，还没降落呢，在空中就能听见“稀里哗啦”洗牌的声音。


我这个人对于麻将、扑克全都不敢兴趣，一切跟赌博有关的活动基本上不参与。顶多在酒吧猜猜骰子，那也是为了喝酒助兴，不在乎胜负。


所以我实在不理解别人为什么有那么大赌瘾。有人跟我说了，打麻将是为了减压。只要往牌桌上一坐，各种烦恼全都抛到九霄云外，满脑子想得就是红中、白板。看起来这跟写书法、练瑜伽、打坐差不多，让人精神集中，宁心静气。


不过您全神贯注地关注牌桌上的输赢，就容易大喜大悲。心脏不好的人，有时候就承受不了这种刺激。我认识的人里，就有两位牺牲在了牌桌上。再说了，一打就是十几个小时，这根儿神经总那么绷着，就算没出事儿，对心脑血管也是个伤害呀。


现在打麻将都跟钱挂钩儿，不像过去玩儿扑克，谁输了往谁脸上画小王八。您要组织个牌局，不玩儿钱，光往脸上画小王八，肯定没人参加。


不玩儿钱确实没意思，但是玩儿钱就要有个限度。这还不能死规定，每局输赢超过多少元算违法。咱不能让王健林跟楼下大妈一样，都玩儿二、四、八块的。这得根据个人的经济状况定，反正不能太大了，别影响正常的生活。


输赢数目太大，首先影响牌友之间的感情。输牌有时能倾家荡产，输钱的能不急红了眼吗？有那利欲熏心的，为了赢钱开始弄虚作假。输钱的还想捞本儿，手头又没赌资，坑蒙拐骗的事儿全都干得出来。


就算您愿赌服输，家里人也跟着急呀！某地曲艺团有位演员就是嘛，突然失踪了。那年头又没手机，家里半年多找不着这个人，媳妇儿都快改嫁了。


后来才知道，这人欠了赌债，债主是马戏大棚的班主。他还不上钱，人家逼着他卖身为奴，跟着马戏大棚演出半年，抵了那笔赌债，才把他放回来。


所以说从各方面考虑，咱还是少打麻将，多去健身房。

演艺界与毒品


要说最痛恨毒品的，应该是影视投资人了。投资几千万拍出个片子来，里边的主要演员吸毒，片子不让卖了，几千万打水漂儿了。


细一想制片人确实挺冤，演员吸毒遭封杀罪有应得，我招谁惹谁啦？我又不知道他吸毒。我们拍戏的时候也经常跟制片人开玩笑，“别得罪我啊，得罪我，我就吸毒去。”当然了，这只是个玩笑，真那样儿制片人损失的是一部戏，我损失的是后半生。


但是从长远利益考虑，这种政策还真是有百利而无一害。毒品对人的诱惑力太大了，不加大打击力度，确实难以整治。现在的做法让制片人吃了亏，但是这么一来，制片人提高警惕了，跟演员签合同之前，先验尿，有问题的绝对不用。


这下儿演员不敢吸毒了。你就是再大牌，再能躲过各方面的检查，你吸毒就没人请你拍戏。娱乐圈的新生力量也不敢了，吸毒就没法儿在娱乐圈儿混。所以说这种措施利在当代，功在千秋。

远离烟、赌、毒


要说烟、赌、毒这三样儿，前两样儿我还真沾过。


先说这烟，上小学之前抽过。那时候也不懂抽烟有什么好处或者坏处，就知道抽烟了就是坏孩子。我们小时候都不想当好孩子，想当坏孩子。因为好孩子在外面受欺负，叼根烟卷往路上一走，一般没人敢欺负。


街坊小孩从他爸爸的烟盒儿里偷出几根儿来，哥几个找个偏僻的角落，一人嘴上叼一根儿。远处有大人过来，赶紧把烟藏到身后。那种感觉跟搞地下工作似的，很刺激。


还有的时候，几个孩子凑钱，你三分我五分，凑够了两毛钱。派一个给爸爸买过烟的孩子去小卖部，买一盒儿“工农烟”。小卖部的售货员也是街坊，万一她问买烟干吗，就说是给爸爸买的。


估计那时候只是把烟叼到嘴上摆摆样子，根本不懂烟是往肺里吸的。抽了一段时间，新鲜劲过去了，也就把这事儿给忘了。通过我这事儿得给广大抽烟的父母提个醒，少当着孩子抽烟。孩子分不清好歹，又喜欢模仿，一不留神教坏了孩子。


再说赌。麻将牌不会，但是赶上打扑克，人家缺手儿，我也跟着起起哄。有一回在火车上斗地主，正赶上乘警从这儿过，看见每人面前都摆着钱，抓了个现行。人家说了，赌资暂时没收，交了检查再还给我们。我们这帮人挺有志气，士可杀不可辱，赌资不要了，也没写这检查。


我们出国演出的时候，有些演员出于好奇心进了赌场，结果输得多，赢得少。细一想，赌场赢钱的绝对是少数。要是每个人进去都赢钱，没两天赌场就关门儿了。人家吃饱了撑的，投资建那么大个房子，装修得那么豪华，买那么多设备，雇那么多人员，让你进去赢钱？赢的钱是诱饵，早晚得输回去。


您看那些贪污犯，有很多都是上赌场赌钱输了，挪用公款当本钱，想等赢钱再还上。结果呢，越赌输得越多，挪用的公款数额也就越大，最后想了个解决的办法，跳楼。


下面说到毒，我向毛主席保证，我绝对没沾过。这还真跟年轻时候接受的教育有关。我刚开始学相声的时候，毒品距离我们还很遥远，身边就没有吸毒的。我的师爷丁玉鹏就警告我，毒品绝对不能沾。


他给我讲了个他亲眼见过的实例：有位相声老艺人叫聂文治，说相声挣了不少钱，全让他买毒品了。竟图一时快乐，到了晚年不但没有任何积蓄，连栖身之地都没有，最终露宿街头。身上扎吗啡那针眼都腐烂了，臭味熏天。


茶馆、堂会不找他了，只能在鼓楼前头摆地摊说相声。让毒品折磨得精气神都没了，说相声也没人听。只有爱好曲艺的人士，知道他以前是个名角儿，躲得远远地听上一段儿。他每回的开场白都是，“赶紧听吧，过两天您就听不着小聂啦！”后来，这位曾经的名角儿，死在了街头。


老艺人当中抽大烟的不少。解放前，安徽滁州不是大城市，但是很多艺人都曾聚集到那里卖艺。不是因为那儿能挣大钱，是因为那儿的人种植大烟，吸毒方便。


还有某位京剧名家，您要请他演出，得预付演出费。为什么呢？他那行套在当铺押着呢，都换钱抽大烟了。得用这演出费把演出服赎出来，还得上烟馆过足了烟瘾，要不然根本没力气登台。


您说毒品这东西多害人？


郑重劝告年轻人，如果你们现在没沾过烟、赌、毒，千万躲远点儿。那东西就跟传染病似的，沾上容易，想去根儿可就难啦。不沾的时候，有它没它都一样。只要一沾上，明知道那是毒药，你也管不住自己，也得老老实实地让它伤害你。


别嫌我啰唆，真是不想让这些东西再害人了。

6.我的理想


很多人小时候都写过这篇作文，我也写过。


我们小时候，大部分女生的理想是，做一名人类灵魂的工程师。因为女生都爱拍老师马屁，所以都说长大了像我们老师一样，教书育人。都当老师了，哪儿找生源去呀？仨老师带一个学生，还让不让学生活了？


男生的理想五花八门，当解放军叔叔的，当农民伯伯的，当工程师的，当掏粪工的，当飞行员的，当烈士的……


我小时候真正的理想，就是取缔学校，让老师都失业，我们也不用上学了。


如今四十五岁了，要是还让我写这篇作文，我的理想是什么呢？告诉您吧——


当个酒腻子


酒腻子是句北京土话，就是甭管有没有酒局，在不在饭桌上，想起来就整两口儿。洋人没事儿也来杯葡萄酒，但那不算酒腻子。因为人家是为提神，不为喝醉。


酒腻子只有两种生活状态——睡觉、喝醉。


酒腻子喝酒不挑酒菜儿，西红柿、果丹皮、口香糖、狗粮豆儿……实在不行拿啤酒下白酒。小时候胡同儿里有那老头儿，喝酒搁一碟子盐，手指头蘸咸盐就二锅头。胡同里还有更神奇的老头儿，拿铁钉子就白酒。您别害怕，不是吃钉子，是舔钉子。新钉子还不行，没咸味儿，得是生锈的钉子。


酒腻子喝酒也不分场合，在大街上走着走着，感觉酒劲儿过去了，飘飘欲仙的感觉没了，从兜里掏出小酒瓶儿，“咕咚咕咚”灌下去几大口。胃里不烧得慌吗？岂止是胃里呀，从肠子往上返。这时候就看功夫了，要是吐出来这几口酒可就浪费了。必须得憋住气，连续做吞咽动作，让这翻江倒海的感觉过去，过去之后就是一片晴天，浑身上下，从脚趾头都透着那舒服。


只有酒腻子才能描写得如此之生动，如此之细腻，如此之传神。


我曾经做过短期的酒腻子。你听着新鲜吧？有短期出家的，短期结婚的，还有短期酒腻子的？


我也想做长期的酒腻子，但这可不是想当就能当的，长期酒腻子的门槛儿相当高。首先说，你肝功能得好。刚当两年，患肝癌死了，不值当。


其次，你酒品得好。喝多了就闹酒炸，满大街找茬儿打架，那样儿的话，不是让人打死，就是把人打死挨枪子儿，怎么都活不了。


第三，酒腻子还得有适合的工作。出租司机能当酒腻子吗？那不是找死嘛！最好是自己当老板。那也得看什么老板，潘石屹那种不行，喝多了签错个合同，几个亿没了。自己做点儿小生意，开小饭馆儿啦，开小卖部啦，喝酒不影响工作。


说到这儿您一定会笑话我，理想是当酒腻子？瞧你那点儿出息。您可别小瞧酒腻子，李白、陶渊明、怀素、丁大个儿……这不都是酒腻子吗？丁大个是我一个朋友。


王羲之喝醉写出的《兰亭序》是神来之笔，清醒时候重写，神就没来！要是没有酒，学行书的人就没有那么好的字帖！人民大会堂那副《江山如此多娇》，是傅抱石喝多了画出来的，喝那茅台还是周总理特批的呢！


当然了，我跟人家大师比不了。人家喝多了能写东西，我喝多了什么也写不出来，上台演出嘴都不利索，所以我只能当短期酒腻子。忙的时候憋着不喝，赶上这段时间没什么事儿了，那就过几天醉里乾坤的生活！


等喝得浑身难受了，喝不动了，赶紧把酒停了，养几天身体，再重新开始工作。


我的理想是当一个长期的酒腻子，早晨起来一睁眼，躺被窝儿里就喝两口儿，喝得浑身微热，再起来刷牙漱口。然后揣着小酒瓶子上街，找个早点摊儿，来一个烧饼夹荷包蛋，来一碗馄饨，再顺下去三两。


这时候开始在胡同里溜达，脑子里什么烦恼事儿都没有，看对面过来的哪个人都跟看见情人似的。甭管认识不认识，都冲人点头儿乐一下儿。一直晃悠到中午，来到自己的饭馆儿。我跟丁大个、大伯、白云海几个酒友合伙开了个饭馆儿，老北京风格的，卖点儿北京小吃，炸灌肠啊、爆肚儿呀、炒肝儿呀、茶汤呀，玻璃柜台里摆着几样儿凉菜，主食是炸酱面。


我们几个人坐在大堂连喝带聊，我们不上包房——憋得慌。大堂多热闹呀，甭管认识不认识，都能聊两句。喝得差不多了，回家睡午觉。


睡到下午四点多钟醒了，口干舌燥，打开冰箱拿出瓶凉啤酒，一口气喝下去，立马儿神清气爽。溜达到我们合伙开那饭馆儿，要是春秋两季，不冷不热的时候，我们几个人把桌子抬到外面，小酒闷着。看着下班拥堵的车辆，熙熙攘攘的人流，享受着北京城浓郁的生活气息。一直喝到天黑，再迷迷糊糊回家睡觉。


说到这儿我得强调一句，这饭馆儿是我理想当中的饭馆儿，现实生活中可没有。


估计这种理想永远不可能变成现实了。首先我身体不允许，喝不了两天痛风犯了，就得在床上躺一个礼拜。


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，我媳妇儿不干。


那么我的另一个理想就是——

吃低保


十年前，为了写剧本，我专门在北京胡同的大杂院租了间平房住。说是体验生活纯属唱高调，主要是重温一下儿老北京市井的气氛。


我们院儿住着两位吃低保的大哥，一位四十多岁，一位才二十多岁。低保就是最低生活保障，一个月多少钱我不知道，反正吃饭穿衣够了，上歌厅、泡酒吧甭想。


就算一分钱不用花，吃低保的人也不去歌厅、酒吧。一是感觉闹得慌，二是觉着同样的酒水一下儿贵了好多倍，那不是挨宰吗？他们管这种行为叫大头。还不如上门口儿的小卖部买瓶凉啤酒，站电线杆子底下一边闲聊，一边对着瓶儿吹那。


吃低保的人不用上班，所以有的是时间闲聊。您别看没工作，他们绝对不会自卑，胡同里也没人小瞧他们，倒是有很多人羡慕他们活得滋润，为自己没有资格吃低保而遗憾。


吃低保的人很多不全指着低保，家里本来有两间大房，租出去了，自己租一间小房子住，每个月还能收点儿房租。他们大多没有儿女和老人的拖累，一个人或两个人吃饱了全家不饿。他们住的地方大都在市中心，您周末才能忍受着堵车的痛苦去一趟的地方，人家吃饱了就能去溜达溜达。


他们没有生活负担，也没有奢望，每天三顿饭、两个倒儿足矣。他们也有理想，那就是赶上拆迁，就地上楼分个大单元，再分它几百万。


他们看病有医保，自己掏不了多少钱。真正需要花个几十万的病，他们认为也没必要浪费钱了，自生自灭，索性连医院都不去了，省下钱来买点儿肉吃。


我没事儿喜欢去寺院待两天。跟师父聊聊天儿，早晚听听诵经的声音，心情格外的宁静。我也跟着师父学习佛法，但我却不是一个合格的佛门弟子。我会忍不住喝顿大酒，我也没能放下生死、名利。


不过我会认真地学习佛经，我喜欢禅宗的思想。不执着于有，也不执着于没有，世间一切都是空的，包括自己的肉体。什么负担都没有，这人活得多轻松，多自在呀？


但是我没法儿出家。第一我有痛风，盘不了腿。僧人不见得非能盘腿，但是不能盘腿的僧人肯定不是合格的僧人。您看虚云长老，一百二十岁的时候还能打坐那。如果早晚课的时候哪位师父坐在小板凳上，您看着也不够庄严啊。


一般寺院都比较偏，我离不开市井。出去旅游，我对于野外景点没什么兴趣，我喜欢老城区的建筑、街道、行人、商店、小吃……


还有个最大的问题，我放不下单口相声，放不下影视表演，出了家再上台说单口相声，佛教协会肯定给我开除了。


所以我不是出家的材料。大隐隐于朝，朝廷肯定没我待的地方。那就做个中隐吧，中隐隐于市，我就在胡同里找个小院儿隐着吧。


什么堵车、汽油涨价、停车位、车脾气、养车，全都跟我无关，我骑电瓶车。


股票爱涨不涨那，我没钱倒腾那玩意儿。


还房贷？用不着，我住房管局的房，一个月一百来块钱儿房租，我找个茬儿还就不给他。有本事你把我轰出去，借你俩胆儿！连你们房管局那块地儿，过去都是我姥姥家的！


话是这么说，真让我吃低保行吗？不行！因为我已经是有车有房的人了，再让我回去住小平房骑电瓶车，我接受不了。我没那么高的修行。


所以我还有一个理想，严格说是梦想，那就是——

重新活一回


凭我今生今世的修行，来世成佛的可能不是不大，而是根本没有。不过我也没缺过什么德，来世投胎做人的把握应该是百分之八十。


还有百分之二十的可能是做畜生，要真那样的话，我的理想是投个狗胎。因为狗跟人关系最亲，而且狗是几岁孩子的智力。一辈子长不大，多幸福的一件事儿呀？


也别当藏獒什么的，天天让人在笼子里关着。我也不想当宠物狗，身边都是人，就我一个狗，多孤独呀？连个聊天的都没有。


我就当个流浪狗，想去哪儿去哪儿，想睡哪儿睡哪儿，就跟现在这背包客一样，四处云游。


不愁没吃的。现在这人都有爱心。我看见有人吃东西就冲她摇尾巴，什么好东西她都舍得给我吃。也不怕冻着，我们狗天生不怕冷。夏天我顺着高速公路上延庆避暑去，比宠物狗自在多了。


万一投胎做人的话……呸！什么叫万一呀，我就应该投胎做人！当然了，也可能投胎做个女人。下辈子我要是女人的话，千万别让我长得太难看，整容手术那千刀万剐的滋味太难受了。最好让我长成一个大美人，女人只要长得漂亮，别的都不需要了。


要是跟我现在一样，下辈子还是个男的，那最好能给我换个人家儿，托生在我发小儿大山他们家。虽说大山他们家跟我们家一样没钱，但是他爹妈不吵架，也没离过婚，最重要的一点是，他爷爷、奶奶护犊子，能让我充分感受到家庭的安全感。


我也不愿意跟我这辈子似的，十几岁从胡同搬到了楼房。刚从胡同上楼那阵儿，憋在钢筋水泥的房子里，孤独死了。我愿意热热闹闹的，一直在胡同里住着，直到娘娘庙胡同拆迁，跟街坊们一块儿上楼。


我还得说相声，不过爹妈最好能跟现在这家长似的，帮着我找个老师。省得让我一个人苦苦摸索了好几年，才遇到了会说相声的老师，浪费不少学艺的时间。


到部队之后，别那么腼腆。既然喜欢那个女孩儿，也知道那个女孩对自己有意思，就大胆捅破了这层窗户纸，省得将来后悔。


酒该喝还得喝，但是千万别跟这辈子似的，前半生把后半生的酒都喝完了。每次喝好为止，喝之前一定喝点儿酸奶保护胃，喝完酒一定吃点儿东西保护肝，别心疼钱，尽量喝好酒，劣质酒伤身体。


在燕山石化那几年光阴，别跟这辈子似的荒废过去。利用这段难得的清静时间多读读书，再弄个大本的文凭，省得填履历表的时候，学历一栏儿没的写。


当编剧那些年，应该想办法跟大导演接触上，那样肯定能出点儿好作品。


说单口相声得奖之后，应该抓住这个机会，不断地出新段子，写不出来就花钱雇人写。还得玩命儿地炒作自己，巩固自己的知名度。


写书的时候……写书的时候就应该跟这辈子似的，认认真真地写。


上面那些理想的实现都错过了，其实我现在的理想就是——


这本书能火！

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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